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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群在1919年

作者:汤 涛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18日 09:08:01 阅读  

民主革命先驱、教育家王伯群先生,自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斗争之中。1918年底,王伯群受贵州省省长刘显世派遣,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是他参加民主共和斗争的重要的一年。

一、受命参加南北和议谈判

1919年,中国政局有一段为国人瞩目以期的“南北和议”的重要政治活动。双方谈判历时近三个月,会议过程迂回曲折,历经艰难险阻,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王伯群在其中的表现,留给时人和历史难于忘怀的印象。

彼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西方列强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国内南北双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全国民众对和平充满渴望。在此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南北和谈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1918年,当选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军政府相率表示“以诚心谋统一,以毅力达和平”。北京政府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广州政府以唐绍仪为总代表,决定举行“南北和议”。

1919年1月7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代表会议决定推选西南各派势力及孙中山的代表,王伯群被推选为南北议和代表。1月18日,广州军政府议决和平条件即议和大纲,作为南方议和代表谈判基础,主要包括恢复国会、解决地方制度、废除督军制度、裁撤国防督办处、划分军区、裁撤军队和清算护法各军军费等。广州护法国会还通过《民国八年上海和平会选派代表条例》,意喻以议和代表的选派权要求议和活动不得违背护法国会的意志。

最初北方代表确定谈判地点为南京。1月19日,王伯群肩负广州军政府和孙中山先生的使命,与章士钊等从广州北上,25日抵达南京。在南京期间,王伯群一行受到江苏都督李纯等各方欢迎,北方代表朱启钤亦在太平巷招待所公宴,江苏军警政绅商学各界在军署公请王伯群等南北各代表会宴。31日,王伯群乘专车自南京回上海,住进了法租界渔阳里15号。

孙中山与唐绍仪.jpg

孙中山与唐绍仪

2月4日,王伯群赴唐绍仪住宅,商讨南北代表面商会议规则。由于王伯群又代表贵州,经过争取,其中涉及到黔军权益的有:“在川黔军至少以三混成旅编为国军。”“滇黔向为受协省份,用兵以后,尤为瘠苦,中央应指定的款按年协济。”“任命四川军民长官,应先征求滇黔两省督军之同意,或由滇黔保请中央任命。”“湘西除黔军卢旅仍驻辰州外,其属于靖国军之湘西各军,至少应编成国军一师。”2月8日 南北双方代表通告会议规则,王伯群回南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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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

经过双方磋商,议和会议决定改在上海举行。王伯群返回上海,住进沪西愚园路90号南方代表办事处,北方代表则借哈同花园为办事处。

2月21日,南北和谈在黄浦滩会议事务所(上海德国总会)正式拉开帷幕。

会议围绕陕西问题争论不休。南方力争陕西应在停战范围,要求停募参战军,取消中日军事协定。同时,王伯群等南方代表向北方代表再提出三点质问:一是陕西战争不但未停止,为何北军反而大举进攻?二是参战军不但未取消,为何反而大加扩充?三是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未寄到,为何北京政府不但无诚意取消,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便王顾左右不能作答。北方代表虽然表示“自(2月)13日后,负陕西停战的完全责任”,但和会开幕后,北洋军队仍继续向陕西护法军进攻。王伯群等认定“北方代表没有代表政府的能力”。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和议,南北和议暂告停顿。

南北和议,得到全国各方各界之关注。二月上旬,王伯群胞弟、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就南北和谈发表全国通电,对整顿军队、发展经济、清明政治提出建议。他说:“所谓立国方针者,愚意以为不外乎顺世界之潮流,以经济政策振兴农工商业,即取法美利坚以实业立国是也。”他还说说:“中国众多之军队,留之不惟无益国防,抑且互相造乱。裁之不惟不能自食其力,抑且扰害治安。非设法使之自食其力,渐能生产,则军队允为造匪机关。不宁惟是,驯至国人皆欲舍其农工负贩之业,而为不伦不类之兵,聚敛不足,则日借债以养之。如是国家前途,尚胡可问,个人幸福,又安可得。”

