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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西南地区重婚案件与司法裁判

作者:李金莲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23日 10:55:18 阅读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一改近代中国重婚立法中畏缩不前的常态,以“废旧立新”为主要任务,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实行一夫一妻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并规定对“违反本法者,依法制裁”。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经人民法院审判的重婚案件较多。产生重婚行为的原因和情况十分复杂,各个时期重婚的情况又有较大区别。因此,司法机关在审判重婚引起的离婚案件和刑事案件时特别注意分析重婚行为背后的原因,考虑实际情况,妥善处理。 

一、多发的重婚案件

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南地区经人民法院审判的重婚案件较多。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并不禁止重婚纳妾,因此《婚姻法》颁行以后重婚案件在总体婚姻案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相当一部分女方的离婚理由是男方多妻。重庆市1950年5月上半月婚姻案件81件中半数以上都是由女方提出的反对一夫多妻。1951年1月收到的婚姻案件中,重婚占案件总数23%。1952年8月,“市一区镇江寺所重婚的有68人”。1953年,重庆市登记离婚的1167对,因重婚的168对。西康省雅安二区芦阳镇属于女方提出离婚者24件,离婚理由是因男方多妻者9件。云南省1952年在威信县的两个区调查发现,解放后重婚者有77人。(张培田主编:《新中国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区档案选编》)

贵州省重婚纳妾的情况较为严重,1951年至1953年期间,贵州省各地法院共受理重婚案件1406件,年平均受理468件。贵州省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婚姻法,同时对重婚罪予以法律制裁。50年代后期重婚案件逐渐减少。但到60年代,重婚案件大幅度上升。据统计,贵州全省人民法院从1963年至1966年年均受理2176件,比1951年至1953年年均受理468件增加了3.65倍。70年代重婚案件又进一步上升。1959年后,相继遭受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中重婚的情况比较突出。据盘县、普安等10个县85个公社的调查,自1958年到1961年共发生418起。其中男方重婚的306人,女方重婚的112人。重婚中因生活困难引起的占一定比例。(《贵州省志,审判志》)镇远专区44个行政村,3个妻子以上的101人,两个妻子的164人。(《贵州省执行婚姻法的检查报告》,《西南政报》第23期)1951~1953年期间,黔南全区各县人民法院共受理重婚案件201件,年均67件。贵州省高院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有38%是以重婚纳妾为理由的,又有以同居、姘度的形式来变相地达到一夫多妻的目的。这不但在城市里较普遍,农村中也有此类现象。(吴履振主编:《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46卷,审判志》)

这些数据表明,在高涨的婚姻案件中,重婚占了很大的比重,重婚在当时的严重程度显而易见。事实上,当时的重婚问题应该比这些数据显示出来的重婚案件还要严重,重婚行为应该是非常多的。因为当时大多数是“民不告官不究”,因此可能有一些重婚行为并没有清查出来。事实上,即便是解放后在实践《婚姻法》的过程中宣传进行婚姻登记,办理结婚证,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南地区办理结婚证的还是很少。这种没有结婚证的事实婚姻或非法同居较容易导致重婚。只有当由于重婚而导致离婚、其他纠纷或刑事案件出现时才诉诸法律,因此事实上的重婚行为和重婚问题应该比重婚案件还要多。

二、重婚行为的原因

重婚行为的主要原因:1.因父母包办成婚,婚后一方对包办婚姻不满而重婚。新中国建立后,有些青年在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同时增加了重婚现象。这些青年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也是违反《婚姻法》的犯罪分子。童养媳婚姻是封建强迫包办婚姻的一种,是造成重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婚姻形式大多是在民国时期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婚姻法》的宣传,她们纷纷提出离婚,无法如愿的情况下往往形成重婚。1938年,14岁的杜素华成为曹柏林的童养媳。杜素华出于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解放后欲与曹柏林解除婚姻关系,没有如愿。1950年,杜谎称自己丈夫已死,欺骗重庆市二区人民政府,与毛健中登记结婚。杜素华本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人,但在追求自主自愿婚姻的过程中未采取合法的手续,最终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重庆市一中院档科刑事卷宗,案号:1950年度刑字3591号)

