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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到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

作者:朱继光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11月08日 15:13:25 阅读 

  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史上,日本陆军“中国通”扮演了特殊角色。尽管不能左右对华政策,但他们搜集的情报却成为日本军部对华决策的重要参考。“顾问”头衔是“中国通”们获取情报的惯用外衣,如早期的旧“中国通”主要担任中国北方军阀的顾问;1920年代出现的新“中国通”则以南方的国民党为主要目标。佐佐木到一就是新“中国通”的代表性人物。在华期间,他以“顾问”身份结交国民党要员,曾受到孙中山礼遇,也曾随蒋介石北伐,表面上尊重中国革命,暗中却大肆搜集军事情报,是一个披着“顾问”外衣彻头彻尾的日本间谍。佐佐木到一通过情报分析,研判中国革命对日本在华权益的影响,被称为“国民党通”。他向日本军部建议对华采取武力政策,是推动日本侵华的重要帮凶。

  

一、立志成为“中国通”

  佐佐木到一于1886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松山市一个旧武士家庭,父辈皆为职业军人。崇尚军武的家庭氛围使其自幼深受军国主义影响。1904年,佐佐木到一考入陆军士官学校,为第18期生。毕业后,他被分配至第五师团所辖广岛步兵第十一联队,担任小队长。


佐佐木到一.jpg

佐佐木到一


  在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佐佐木到一对中国问题并不特别关心。直到他随第五师团执行守备满洲任务时,才真正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因当时关内辛亥革命爆发,波及满洲,令包括佐佐木到一在内的日军青年将校热血沸腾。1912年佐佐木到一参加日本陆军大学考试,结果没有考取。因对陆大考试失去自信,他由第五师团调至满洲独立守备队。当时佐佐木到一认为只要学习汉语和蒙古语就可以在中国内地或满蒙工作。但当时日本军内有一个共识:想做“中国通”且有所作为就必须从陆大毕业。一些学长向他提出忠告,如若有志于中国问题,就必须考入陆大。佐佐木到一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在第三次通过陆大考试,于1914年12月到校报到,成为第29期生。因其在陆军士官学校学过汉语,进了陆大支那语甲班。在陆大期间,其学习态度不好,对于毕业后的打算就是做有关中国方面的工作。他后来在自传中坦言:“因为自己知道成绩并不很好,所以就下定决心不管谁怎么说都要去支那。……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目标就是支那。因为当时认为所谓搞支那的都是二流以下的人物。”

  

二、对华谍报工作的历练

  1917年11月,佐佐木到一从陆大毕业,被授予大尉军衔。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如果要谋得一个好职位,必须找人去“活动”。但其缺乏这种过硬的关系,只能通过其陆大的一位学长(也是其士官学校的同期生),向在参谋本部工作的佐藤三郎通融。另外其母亲也通过亲戚关系央求过在参谋本部任第一部部长的同乡宇垣一成。或许是这种“活动”起了作用,1918年7月,佐佐木到一先被安排至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任部附,后调至守备军陆军部兵要地志班任主任。其主要工作是负责调查中国地形和资源,整理一战期间日军从德国驻青岛军政机构获得的档案,将其中涉华兵要地理、作战资源方面的资料整理后,送交东京的参谋本部作为对华决策参考之用。这项工作也是佐佐木到一在华谍报工作历练的开始。

  此外,佐佐木到一开始大量搜集中国府志、县志等兵要地志参考资料,并且还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情报搜集。1918年10月,他计划从南京、汉口到河南,后因在船上感染大流感而差点丧命。1919年春,为搜集山西铁路预定线路的情报,佐佐木到一计划前往太原,途中在北京与时任北洋政府顾问的老牌日谍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会面。山西之行,他化装成中国老百姓,在驴背上装上货物,牵着驴徒步完成。夜晚经常住在无人的小庙中,偶尔在小客栈中寄宿(旅客带米自炊)。整个过程极为艰辛,在任务临近结束时,佐佐木到一还染上了阿米巴痢疾,连走路都很困难。通过约80天实地调查,佐佐木到一不仅熟悉了华北各地地理地貌,还搜集了大量可靠情报。

