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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养猫二三事   

作者:王宏凯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2月03日 15:30:42 阅读 

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养猫史伴随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养猫成为一门科学,成为近代动物学的组成部分,对猫的记述已经摆脱了简约晦涩的古典方式,步入近代科学研究的范畴。不过,翻阅民国时期的报纸,品味其中养猫的往事,感触至深的不是学术界对猫的早期研究,以及充满情感的“猫痴”文章,而是透过那些色彩斑斓的养猫往事所呈现在眼前的民国社会生活。

一、鼠疫和养猫

鼠疫,又称黑死病,是一种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鼠疫在中国大暴发,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波及,尤其以黑龙江、山西、河北、广东、福建和四川等地最为严重。其流行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民众死亡巨大,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为此,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鼠疫预防工作,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法规,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鼠疫,措施之一就是鼓励民众养猫捕鼠。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的《鼠疫概要》明确提出动物捕鼠的方法,认为猫和犬捕鼠最佳,但要注意不能让猫吃饱,猫吃饱了则见鼠不捕。毕梦飞译国外《鼠疫之预防法》(《晨报》1921年2月16日)讲道:“凡有鼠之地,难免不发鼠疫,宜畜猫以捕之。”李子繁《预防鼠疫须要养猫》(《中山日报》1937年5月30日)一文认为,预防鼠疫“简而易行,较易见效者,莫如选养良猫以治捕之”。其文提出6条建议:一是猫种之选择;二是相猫之法;三是饲养之法;四是卫生机构提倡养猫;五是政府制定法令,严厉处治偷猫之罪;六是严禁宰食老猫以杜盗猫之风。为了让猫在捕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民间曾有一场“解放猫儿”的运动,呼吁禁止将猫关在家里,不准买卖猫,让猫可以自由地外出捕鼠。1943年2月14日《革命日报》刘孟侯《放猫吟》,1944年1月17日《革命日报》石行《解放猫儿》,1944年7月15日《陕北日报》曰郁章《解放猫儿》等文章都反映了民国时期“解放猫儿”运动的情况,以及“养猫即是灭鼠”的社会共识。

民国时期,全国家庭养猫的总数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虽然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从文献上看,为预防鼠疫,广东、福建、四川、云南和陕西等省政府曾经鼓励民众养猫,甚至要求一户必须畜养一只猫。1941年4月25日《南华报》刊登广东省政府关于禁止食猫的通令,讲道:“鼠疫发生,系由寄生鼠体之鼠蚤传播,本省南路廉江等县,每春季必有流行,其害人之多,传染之速,诚足惊人。为防患未然,以保康饶起见,尤应早日进行扑灭鼠类,以灭鼠疫危险,而杀鼠类,尤以畜猫为最有效法门。……广东省各界三十年度春季种痘及灭鼠大运动委员会,有见及此,特语省府明令禁止杀食,并限每甲畜猫五头以上,以维卫生,而绝鼠类。”1943年11月29日《福建日报》言:“省当局即将通令全省,鼓励民间普遍畜猫捕鼠,期于两年内达到一家一猫,根绝疫患。”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辑《福建省概况》记载:1937年福建省户口数约为2291074户。按总户数的一半计算,仅福建一省就有100多万只猫,可推测民国时全国养猫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鼠疫预防工作。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坚持发动民众,群防群治,中西医结合,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1942年3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治理论报《解放日报》报道:延安市提倡养猫,拨款3000元用于奖励灭鼠,专门派出人员设计灭鼠养猫的办法,指导民众实施。