2.一方地位或环境改变,嫌弃原配偶,“另有所爱”“喜新厌旧”而重婚。这类重婚行为较多,以男性为主。在16例重婚案件之中就有8名男性因此原因而重婚,有的甚至是重婚的“惯犯”,有多次重婚行为。(董丹丹:《新中国初期重庆地区重婚案件司法裁判分析1950-1953》,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3.漠视法律,基于各种封建思想重婚、纳妾。云南有些勤杂人员,认为讨两个老婆是合法的。如专署医院一木工,他原来有一个老婆,又同另外一女人发生关系后即同这女的同居,说要讨两个老婆,虽经法院判决但亦不生效,认为生死都要讨两个老婆。(《云南婚姻法调查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打兰小队会计吴品林,于1949年与潘妹结婚。为达到其纳妾的目的到处声称,算命先生说他要娶7个老婆才能保住性命。1959年他先后与有夫之妇潘耐、蒙秀芝结婚,1961年又与韦小英结婚,与妻妾4人共同生活。受其影响,该小队有6人纳妾,其中4人纳妾2个。(吴履振主编:《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46卷审判志》)在农村,人们普遍存在着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认为妻子不生孩子就该再讨一个女人,贵州兴仁县的妇女群众认为“官有九妻,民有三妻”。1962年,贵州息烽县雷氏家族续家谱时,雷少权因无男孩受到家族奚落,深受刺激,他与其妻商议后娶骆帮珍为小老婆。

4.一方参军或在外地工作,配偶与人重婚。因战争原因夫妻长期分居,导致夫妻感情逐渐淡漠,在长期的孤独寂寞环境下,往往容易移情别恋,与他人重婚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5.劳改犯配偶与人重婚。重庆的冯德富因为土匪案在押,与其妻冯世华并未脱离关系,其妻便与有妇之夫张义良发生重婚,其丈夫被关押导致分居是冯世华重婚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年仅三十岁的冯世华也许认为与其等待一个不知道要被关押多久的“土匪丈夫”,不如趁着年轻另嫁他人的好。(重庆市一中院档科刑事卷宗,案号:1952年度刑字742号)

6.因夫家生活困难到外地重婚,这是女性重婚的重要因素。1959年后,相继遭受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中重婚的情况比较突出。1962年,贵州等省,均不同程度地发生外来妇女与当地农民重婚非法同居的现象。“女性独立”思想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子来讲,想要在一夕之间实现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的困难面前,她们只能依赖男性。在贫困的威胁下,为确保生计,“背夫重婚”就成为了这些妇女一个既无奈又似乎“明智”的选择。

7.因不堪家庭暴力而重婚。这也是导致女性重婚的重要原因。重庆的杨素贞和胡清云婚后感情不融洽。于是,杨素贞便声称自己未婚,生活困难,与罗绍清结婚。审判中杨素贞坦白是因“受不了胡清云的打骂”而选择“另行再嫁”。(重庆市一中院档科刑事卷宗,案号:1950年度诉字637号)杨素贞的重婚虽是被逼的,是迫于“安家活命”的无奈,但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重婚者男女都有,重婚的原因和背景复杂多样,男女两性因性别差异发生重婚的原因也大有不同。女性重婚的主要群体和原因是夫家生活困难、家庭暴力、童养媳等包办婚姻、军属和劳改犯配偶。男性重婚的主要原因是包办婚姻、喜新厌旧和各种封建思想影响。这些重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们在摆脱封建婚姻,争取自己幸福的过程中因未采取合法的手续,违反了《婚姻法》和相关法律。虽然各个地方重婚行为的主要原因大体相同,但不同时期的重婚情况和原因也有些差别。50年代初期的重婚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发生的重婚、纳妾。50年代末60年代初,相当数量的重婚是因为生活困苦。大跃进运动后继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全国范围的粮食短缺和灾荒,农村流民的大量增加,导致很多地区重婚、纳妾、童养媳、非法同居等现象突出,封建婚姻制度回潮现象在该时期较为明显。

三、重婚案件的司法裁判

西南各地人民法院在裁判科刑重婚案件时,对《婚姻法》施行前的重婚不采取积极的干涉态度,对《婚姻法》施行后的重婚,原则上处以刑罚。西南各地由重婚而发生的离婚案,主动提出者,有的是妇女索取一部分生活费,自觉地要求离去;有的是由原来妻子提出,请求法院判决其夫并与其离婚,还有的是由男方提出在两个妻子中离去一个。当然,有相当一部分重婚行为是在婚姻法运动中,被清查和检举出来,由司法机关立案处理的。总的来说,西南各地人民法院对重婚案件大体都能根据发生重婚的原因,区别对待,妥善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法院在审判解放前发生的重婚、纳妾的案件时,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原因。1950年《婚姻法》颁布施行后,一些饱受当“小老婆”之苦的妇女,纷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这在当时离婚案件中占不少的比例。昆明市有一位大商人的妾提出离婚,当时基层法院判处他们脱离同居关系,但是女方不服,要求判为离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问题反映到上级法院。最后,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就关于“妾”的离婚问题,作出统一规定:男女双方只要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者,不问其有无举行结婚仪式,均应视为婚姻关系。从而“妾”提出与其夫离婚,即应依照离婚处理,不应仅视为脱离同居关系。至于婚姻法公布后的“纳妾”行为,更应以重婚判处罪行。(黄传会著:《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