南北双方开议以后,上海各类民间团体如和平期成会、世界和平共进会、总商会等纷纷派代表到会请愿表达民意。上海民众的参政热情,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期待。4月23日,张作霖就南北和谈会议全国通电,表示“愿以片言与诸公证袍泽之亲,即为国家谋太平之策”。5月29日,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陆荣廷等发表通电,指出在外患内争当下,支持南北和谈。电文曰:“尤望各代表屏除私意,重开会议,各凭良心上之主张,两方极端让步,折中办理。限以最速期间,回复统一,俾得同心御侮,挽救危局。”他认为,“倘复成见胶持,迁延不决,虫沙将化,鹬蚌犹争,小民何辜,大局坐误,国事前途,真有不堪设想者”。6月3日,河南和平期成会快邮代电,希望南北和谈代表顾全危局,继续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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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有这么多民众团体参与,南北和议已与同时期发生的五四运动,连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社会运动整体。5月6日,王伯群出席第七次南北和谈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最后由双方总代表就青岛问题,致电巴黎中国专使。电文指出:“青岛本中国领土租借德国,并非何国之属地”,“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国民为公理正义计,断无承认之理,应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存国际之地位。”王伯群等南方代表要求北方恢复旧国会,就巴黎和会提出八条意见,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办法,宣布一切中日密约无效,裁废参战军,撤换罪情显著的督军、省长等。因北方无法接受,王伯群等议和代表拒绝进行和谈,遂集体辞职。次日,北京政府议和代表亦集体辞职。

和谈会议自2月20日开幕至5月13日破裂,双方由于利益纠葛太大,开开停停,前后开了八次,最后在争执不下中不幸流产。和谈会议虽然最终昙花一现,但王伯群“有心与北方政府和好”坚持始终未变,他追求民主共和、国家安定的情怀始终不渝。

二、本有希望提早在贵州建成铁路

王伯群在广州期间,被贵州省省长、督军刘显世任命为购办军械军装及筹借债款全权委员。他在贵州时,怀抱实业救国之思想,成立群益社和裕黔公司,开发贵州矿产,推动贵州实业发展。追求民主共和时,曾任广州政府署理交通部部长,践行孙中山先生“铁路立国”思想。

  1919年3月20日,经孙中山介绍,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与美国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觐,在上海签订借款修筑渝柳铁路(由重庆经贵阳至广西柳州)草约。草约之附带条件为:将铁路沿线30公里区域内的矿产、森林归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和采伐的条款,规定贵州省省长公署以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年息六厘向该公司借款五百万元,并允许该公司在贵州持有投资、兴办实业的优先权。

王伯群将合同寄回贵州后,刘显世立即召集议长张彭年、秘书熊范舆、政务厅厅长陈廷策、财政厅厅长张协陆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以及地方绅耆进行讨论。不料想,借款修筑渝柳铁路合约引发刘显世集团强烈反对,引发“渝柳铁路借款案”。

当王文华说明经过后,与会人员对于修建铁路、便利贵州交通运输,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大家认为此事牵连四川广西两省,必须取得他们的赞成合作。同时,对于附带借款1000万元美金开发贵州实业,认为从签约之日起即照付利息,每年便须先付息金60万元美金,折合银洋120万元,当时贵州地方财政收入每年不到300万元,军政各费开支尚感不敷支配,这笔利息从何而出?对于大家所提的这个疑问,王文华回答说:“办实业三年内自然不会生利,可以‘挖本填息’。”

会后,有代表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表示铁路两旁各30公里内矿产由铁路公司开采,即令我省同意,其他两省是否赞同?创办实业,事先无计划,挖本填利,损失太大。此项借款必须点滴用在办实业上,军政机关不能挪用,并由负责长官立约签名盖章保证。

后来,此项意见和草约全文印发并向外披露,致使内部矛盾加激,同时引起全省民众对草约的极大不满。最后,草约在反对声中偃旗息鼓。现在想来,令人叹息不已。假如彼时渝柳铁路建成,贵州提前半个世纪贯通铁路,交通情形将大为不同。

协议流产后,外界有讹传王伯群欲代替刘显世做贵州省省长的传闻。四川代表刘亚休亦曾致熊克武密电,说王伯群利用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广州极力活动,迫使刘显世让步,“允南北统一后让伯群长黔”。