民国关于禁止吃猫的通知.jpg

民国关于禁止吃猫的通知

预防鼠疫的需求使猫成了稀缺的物种,各地猫价飞涨。《新天津画报》1942年12月23日报:四川各地鼠患猖獗,两年间猫的价格上涨了几百倍,一只普通的雌猫要200元。猫的稀缺和价格上涨使偷盗猫的现象频发,各地报纸上常见破获盗猫案的新闻。1939年11月26日《晨报》刊登北平市警察局取缔流氓偷猫盗狗的通令,要求各区严行查缉。1940年7月5日《戏剧报》有王柱宇写的《偷猫秘诀》一文,分析了当时北平市偷猫贼常用的手段,提醒养猫主人注意提防。百姓害怕猫儿被偷,便用绳子将猫系在院里。猫丢了就要遍地去找。在报纸上刊登寻猫广告算是养猫近代化的一种表现。民国报纸上寻猫启事五花八门。1928年4月7日《晨报》刊登一则独特的广告,原文如下:“本宅于十号走失花白小猫一只,颈系铜铃,腹白背黑,足短尾长,厥名阿米,余家爱之不胜。各方仁人君子,如有知其下落,送到本宅,酬洋二元;知风报信,因而寻获者,酬洋一元,决不食言。[注意]如将此猫送回本宅者,福禄双全,子孙满堂,阴功积德,长命富贵。如知此猫下落,不送回本宅者,恶贯满盈,殃及子孙,斩宗灭嗣,男盗女娼。本宅敬白。”文字尖酸刻薄,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但也反映了猫主人对偷猫贼的愤恨。

二、猫的商标招牌

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商标制度的开创期。在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民国商标中,动物图案最多,其中也有许多以猫为形象的商标,涉及不同行业。从民国报纸上统计猫牌商标广告约有几十种,绝大部分是日用品。如上海永丰电器厂出产猫牌手电筒、热水瓶,各种飞猫牌灯泡、开关。广州东洲电器制品厂的猫头牌手电筒,上海远兴实业工厂的雄猫牌袜子,上海友益织造厂的黑猫牌袜子,上海毛绒纺织厂的双猫牌绒线,大陆电机针织厂的双猫牌袜子,丰泰染织厂的丽猫牌染织品,上海申泰源颜料号的金猫牌颜料,农民染料厂的童猫牌染料,福厦华记火柴厂的三猫牌火柴,上海永孚公司出品黑猫牌雪花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猫牌香烟,广西德成烟厂的金猫牌香烟,中国元华烟草公司的大三猫牌香烟,还有猫雀牌纺织品,黑猫牌服装,猫牌花布,富猫牌手套、围巾,猫牌塔糖,猫牌红磁漆,猫牌油墨等品牌。

  这些商标的图案设计出自国人设计师之手,充满着艺术气息,极具民族特色,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审美观念。如猫牌手电筒在圆简的底部做出凸起的小猫形象,突出猫眼和胡须,简洁精致;武进大成纺织染公司的猫雀牌纺织品则用一幅猫衔雀鸟油画作为商标,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商标上除图案外,必须写明是注册商标和厂商字号,也配有简明的广告词。如双猫牌绒线用黄色和黑白花两只小猫图案,左右配上“纯毛绒线,经久耐用”。黑猫牌袜子还配有“节约声明”。厂家以猫作为商标图案的主题,用猫的可爱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使人们更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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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以猫作为商标图案的招牌

以猫做店铺的字号招牌并不常见。民国时,天津伦敦道(今成都道)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小猫饭店”。小猫饭店开业于1939年,中间歇业年余。1942年重新营业,持续到1955年,是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寰之子吕学靖开办的。饭店的招牌就是一只黑猫的头像。天津是当时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华洋杂处的社会需求使西餐业发展迅速。小猫饭店属于中国人开办的纯正西餐厅,主要经营德系西餐,又善于创新,名菜有德式烤鸡、罐焖肉、番茄文化鸡饭等。有小猫咖啡厅,可外送夜宵。夏季开设露天酒吧,歌舞弹唱,极受京津两地文人墨客的喜爱。1942年重新开业时,著名书法家金梁、报界名笔王伯龙等都有诗联为贺,刊于《新天津画报》等报刊上。金梁题诗云:“小猫饭店小猫来,一见动心有趣哉。莫笑猫儿开夜宴,灵猫歌舞醉猫回。”赠联一对:“小者侯大者王虚位以待,猫来贵狗来富每饭不忘。”王伯龙书对联并题识,云:“小月团香烹顾渚,猫头笋美忆黄州。小猫饭店新张用髯翁诗意奉祝并博渭公九兄一噱,壬午孟夏上浣王伯龙。”王伯龙与金梁、赵元任等都是天津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城南诗社的重要成员,常聚饮觞咏。小猫饭店开业后,诗社曾以“小猫”二字作诗钟课题,在《新天津画报》上开辟“小猫嶲语”栏目,为小猫饭店题写多副对联,有林稚薇的“大名应入识小录,每饭不忘吃猫诗”,王啸圃的“小筑墻东邻宋玉,猫眠花底梦庄周”,等等。这些诗联典雅浑成,为小猫饭店增色不少。

