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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前日本“对清国策”大讨论

作者:陈忠海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2月03日 16:01:59 阅读 

近代以来,衰弱的大清帝国不仅颠覆了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中国形象,也促使其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苦苦寻找对策。一些日本人认为应征服清朝以壮大自己,也有日本人认为应联合中国共同对付欧美列强。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最终的结果是前一种观点逐步变成了现实。

一、一场“华夷之辩”

近代以来,清朝衰落的现实改变了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促使他们对原先的华夷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华夷体系是一种延续了2000多年的国际关系秩序,长期存在于亚洲的东部、南部以及东南部等地区。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即“华”;周边国家和民族则处于从属地位,即“夷”。华夷体系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夷体系的认同感不断加深,许多国家自觉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

深浸于儒家文化中的日本人对华夷体系曾经也广泛认同。他们称中国为“中华”“中国”,认为自己是“夷”,中国是“华”。在很多日本人的内心里对中国和中华文化都存有仰慕之情,视中国为文化故乡,是“四海之师国”,认为日本不如中国,感慨“东海不出圣人”。但随着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以及以“兰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逐渐在日本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一部分日本人去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到的大量负面观感,都使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新看法。

有的日本人认为清朝不再是“华”,而是“夷”。甚至还有一种传言,说清朝皇帝是日本人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日本保留的儒教传统最深厚,日本应该成为新的“华”。1669年,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一书中把日本视为“中国”,而把中国视为“外邦”;江户时代的大名、《大日本史》的作者德川光圀认为,日本天皇制一脉相承、万世一系,这种国体优于王朝更替的中国,所以日本更配称“中华”;江户时期的儒学家浅见絅斋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呼吁,日本人应该把本国称为“中国”,把中国称为“夷狄”;19世纪初日本著名的布衣学者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一书的序言中说:“我皇大国乃大地上最早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则全世界应悉为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臣仆。”

由“华夷变态”到“华夷颠倒”“再造中心”,由于现实的改变、内外形势的起伏错落,使这一类思想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一股热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日本人由对清政府的批评和批判发展到对儒学的反思和批判,再发展为“脱儒”“去儒”,最后发展为否定中华文化。

二、“纵横清朝论”

在这种大背景下,主张对中国强硬甚至侵略中国的声音四起。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上天赋予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的“使命”,认为日本是“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所以全世界都应该“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为实现这一目标,佐藤信渊认为:应该“征伐支那”,中国满洲与日本的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距离只有800多里,顺风举帆一日一夜即可到达。攻占满洲后“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到那时“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

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佐藤信渊还提了许多为征服中国、称雄亚洲的具体“见解”。比如他认为“满洲”并不属于中国,“满洲人”与“支那人”也是不同的,双方有比较深的矛盾,而且性格、做事的方式等也有很多不同。“满洲人”性子急、没有谋略,而“支那人”怯懦、容易忧虑,可以利用双方的矛盾,用“满洲人”对付“支那人”。

与佐藤信渊思想相似,德川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互偿论”,认为面对欧美列强入侵带来的损失,可以“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而最佳对象就是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提出,可以先“占满洲”,再“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之后“取南洲、袭印度”。上述三步之中应该择“易为者而先为之”。他认为对日本来说这是“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1855年日本被迫开国,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吉田松阴在给兄长的信中写道:“与俄美和亲条约已定,我决然不可破坏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其间,培养国力,降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之。”

孝明天皇.jpg

孝明天皇

日本孝明天皇文久年间(1861—1864年),日本各界对朝鲜突然关注起来。西乡隆盛提出“小中华主义的征韩论”,木户孝允主张以“《万国公法》为准则的朝鲜开国论”,檀本武扬提出“战略的朝鲜进出论”。这些主张大同小异,都提出向外积极扩张并把朝鲜作为扩张的通道。与“宇内混同秘策”“得失互偿论”一样,他们最终的矛头都指向了中国。

以上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纵横清朝论”。他们认为清朝已虚弱到“人人可欺”的地步,以日本现有的实力将其征服不在话下。他们提出日本要摆脱即将到来的危机,必须尽快将中国占领。

三、“中日连横论”

但是,中日两国毕竟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地缘、文化等方面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应该联合中国以对抗西方列强。随着欧美列强在中国侵略活动的不断深入,持这种看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起来。

早在1825年,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代表人物会泽安在《新论》中就提出“中日唇齿”的主张,认为:“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这里的“回回逻马之法”指的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神州”指的是日本。会泽安指出了日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认为联合中国是摆脱这种危机的一条出路。

作为早期征服中国观点的积极倡导着,佐藤信渊晚年又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其临终前一年,即1849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夷敌”不仅正式来到东方,而且对东方世界的侵略野心和侵略能力都让人吃惊。佐藤信渊意识到现阶段谈论吞并中国并称霸亚洲已毫无意义,而联合中国共同对抗列强才是当务之急。佐藤信渊在这一年撰写的《存华挫狄论》中提出希望中国振兴起来,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他认为中日应联合起来“讨伐英国夷狄,将其驱逐出被侵之地,一个不余”,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成为吾国永远之西部屏障”。

德川幕府末期旁系大名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提出了“旧清连带论”。他认为清朝的“疾病已经急速地进入到肝肺,对此没有任何可以治疗的方法”,从中国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东方,日本如不进行改革也必将步清朝的后尘,同时也希望清朝通过国内的改革来恢复国力。德川幕府末期思想家桥本左内认为,面对列强的强势入侵,日本想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但日本的自身力量非常不足,无法与欧美列强交战,日本应该把亚洲看作是东方的屏障。德川幕府末期财政改革家山田方谷在1859年提出“海外经略论”,认为日本的外交重点应该是中国,因为西洋各国毕竟与日本相距“悬远”,而“清国为近邻”,所以应该联合中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近代“海军第一人”的胜海舟提出日本、朝鲜、中国应结盟共同对抗列强。他的这种看法得到了一些日本政治家的认同。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日本著名武士横井小楠忧心如焚,提出“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1863年福冈藩士平野国臣撰写《制蛮础策》,主张中日两国应“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

