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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与丁玲的文与人

作者:杨建民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23日 11:01:09 阅读 

波伏娃与丁玲,虽同为女作家,可一般想来,她们是难有交集的。原因不外是国家有别,相距太远;从声望角度考量,波伏娃无论如何也是世界的。在寻常情况下,说波伏娃阅读并评说丁玲作品,可能性不大。可事有意外,偏偏波伏娃就读到并在著述中谈及丁玲作品,她们之间,还有彼此到家做客的交往。对于中国读者,也许是愿意对此有所了解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国,除去自身发展,还急切希望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支持。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时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就盛邀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不久,东道主的北京,便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1700余人的多个访华代表团。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其他人员,竟有2200人之多。中国政府推出自己形象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这番活动,取得了扩大影响,形成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效果。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萨特及其终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参与了这次访华。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这个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带有特殊色彩的国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这也使他们产生出许多异样的感受。

波伏娃.jpg

波伏娃

访问期间,萨特和波伏娃遇到了“不为人知”的尴尬。虽然在当时的欧美国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萨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满天下。萨特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1年已经刊印;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他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1949年,波伏娃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圣经的《第二性》出版;1954年,她还以小说《达官贵人》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这一切,思想及实际距离太过遥远的中国了解极为有限,“除去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连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国作家、学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语)当时报刊上介绍萨特,说他刚写了《涅克拉索夫的生平》一书,与他们交谈的国人便“礼貌地表达他们对这一书的兴趣,然后,我们就得谈烹调学……”这种印象存留许久。以致波伏娃后来在记述时还特别强调说:“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

但是,中方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希望这些文化人有彼此可以交谈的人物。譬如,除去安排了一位姓“蔡”的年轻人为萨特、波伏娃做全程翻译,还特别请了曾留学法国的女作家陈学昭加以陪同。在北京期间,还分别拜访了老舍、丁玲等作家。这些应该突显出邀请方的真诚和用心。

访问老舍不用多说,安排拜访丁玲,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考量的。推想起来,丁玲数年前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不管怎么说,算是一个国际“文艺奖”吧,她来接待国际上的作家,也算合适。在当年,丁玲算是有相当影响的作家,还是位女性,与波伏娃这位女作家,应该有些可以交谈的话题。

可是,当时的丁玲,实在难有方便接待客人的心情。据资料记载,当年8月3日至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一连召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揭露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革命小集团”。听听这帽子,看看会议密集程度,当事人心情可想而知。按时间推断,萨特、波伏娃去访问时,丁玲正在受批判过程中。当时的场面,很有些微妙和尴尬。陪着萨特、波伏娃一块去的,是陈学昭。此前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有人提到这一点是陈学昭揭露出来的。虽然会上陈学昭作了辩解,可眼下当着外国作家的面,这一切是无法解释也难以启齿的;此外,一位老“延安”,此时是丁玲所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成员的逯斐“正巧”也在丁玲家,并一道“同时会见”。逯斐身负的使命,大家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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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当然,这么复杂的内情,一个来自万里之外国度的作家,肯定弄不明白,甚至看不出来。据波伏娃后来的记述:“当我在丁玲家吃午饭时,我注意到她的书桌上有些画笔,便问她是否画画。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波伏娃是把这当作中国人处世“拘谨”,难于交心的一个例子。这当然与她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也许,波伏娃所谓“画笔”,就是当时许多文人还是用着的毛笔,丁玲大约难于解释,故此“没有回答”波伏娃的提问。

在另外一处资料中,还留下了这样一笔:在接待萨特、波伏娃时,“丁玲好客,在家中设宴款待,特意从萃华楼饭庄叫了一道鱼翅宴”。中国人对外国客人真挚程度,波伏娃后来在作品中多有记述。

虽然见面时间短暂,可还是留下了一定印象。后来因为要写一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述,波伏娃阅读了丁玲的部分作品,还将这些作品的相关内容,引入自己著述,作为解读中国社会某个方面的材料。

回国后不过一年多时间,波伏娃出版了一部研读中国、厚达500多页的“中国纪行”——《长征》。著述1957年在法国出版后,由于其引证了大量资料、数据,还有作者自身行走获得的直观感受印象,对当时西方世界还颇为陌生的新中国加以介绍,故此“轰动一时”。这其中,就有对丁玲作品的引述。

由于波伏娃的作品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工业、农民、家庭诸多问题的研讨,在文章选择上,她较少从文学艺术方面把握(从波伏娃的叙述看,她对中国艺术、文学等品类,评价非常有限),更多是从资料角度着眼,故此,丁玲早期艺术水准较高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并没有入她的“法眼”,倒是后来记录“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较多地引述,试图通过其中反映的“土改”情形,表现中国农民的生存及思想状态。因此,引述,评价丁玲这部小说的部分,进入了其著作的“农民”研究一章。