三、穷人与养猫

民国时,穷人养猫纯属无奈,与饲养宠物无关。老鼠对农作物、仓癛粮食和衣物的破坏,使穷人也尽力去养猫捕鼠。鼠疫猖獗地区,政府要求百姓养猫。穷人为了避免处罚,不得不勉强养猫。1943年10月20日《福建日报》报道说:“每一住户均须养猫一头,但年来粮食腾贵,普通家庭为节省食料,均不愿饲养不能挣利之牲畜。养猫令颁布后,雷厉风行,无猫之家,即须受罚。民众为求免罚,均纷向邻县购买。……小猫一头亦非百金莫得。”社会底层的穷人哪里有钱去买猫和养猫的。

穷人养不起猫,却要为富人养猫服务。民国时,有钱人养猫但自己并不出去买猫鱼,而是有人每天送猫鱼上门。送猫鱼的人大都是上年纪的老妇人,靠送猫鱼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40年2月17日《南京新报》刊登陶觉非的《送猫鱼》一文:“拿猫鱼呀!我在每天的早晨,都能够听到这种苍老的腔调。说起送猫鱼这职业,大都以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为最多。因为她们一上了五六十岁,劳力的事情,当然是无精神去干的了,所以她们为了要解决生活问题,只有送猫鱼这一条路了。据她们告诉我说,她们每天所得的代价,简直低微到极点了。譬如你家有一只猫,送到了月份,仅有两角大洋的代价。若以一天来计算,那么每天只有两个铜子呀!她说的时候,老泪好像是在眼眶内打着滚呢!我猜她的内心之悲愤,是怨着米价太昂贵离奇,混不饱肚皮所致吧。哎!那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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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猫的文章

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物价狂涨,政府发行的法币大幅贬值,人民生活都已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贫困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谁还有闲钱去养猫呢,就连文人们也养不起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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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猫记》

梅花生是天津戏剧界和报界的名笔。他喜欢养猫,曾养两只大猫,后又生了四只小猫。他在1948年6月25日《天津真善美画报》写了一篇《从买猫鱼说起》,讲道:“我每天早起,有一件要紧的工作,就是我跑到菜市去买鱼喂猫。起初买一万元的,就可以吃一天,后来一万拿不出手了,只好两万。每天猫鱼费两万元,十天二十万,三十一天六十二万,玉米面十二万一斤,每斤做四窝头,顶多喂四天猫。……倒退十年,我这笔猫费,够开个大银行了!”一个月后,母猫死了,梅花生痛心疾首,无力给心爱的猫立个碑碣。1948年7月28日在《天津真善美画报》上他又写了《埋猫记》,读之令人泪奔,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真切的理解。文章不长,真情实感,抄录如下:

记得北平陶然亭畔有一鹦鹉塚,还立有碑碣,刊刻着动人的文章,被人写入笔记里,读之令人迴肠荡气。昨天我完成了一个小猫的葬仪,她去世了五十三天,因为被人带门不慎,挤坏了肚子,瘫卧三天,终于呜呼哀哉。我本着卫生原则,不忍把她抛入垃圾箱去喂绿豆蝇,乃决定于黑夜实行葬仪。参加葬仪者,只有我们两个人,以竹篮盛其,平平正正放在其中,然后培土,令人有“马嵬坡畔泥土中,不见玉人空死处”之感。本想给它立一块碑碣,刊上词首,以留永久纪念,无奈当此棒子面三十万一斤的季节,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只好罢了。猫乎,泉下有知,尚希原谅!

养猫本是极为个人的行为,但进入近现代以后,猫的社会属性更加鲜明,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愈发紧密,成为可以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尤其是人与动物的关系,鼠疫猖獗,商业发展,贫困和物价等社会问题都真切地反映出来。养猫虽是小事,但可以成为研究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独特视角。

【历史学者,编审】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