  1919年9月,佐佐木到一被调至西伯利亚浦盐派遣军司令部工作,在满洲里担任联络将校。在此期间,因帮助外贝加尔湖哥萨克军首领谢苗诺夫逃亡至西伯利亚沿海州,违反了日本军部在沿海州扶植中立派缓冲政权的计划,受到斥责。1921年6月,佐佐木到一被非正式调回日本国内,在陆军中任中队长。由于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曾经担任过中队长,因此他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人事安排。自感怀才不遇,佐佐木到一曾一度考虑辞去军职,后在参谋本部工作的酒井隆忠告下打消这一念头。是年12月,经参谋本部第五课课长荒木贞夫等的帮助,他最终被调至参谋本部工作。与其一同工作的还有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资深“中国通”。这些人在随后的侵华战争中都犯下累累罪行。

  

三、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1922年8月,佐佐木到一奉参谋本部命令赴华接替矶谷廉介担任驻广州武官,任务是搜集有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情报。当时日本驻广州武官室设在沙面租界租用的民房内,没有配备翻译,工作人员只有武官一人。工作时,佐佐木到一只能请三井银行的一个买办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翻译陪同。

  1923年1月,在孙中山号召下滇桂联军会攻广州,驱逐陈炯明势力。在收复广东大部分地方后,孙从上海返穗,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佐佐木到一拜会了孙中山本人及其政治顾问山田纯三郎。4月中旬,驻粤桂军沈鸿英率部公开叛变。孙亲自指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平叛。鉴于孙中山周围缺少熟稔军事人员,山田纯三郎找到佐佐木到一,请其予以协助。佐佐木到一认为这是接触国民党要员的很好机会,便欣然应允。不久,经山田引荐,孙中山邀请佐佐木到一任“军事顾问”,并给其发放大本营特别出入证。这样就为其搜集和窃取情报提供了方便。当时孙中山对日本人很倚重,佐佐木到一便利用“军事顾问”的特殊身份,与大本营军政高层密切接触。为与他们拉近距离,对要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则用日语交谈,对有英美留学背景的则用英语。通过这种交往,佐佐木到一获取了许多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得到的国民党内部机密,如武装力量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及将校经历、素质能力、惯用战术等。这些情报为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孙中山.jpg

孙中山


  被聘为“军事顾问”不久,佐佐木到一随孙中山参加了平定沈鸿英叛乱的作战。借搭乘孙的装甲列车之便,勘察了石井兵工厂、燕塘、新街、韶关等地兵要地理。1923年9月,军阀陈炯明率叛军卷土重来。佐佐木到一被孙正式邀请参与制定作战方案,并搭乘大本营行辕轮船前往惠州。其所乘轮船,前有快速汽艇先行警戒,后有警戒部队乘汽艇拖带大型帆船续行。他认为这种船队阵式是水路作战的经典范例,经研究后为日军沿长江作战制定了独特方案。

  佐佐木到一去国民党大本营做“军事顾问”,并非真的要帮助孙中山,获取情报才是其重要使命。在其做“军事顾问”不久,就秘密搜集200余张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广东、广西两省地图,送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受到参谋次长武藤信义嘉奖。除盗窃地图外,他还秘密搜集香港兵要地理。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利用“军事顾问”身份赴港,对香港岛背面地区的设防及临海正面地形进行了调查。在其返回日本后,将调查材料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志》。当月,他还溯西江而上,直到广西梧州,调查了沿途地形、水运等情况。

  对于如何处理日本与孙中山的关系,佐佐木到一在向国内提供的情报中认为,孙的力量在政治上贫弱,军事上无充分实力统一中国,但孙有“和日本提携以便统一中国”的想法,建议加强对孙的工作。由于日本军政方面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及历史渊源的长远考虑,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强化了对中国北方军阀的扶持。孙中山察觉日方的这种反应后,在1924年1月与苏联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转而聘请苏方人员作为“军事顾问”及军事教官。日本“军事顾问”则遭到冷落。8月,佐佐木到一在武官任期满后回国,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部地志班班长兼陆军大学军事学教官,讲授中国、菲律宾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兵要地理,同时还兼作战资料整备会议干事。这一任命肯定了其在华的情报工作。