波伏娃从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土地和农业情况谈起,对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及普通农民的生存进行了简要的扫视。不多篇幅后,便论及到此前不久开展的农村“土改”。波伏娃的“土改”视野,并不狭窄。大约获得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背景资料,她甚至引述了列宁的看法:在大地主具有封建色彩而非资本主义色彩的东方国家,农民反对社会某一落后阶级的斗争应该被看作是进步的。“他(列宁)最重要、最新颖的观点之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视野宽广,结论便深刻。

波伏娃在引录了“土改”的有关条例和政策后,对于它们落实过程发生的情形,给予了认真关注。“改革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领导者利用这一措施来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干部已经得到指示,不要消灭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而是要让农民自己来摆脱这种统治……但必须指出的是,农民们仍然害怕,他们已经习惯被动地服从,对地主又恨又怕。他们的恐惧已经在内心变成了一种罪恶感,他们怕老天发怒。”

波伏娃是思想家,同时是作家,她更愿意用生活中原生状态,来表现中国农民当时的特别情形。在这里,她试着从丁玲作品的描摹中,给读者留下具体、鲜活印象(以下为波伏娃引述的部分文字):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表现了这一矛盾:“裕民(按,作品中人物,姓张,领导农民土改的基层干部)明白,老百姓希望得到土地,却不敢出头。他们的顾忌很多,要是不把旧势力打倒,谁也不会积极的。……今年春天,他们便选了一个比较软的来斗争。侯殿魁(按,书中人物)是个老头子了,躺在炕上。干部们想,大家该不怕他了,可是结果还是只有几个积极分子跳脚,出拳头。农会的干部们在群众里叫着:‘你们吼呀!一句话!’老百姓也出拳头了,也跟着吼了,却都悄悄地拿眼睛看蹲在后面的钱文贵。侯殿魁赔了一百石粮食,只折成四十亩地,分给了二十几家人。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地是拿了,心里怀了个鬼胎,连侯家的大门外都不敢走。像侯忠全那老家伙,还悄悄把地又退回去了。……”

这是当时“土改”中农民心理和行为的确切描摹。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基层干部,也是心里不定的。对此,波伏娃继续引述:“斗争会是开了,区上还说不错;可是这台戏跳进跳出,就这几个人(按,所谓‘土改积极分子’),张裕民心里是清楚的。如今呢,干部们心里还是没个准,加上里面有内奸。张裕民开始也动摇,觉得钱文贵是个抗属(按,军人家属)不该斗。即使该斗了,他怎么也没有个死罪。所谓没有个死罪,当然也是张裕民的估计,这是他从很多经验中体会出来的。春天上级就来过一次‘纠偏’,好些老百姓要杀的人,一送到县上,关两个月又送回来了,说要讲宽大政策。去年就闹过火啦!老百姓总还有变天思想,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不然将来又来个报复,那时可受不了。因此像钱文贵这样的人,在现在的形势下,就成了一个难题。”这一节反映当时基层干部心态,符合人们遇见这种事时的复杂心理。通过波伏娃这点引述,“土改”初期农民一方的内在心理得以表现,这也是波伏娃希望人们了解的。

接下来,波伏娃再从丁玲作品引录了农民来到一家主人已经逃跑,剩下女人出来支应的场面:几个人进院子后,李家女人出来,头发散乱,眼眶哭红。来的农民中,“这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大嫂!’”农村长期形成的生活环境和彼此交往的状态,几乎下意识地显现。那个女人拿出一个应该是装有地契之类“红漆匣子”,俯下身子,送上匣子,“她朝着众人,连连地叩着头。又举着那匣子,眼泪流满了一脸……”“那群雄赳赳走来的佃户,这时谁也不说话,望着那个趴在地下的女人,仍旧还当她是金枝玉叶,从来也没有受过折腾的。想到她平日里的一些小恩小惠,反而有些同情她现在的可怜。没有人去接那匣子,他们忘记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波伏娃自己用这么几句话衔接文字:“大地主姓李,他从村里逃走了,农民们便说他老婆是地主,但又敬又怕的心理使他们不知所措,于是两手空空离开了李的家里。”她到底是文学家,所以更注重的不是这场大变革的目的和最终成果,而是人们在变革时的心理活动和实际作为。这应该是着眼点,所以特别选择了丁玲这样几节文字。

对此,波伏娃加以概括:“类似的插曲几乎在中国所有的乡村里都发生过。按照反共人士的说法,批斗会是干部发动的,而不是农民们自愿的。丁玲在这部小说中指出,过去的阴影太沉重了,农民们不敢这样做,但这种愿望是存在的,因失望而变得暴力。干部们只需给农民撑腰,让他们摆脱恐惧,让他们看清事实。”