对因封建思想重婚、纳妾的,解除非法婚姻关系,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的予以法律制裁。受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影响而重婚的,对重婚双方进行教育,责令脱离非法夫妻关系,经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则判决解除非法夫妻关系。如息烽县法院在审理雷少权与骆帮珍重婚案时,根据群众对“接香火”的落后思想习以为常,甚至予以同情,基层干部多数不反对的状况,在当地开展以《婚姻法》为主的法制宣传,对雷少权进行批评教育,并做好骆帮珍、王兆芬的思想工作,雷少权与骆帮珍解除了非法婚姻关系。雷少权多次主动向干部群众作检查,得到组织和群众谅解后对雷免予处分。(《贵州省志·审判志》)。因一时生活困难而到外地重婚的,原则上不按重婚罪论处,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在重庆李素清重婚案中,法院判决:“没有生活自应劳动生产,何能以重婚犯罪解决生活问题,即令该被告与蒋同顺感情不好,亦应正当脱离清楚后,始能再行与他人结婚。”李素清第二次为了生活选择依靠的男人杨正琪,在知道李素清原有丈夫以后坚决与李离婚。法院最终判决李素清与原有丈夫蒋同顺离婚,李素清因重婚罪行处徒刑六个月。李素清在两段婚姻关系中都脱离出来了,此时的她除了重婚时的一床烂棉絮,什么都没有。(重庆市一中院档科刑事卷宗,案号:1952年度刑字987号)

当然,由于重婚情况复杂,有些干部对婚姻政策学习和实践不够,因此,有的行政和司法干部在具体问题处理上,表现了主观臆断,脱离政策的倾向。例如,有的一方已经通知解除包办婚约,但在他方未同意以前而结婚的,认为是非法重婚。郫县崇兴乡农民廖昌木(男)由父母包办与戴重德(女)订婚。后廖提出解除婚约,后与屈姓女子结婚。该乡人民政府认为是重婚,命男方赔偿损失食米五石,廖不给付。乡请示副区长周热俊指示如下:“该申请人(指廖)未依照法律与戴氏解除婚约,竟敢与第三者结婚,实际触犯婚姻法第二条重婚纳妾条章……依据婚姻法应受干涉与制裁。”乡政府将廖扣押八天并体罚。事实上,按《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廖与戴虽先订有婚约,廖既然不同意,该婚约即为无效,同时仅仅是订婚,又系强迫包办并提出过解除婚约未经解决,因此廖与屈的婚姻并不是重婚。这种行为并不与《婚姻法》抵触,而该区、乡干部认为是重婚,并指示制裁,这种措施不但不符合政策,还是严重的错误。(《川西人民法院行政卷宗-74》)

有的基层干部不了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胡乱宣传。川南区犍为二区双溪乡妇女部长对人说:“丈夫参军两年以上即可与别人结婚。”有的干部认为男女的重婚是由于钱的原因,而给予罚金的处分。有的公安派出所对于户口管制不够严,对很多违法的婚姻案件没有及时检查与处理。重庆市公安派出所甚至在户口登记时,竟将重婚、同居等情形,乱填写为“朋友”“表妹”等,以致部分群众对人民政府的婚姻政策产生怀疑的心理。有的男方动机不纯,为了逃脱重婚罪,制造假离婚,有些干部对此种情况不查真相,往往被蒙骗。

有的干部对《婚姻法》公布施行后的重婚没有积极干涉或阻止,抱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川东区的市民谭质彬1950年7月重婚,自娶小老婆后,对前妻即常虐待,她不堪虐待,提出离婚。市法院审问的同志不仅对男方的重婚虐待罪未加追问,还问女方“你不离婚要得吗?”问男方“你以后不虐待她要得吗?”劝和一番后,让原告撤回诉讼。(《川东婚姻检查组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报告》,《川东区委员会》70号)有的乡村干部存在着旧社会的落后意识和“无后为大”封建思想,村主任允许村民重婚纳妾。川西彭山县青龙乡双楼村居民梅志高,本是有妇之夫,竟于1951年5月经村主任允许,另纳一妾。乡妇女会主任反对,村主任不但不纠正错误,反而给梅写介绍信到县民政科办理结婚手续。此案虽经民政科纠正,但这一事实足以证明部分乡村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思想,认为男的有钱便可娶三房四妾。丹棱县高桥乡金藏村高运禄借口其妻因病不能生育,竟经村长同意和乡长批准,再娶李永贞为妻。(《川西人民法院行政卷宗-74》)这些行为公开支持和助长了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下一夫多妻的落后传统,与《婚姻法》所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当然,在《婚姻法》实践的初期,出现这些问题也是不足为怪的,毕竟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旧习俗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旧婚姻制度的社会改革是任重而道远的。总的来说,重婚案件的司法裁判在摧毁旧婚姻制度、传播新婚姻观念、教化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