  10月下旬“北京政变”发生,直系政权被推翻。11月初,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的段祺瑞、张作霖及孙中山计划在京共商国是,进行善后。因佐佐木到一曾做过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再次被派到中国去搜集与国民党相关的情报。11月28日,佐佐木到一到天津后便去探望已病倒的孙中山。据其自传记述,孙对其前来探望很高兴,“似乎以为我是来探望他的”。孙中山进京后,佐佐木到一也随之到了北京,并参加了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室召开的中国情报相关者会议(也称“谍报武官会议”),参加者有参谋本部、关东军、驻屯军、坂西机关等处代表,以及公使馆武官、驻各地武官和研究员。佐佐木到一在会上报告了国民党的状况,并对未来情势判断及相关对策提出个人看法。他认为“三角同盟”不会长期持续,国民党迟早会反对段祺瑞和张作霖。

  

四、日军中的“国民党通”

  持有关于国民党第一手情报资料的佐佐木到一,回国后结合在做“军事顾问”期间的亲身体验,就国民党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判,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章,出版了多部书籍,成为那时日本陆军内知名的“国民党通”。

  在《支那改造的根本问题》和《曙光之支那》两篇文章中,佐佐木到一分析、论证了国民党主导的第四次革命必将来临。在《南方革命势力的实相及其批判》一书中,他分析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实态,认为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统一、立宪政治、恢复国权,而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打倒拥兵自重、谋求私利、垄断政治的地方割据军阀。他对不以“私利私欲”为目的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抱有极大的期望。随后,他又在《支那陆军改造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军阀部队的成分及性质,提出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以军队改造为先决条件。革新军队要实施以国家为本位的精神教育,确立军纪,解散军阀部队,重建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军队。对于中国军队改造的典范,佐佐木到一最初所关注的是广州商团军。商团军是广东商人为自卫而组织的自治武装。在开始研究商团军时,他一度认为能挽救中国的也许就是这种武装。他在文章中表示:“这样军队的存在刺激腐败的军队,促其改善,或者由这样的军队中诞生出抱有远大理想的统帅,改造中国的陆军,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商团军在1924年10月发动叛乱,很快就被孙中山领导的军队缴械。随后引起其关注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青年将校。他认为军校的革命教育将革命精神和热情植根在了青年将校心中,“现在的革命军,……正在逐步接近近代军备的理想”。

  其上述“中国观”出现动摇是在“郭松龄事件”后。1925年12月佐佐木到一奉命到中国东北与郭松龄接洽,以避免郭军进入奉天时与关东军发生冲突。然而事有不巧,在他与郭军接触前,郭松龄已兵败被杀。随后,佐佐木到一奉命去京津地区视察。在此期间,他发现郭松龄倒戈的背后有国民党的影响,而奉系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张作霖政权已处于“民心”和“舆论”的对立面,预见性地得出“不远的将来张也许会倒台”的结论。这次出差,佐佐木到一遇到了其对中国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本来是佐佐木到一原本一直支持的,但当它开始威胁日本在华既得利益时,他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开始动摇。他认为“帝国将校的中国研究必须得出针对满蒙的最终结论”。寻找维护日本在满蒙利益的具体对策成为其对华研究的最终目的。

  此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高涨,以及北伐的进行,日本对北方权益的威胁逐步增大,佐佐木到一也最终从一个对国民党充满同情的“中国通”,转变为对华强硬派分子。北伐期间,他实地考察后认为,北伐军将很快建立国民党新政权,且恢复国权意图极为明显,因此围绕满洲问题与日本正面冲突迟早会到来。随着对国民革命认识的深入,他认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迟早还会落到日本头上”,中日因满洲问题必然会发生冲突,不如现在就采取强硬措施,及早通过武力来解决。由此可见,佐佐木到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其本质是为维护日本在华既得利益服务的。

  

五、蒋介石的“联络官”