刘显世都督闻悉后,于9月11日通报各报馆,解释黔省议会请任命王伯群为黔省长之事。他解释说,王伯群原任黔中道尹,现充和会代表,前因地方人士研究军民分治问题建议,省议会于事前曾与显世相商,此刻亦未成事实,更无拥戴王文华之说,况王代表曾复电拒绝并主张由黔省首先倡议撤废督军,由显世专任省长,该报所载尤与事实相违,尤属虚诬。他接着表示:“王代表曾由显世委令就沪粤与华侨商议候筑铁路及实业借款事宜,该报所谓以某略某矿抵押借款,想既因此而来。然与华侨商议与外人毫无关涉,且因兹事体大,铁路虽经文由省议会议决通过,尚在进行借款,则尚未交议,均非王代表个人行动,更无党派主持之可言。”

通电发布后,一场意外风波得以平息。

三、再次资助黄齐生、王若飞留学法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近三千人游行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

正在上海参加南北和议的王伯群,觉察到时代潮流的变化,他在给刘显世的《呈据上海留学生倪松寿请助留美各情》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本,树人为先。”

在这种“树人为先”思想指导下,王伯群于1919年,再一次支持日后成为共产主义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若飞出国留学。

王伯群作为贵州地方官,素来关心贵州地方事务,时常为黔人谋福利,改革之心,耿耿无一日忘怀。他曾说:“黔省为我桑梓之地,生育之邦,祖宗坵墓田园,戚族老幼在此,安能置之不理,亦未能片刻忘怀。”1918年,他曾支持王若飞留学日本。“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在日本留学的黔籍黄齐生、王若飞、刘方岳等留学生参加中国国耻纪念日集会,当见到日本人却在举行庆典时,他们见之大愤,痛恨日本,先后相率返国。

王若飞(后排中者)留学时与同学的合影.jpg

王若飞(后排中者)留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回国后,黄齐生决定组织“贵州教育事业参观团”考察东部教育,然而,考察需要资金支撑。时,他想到正在上海代表广州南方政府出席南北议和的王伯群。当他再次找到王伯群时,像上次一样,王伯群慷慨捐资一千银元,同时,专门打了报告,请求刘显世拨济经费二千银元,以了黄之心愿。后来,此笔经费,既资助黄、王参观团周游江苏南通、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诸省,又作为黄、王欧洲勤工俭学团员之旅费。

在周游期间,黄齐生、王若飞决定赴欧洲勤工俭学。

王伯群经刘显世允许,将寄存上海的银元取出二千余元,分赠王若飞、蔡天爵等赴法国留学生,每人三百元。其中,考察团成员倪松寿请求赴英留学,王亦予以资助,并将情况转报贵州省政府,请求给予官费补助。

1919年10月18日《申报》在第七版以《黔学生留学欧美之踊跃》为题,专门报道此事:“黔省僻处西南,交通阻塞,留学外邦者甚少。今年该省参观团到山西、江苏、直隶、河南等省调查教育,见该数省每年派遣留学欧美者日渐增多,遂由该省王伯群、蔡衡武、黄齐生诸君送该省学生蔡天爵、王若飞等五人赴法俭学。”次日,《申报》第二版刊发王若飞、刘崧森、蔡天爵、梅筑培等贵州留法团员的《贵州留法团员致谢信》。致谢信曰:“同人等此次欧行,得乡先生王伯群……热忱引导”,“因得以极迫期间,克遂所愿,从兹法兰西境乃始有我黔人之足迹,不可谓非我黔进化一新纪元。”

二十三岁的王若飞以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目标,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等革命家,并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若飞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黄齐生等人成为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

王伯群资助的留学生中,在学成回国后,有些继续得到王伯群的提携。1927年,王伯群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留法学生刘方岳回国后,受王引介,先后任交通部秘书和贵州电报局监理,发挥其专业才干;他引荐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窦觉苍为交通部总务司司长。1928年,受王之邀,一直颠沛流离的黄齐生来到南京,任交通部视察,解决了黄的生存困境。抗战期间,大夏大学从上海西迁贵阳,校长王伯群延请谢六逸担任大夏文学院院长兼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