以上这些联合中国对抗欧美列强的主张可以概括为“连横中国论”。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日本人感到了震惊,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就是震颤了。日本人已无心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已有真正感同身受。在现实面前,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有看不起、蔑视,也希望中国能振作起来,以抵抗欧美列强。

四、“攘夷派”功败垂成

进入19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累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外部危机引发的焦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德川幕府的统治表示不满,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日本处在了一个“风暴的前夜”。主张联合中国以对抗欧美列强的这一派并非只是“书斋里的风暴”,他们在明治维新前掀起了一轮反对欧美列强的“攘夷”高潮。

一部分学者和武士根据儒家思想提出“尊王敬幕”。他们认为德川幕府不顾天皇的反对擅自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所以主张“攘夷”,包括“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等。1862年底到1863年初,“攘夷派”策动天皇下诏,命德川幕府宣布攘夷。幕府方面开始有些犹豫,曾随“千岁丸”号访问过上海的高杉晋作率人火烧英国公使馆。1863年6月6日,德川幕府被迫答应天皇,决定于当月25日开始实行“攘夷”。到了6月25日,长州藩炮台先后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美、法、荷兰的船只,酿成“下关事件”,美法军舰随后攻打下关。

幕府本来并不情愿“攘夷”,所以不会真的去支持“攘夷派”,在幕府背后的操纵下“攘夷派”全面失利。8月19日“攘夷派”最后一搏,由久坂玄瑞率长州藩兵攻入京都,与幕府操纵的京都守护军激战,久坂玄瑞等兵败自杀。几天后,在幕府策动,天皇下诏征讨长州藩,英、美、法、荷等四国组成的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攘夷派”首领高杉晋作等人被迫逃亡。

“攘夷派”未能成事,表面来看他们败在了欧美列强与幕府的内外夹击之下,但其实也与他们“攘夷”的决心和态度有一定关系。“攘夷派”并非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赶走洋人更多是一种斗争策略,是用来挑动人们对德川幕府不满的口号。“攘夷派”既有下层武士和军官,也有一些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从幕府手中夺取权力。

五、由“攘夷”到“开港”

在挫折面前,一部分“攘夷派”成员改变了主张和战略。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又夺取了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藩在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拉开了倒幕运动的帷幕。倒幕运动不再提“攘夷”,而主张“开港讨幕”,目标只是推翻幕府的统治,不排斥列强。这个主张影响到英国的态度,经过利益权衡,英国改变了之前支持幕府的策略,转而援助“倒幕派”。

1866年7月,幕府的军队再次征讨长州藩。“倒幕派”团结各方力量顽强勇敢抗击,打败了幕府的军队,德川幕府威望大损。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即位,“倒幕派”联合一些政治势力,并加紧在宫廷的活动,争取到明治天皇的支持,获得“讨幕密诏”。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一面表示将“奉还大政”,一面在大阪集结军队。1868年初双方展开了混战,最后幕府的军队大败,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明治天皇亲自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了江户城。到这一年末,德川幕府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1869年,明治天皇由京都迁往东京,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以明治天皇为领导的日本新政府,也面临着对内对外政策如何制定的问题。由于积弊太深、危机太严重,普通的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来一场“强制性制度变革”。自1869年6月起,明治天皇密集颁布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这就是明治维新,其中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处处向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接近。比如雇用大批西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大力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模式制度和各种现代化机器设备,又模仿西方国家建立国立银行,同时扩大对外贸易。明治政府一方面大规模引进,另一方面积极增加出口。这些都意味着与欧美列强的融合逐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的“攘夷”“闭港”就不合时宜了。

六、列强乐于扶持

在中国与欧美列强之间明治政府选择了列强。尽管这个选择未必心甘情愿,但到了这时,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这已是大势所趋了。而对日本明治政府不“攘夷”而“开港”的态度,欧美列强当然欢迎,并给予积极回应。

当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日本也较为有利。明治维新发生之前欧洲刚刚经历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一方是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等,一方是新崛起的俄国,最后俄国战败,但俄国对外扩张的势头不减,目标转向远东。日本的地理位置便于遏制俄国南下,因而日本在英、法等国心目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英国支持倒幕运动,并对明治政府继续给予支持。

法国虽然之前支持过幕府,但也接受了明治政府上台的现实,加上它忙于欧洲的战争而自顾不暇,所以对日本也没有再进行干涉。美国虽然最早打开了日本国门,但在东亚整体利益格局中它还是后来者,但它不满足于现状,将日本视为自己在亚洲的跳板。当时的美国驻日公使德龙曾说,要将“台湾及朝鲜放置在一个同情西方的国家之旗帜下”,利用日本的态度十分鲜明,对日本自然也采取了扶持的态度。

此外,19世纪中期各殖民国家和地区纷纷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抗运动,如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等,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也让他们在类似事件上不得不谨慎对待。在殖民者看来,如果强制反对日本明治维新,将会产生相同的反抗。

列强支持日本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那就是以日本来制衡中国。在列强看来日本只是一个岛国,即使变法成功,国力也强不到哪里,顶多是个二流国家。而中国才是东方大国,中国一旦崛起将令欧美国家无法驾驭。中国是他们真正的潜在对手,扶植日本可以更好地制衡中国。

【瞭望智库特约历史观察员,知名作家】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