  佐佐木到一初识蒋介石是在其担任孙中山“军事顾问”时。当时他经常搭乘孙中山的军用列车,在列车上孙中山向其介绍了蒋,但当时其对蒋几乎没有印象。他注意到蒋介石,是蒋从莫斯科回国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1926年北伐开始后,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曾派辅佐官佐佐木到一去江南伺机联络蒋介石,并搜集有关北伐军情报。但因战况激烈,没有寻到蒋而作罢。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在军阀部队撤守之际,城内发生兵痞及流氓抢劫。次日,驻宁西方国家的公私机构及侨民住宅均遭受洗劫,并有人员伤亡。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及领事馆,对南京军民进行炮击,造成2000余人伤亡及大量财产损失。“南京事件”发生后,参谋总长铃木庄六电令佐佐木到一前往南京,查清北伐军的动向,以便日本决定对华政策。在其出发前,就如何处理与北伐军的关系问题,日本高层没有明确指示。

  佐佐木到一从北京经大连、青岛于4月8日抵沪,因南京局势不明而暂住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为探寻日本政府对其政权的态度,蒋在4月30日派专车将佐佐木到一从上海接至南京会见,由黄郛作翻译。就蒋所关心的日方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佐佐木到一表示没有接到可以负责回答问题的指示。他提出只要不侵犯日本既得权益和日人生命财产,日方不会妨碍国民革命,只是日本国内很少了解南京方面的形势,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随后,他向蒋提出两军合作、情报分享及保护日侨等意见,蒋表示同意。通过会谈,佐佐木到一获得蒋的信任,被蒋聘为“联络员”,负责与日军及日本领事馆联系,并发给可自由出入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的特别通行证。通过这一身份,利用士官校友关系,佐佐木到一获取了北伐军的行动情报。特别是在6月间搞到了国民革命军的详细编制表,为日军对华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佐佐木到一当时是以公差名义到上海、南京的,参谋本部多次指示其常驻南京,但被其以办公场所难找为由拒绝。对于见识过许多顾问围着张作霖溜须拍马的佐佐木到一来说,“顾问”是一个应该被唾弃的存在。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提醒他注意:“随着国民党的出现,坂西中将的地位将成为过去。今后,你要盯住蒋介石,成为第二个坂西。为此目的,当他的顾问是个捷径。”实际是让其仿效坂西利八郎以顾问身份潜伏在蒋介石身边。12月16日,佐佐木到一被参谋本部任命为驻南京武官,继续在南京搜集有关国民党的情报。

  1928年3月中旬,佐佐木到一为摸清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提出到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从军,参加二次北伐。蒋介石为便于处理在北伐途中与日方发生的纠纷,同意其要求。为防止其泄密,随军期间拒绝他与日本国内联系的要求。

  为阻挠北伐军统一全国,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日军决定以“保护侨民”名义出兵济南,阻止国民党北伐。派往济南的日军第六师团先遣队斋藤旅团擅自在城内设置“警戒区”,构筑工事。佐佐木到一则以日本保护侨民“出兵一事不足为怪”麻痹蒋。第六师团主力到达后,于5月3日上午在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拜会蒋离开后,发动突袭,北伐军被迫予以反击。为避免影响北伐大计,蒋介石委托佐佐木到一作为使者向日方提出停战请求。日方也请佐佐木到一向蒋转达停战条件。在其第二次准备穿越北伐军战线向日方联络时,被搜出藏在车上的日本国旗。随后其被捆绑并遭到殴打。后被方振武释放,送回蒋的总司令部养伤。对于日军的背信弃义,蒋或许有所顿悟。5月4日,蒋在探望佐佐木到一时表示“同贵国陆军的合作已经无望”。由于无法反驳,佐佐木到一只能辩称:“由于保护现地,(日军)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配备,贵军的挑衅行为,难道不是敌意表现?”蒋表示:“革命军对日军和日本人,决无敌意。”随后蒋介石派人把佐佐木到一送到日本领事馆,二人之间的关系就此结束。

  佐佐木到一回南京后,把在蒋介石总司令部担任“联络员”期间所搜集的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组织、重要官员、国民党员名册及中共党员的军事情况等情报分类整理汇编,报送给参谋本部。此后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与之联络,佐佐木到一只能在郁闷中度日,直至1929年8月离任回国。

  1932年底佐佐木到一调任伪“满洲国军”高级顾问,组织伪军“讨伐”抗联。1937年8月又调任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攻占南京后,佐佐木到一率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此后历任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第十师团师团长、关东军一四九师团师团长。1945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苏军俘虏,后被移交给中国关押,1955年病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