通过小说来研读现实及历史,使波伏娃看到了我们一批作品解读政策或运动的特性。文中提到“反共人士”,可以看出,波伏娃有为新中国辩白的意味。

我们前面说了,波伏娃引用丁玲作品,是为了研读“农民”问题,而非文学。这一点,在《长征》的“文化”篇的“文学”一节中,她这样解释:“我读到的许多作品都让我获益匪浅。不可否认,它们具有资料价值。如果说,冲突描写得比较表面,但至少得到了反映……”可对于我们数十年后才得以反思或面对的问题,波伏娃在当时便给予指出:“……但过分的乐观主义也使这些故事受到了扭曲。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很震惊:在大多数小说中,批评和否定的前一部分都比通往光明结局的后一部分要好很多。”按照某种灌输的理论及对现实政策的图解创作作品,这样的毛病是普遍的。波伏娃的举证中,就有丁玲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首先都描写了一个村庄,土地改革即将开始。村民们既受传统影响,也非常自由,他们扎根于过去,谨慎地面向未来。有坏人,也有好人,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受蒙骗,有善良者,也有落后分子,还有一些人脑子清醒,但心里担心。他们在矛盾中搏斗,这些矛盾来自环境,也来自自身,他们的生活和故事真实可信。突然,出现了一个‘正面英雄’,党的一个干部,他一下子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轻易得让人不可思议。”

这样的看法,波伏娃当时便对中国作家说出:“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我所遇到的作家,甚至告诉了茅盾本人,大家都觉得我讲的话有道理。他们谦逊地说,他们的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创作出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还需要时间。不过,他们并不打算修改他们的原则,也许觉得广大读者还不够成熟,不敢冒险给他们提供更加复杂的作品。”

写作中的伏波娃.jpg

写作中的伏波娃

这里,波伏娃再次注意到丁玲的文章观点:“丁玲在一篇题为《生活与创作》的文章中有趣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她首先引述了一些作家的话:‘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创作出一批杰作,’他们告诉我说,‘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天才,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描写的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今天的作者要写谁?’这些同志问我。工农兵和英雄们离他们那么远,要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讲话,就必须到他们当中去生活。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家们要寻找某些典型,在他们当中短暂地体验生活。在这过程中,他也许能熟悉他们的面孔,但这是很肤浅的。在他身边,全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节文字大约是从波伏娃著述中转译回来的。丁玲此节文字,出自她1953年9月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文是:“他们同我说: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之所以写得那样好的原因,固然由于他们有伟大的天才,有学问,有修养,但他们有一个方便,他们是写他们生活周围的人,他们所写的人,都是有模特儿的,他们的模特儿不是堂兄,就是堂弟,不是表姐,就是姨妹,自幼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把这些人都摸透了,自然写来顺手,写得那样亲切。我们现在写的是什么人呢?写的是工农兵,写的是英雄,这些人在生活中是离我们很远的人。我们要‘下去’才能看到,才能听到;临时要写了,临时才去找典型,我们同他们一起时也可以把面孔搞熟,却不太熟。而我们身边的人,大部分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波伏娃读到的是中译英文。(波伏娃原注:载《中国文学》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笔者按:该杂志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外文文学杂志。当时仅有英文本。)她自己翻译成法文,中译本再回译中文,几番下来,对其中的“我说”或“他说”就不十分清晰。引出这段原文,也可以对文字翻译,转译留下一点对应研读资料。接下来波伏娃说:“丁玲承认,这样的创作环境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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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丁玲

最后,波伏娃结合丁玲身世及创作,对此作出简要评价:“她(按,丁玲)本人长期参加革命斗争,丈夫被国民党杀害了,她自己也坐过牢,在延安的党中央工作过,后来又积极参加土改,她真的深入到了人民的生活当中。但她没有说今天的作家怎样才能像她那样。时代变了,知识分子真正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写作:长时间地深入生活,与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这永远是‘了解情况’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体验生活’。丁玲的建议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太宽泛了。”这是否说,表面正确的东西,其实未必能指导实践。对于丁玲建议的评价,波伏娃说得似乎不重,其实很有分量。

尾声

波伏娃的著述,因为是对整个中国情况的研读介绍,对丁玲作品的涉及,当然不可能过多。以上节要,几乎就是全部内容了。但是,除文字外,她们的交往并没有完结。1983年4月,应法国政府之邀,中国作家丁玲与刘宾雁前往访问。当年访问中国时曾经会面过的波伏娃,还专门请丁玲去她家叙旧。她们彼此之间当时谈过些什么,现已不得而知,可波伏娃还特别问及另一位陪同过她和萨特的作家陈学昭。丁玲回国后,来到杭州。尽管当年有“揭露”“一本书主义”的嫌隙,历经磨难的丁玲似已不放在心上。她仍专程看望了陈学昭。两人见面,相互拥抱,“彼此都很激动”。丁玲告知了波伏娃询问的消息,并希望陈能够与波伏娃通信。丁玲丈夫陈明写下了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负责人地址,说寄给他便可以转给波伏娃。想来波伏娃在西方文化界影响甚大,大使馆也希望她能够与国人有所联系。

丁玲与波伏娃,是中西两位颇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因为特定时间环境,她们彼此有所交往。波伏娃为向世界介绍新中国,还研读了丁玲的小说及理论。她的小说评述,虽搁置在“农民”章节,可总体还是恰切,准确的,符合该作品的纪实功能。六十年过去,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仍然对当时的时代有颇多感知。通过它们,我们也可比对,丈量,看看文学与时代的前行步伐。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温习这段过往的意义所在吧。

【汉中市委党校教授、汉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