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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

作者:吴照恩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18日 08:52:55 阅读  

编者按:由王伯群先生创立、素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称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主要前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大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价值。2019年是王伯群先生逝世第75年,也是大夏大学成立95周年。本文作者吴照恩先生,既是王伯群同乡,又是前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其人虽已作古,但2004年写就的此文却从未面世,现予以刊发,作为对那一代献身教育人士的崇敬与怀念。

一、我的历史机遇

我和王伯群校长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是我大学时期的校长。论乡谊,他是乡贤,我是普通老百姓。虽然都是贵州兴义人,但在我得到他任用之前,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接触,更谈不上交往。

伯群校长的家庭,是我们兴义的望族,门庭显赫。而我家当时的地位,不过是普通农民而已。家庭间说不上什么关系。不过我在孩童时代,就听长辈们谈过他胞弟王电轮护国护法的事迹,那时我年幼无知,只是当传奇来听,有点印象而已。

我小时候家境不好,家庭人口多,全靠父母种田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我怎么能上学读书,甚至上到大学毕业呢?

我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到我这一辈,弟兄四人,还有姐妹两人。哥哥们都不愿读书,在家务农,劳动力足够了。我就要求读书,在蒙师的劝说下,父亲默许了。我放学后,空余时间还帮着干放牛、割草、拾粪等农活。所以兄弟姐妹间也没有意见。读到高小三年级时,县城里办起初级中学,我去投考,竟被录取入学。由于成绩好,学校免收我的学费,每月只需三块小板(云南钢洋)的伙食费,家里勉强能够支撑。

初中毕业,适逢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委托县教育局招生,我参加初考,被录取。但还要到贵阳复试。那时没有公路,我背上行李,步行十七天才走到贵阳。通过复试,被录取了。省立师范因是省立,供应伙食和书籍。县里对录取的学生还根据每学期的成绩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学金补助(不及格的不补助),另外还发给来回路费。我的费用有了保障,就安心在师范学校学习。后来因军阀混战,省库不再拨款。伙食开不起了,自己仍刻苦就读,终于靠县教育局补助我的奖学金完成了学业。

王伯群.jpg

王伯群

我毕业时碰上乡贤窦觉苍先生出任贵阳乐群学校校长,经一位同乡同学夏仲升(他是窦府亲戚)介绍,我得聘到乐群小学任级任导师。我在校中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得到窦先生好感。1934年,窦先生辞去校长职务,把中学部交给马培中先生,小学部交给我。不久中学部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小学部我却顶起来了。我找了师范的同学卢炳衡,许庄叔等人来帮忙,教学上大力改进,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生人数也增加了。次年,教育厅派督学冉隆堃、黄宝华来考察,肯定了我们的办学经验,正式下文在各私立学校中推广。乐群一跃而与素负盛名的正谊、达德、志道等校并列为甲级补助学校。董事会知道后很赞赏我,尤其是董事长平刚先生和董事窦觉苍先生。这一时期我已成了家,我爱人也是乐群小学的老师,我们就住在学校内。这时我还一心想考大学,以进一步深造。但当时教育厅规定,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两年后才能报考,我便安心在乐群努力工作,同时积蓄上大学的费用。

二、与“大夏”结下不解之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很多大学内迁。大夏大学迁到贵阳。那时我已工作了两年半,符合报考的条件。大夏招生时,我便去报考,被录取后即辞去乐群小学校长职务。当时董事长平刚先生很关心我,他说:“你大学毕业后,仍回来当乐群小学校长。”

1940年夏,我大学毕业。一天,在大学部总务处工作的梅德昌来通知我说:“ 王校长叫你到他的办公室去,有话告诉你。”当时心中惴惴,不知王校长找我有什么事,心里很紧张。我急忙走进校长办公室。见面后,王校长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就是吴照恩?”我回答:“是的。”王校长马上说:“你到附中部去工作。先去看看曾主任,他会给你安排。”看样子王校长好像已很了解我的情况。他的口气,不容许我再问。但我高兴都来不及,哪敢再问?到了附中部,见到曾广典主任,他似乎早已得到通知,开口就说:“校长安排你来搞训导主任工作。”曾主任是我在实习时就认识的。我当时有些担心,就老实告诉他:“我恐怕干不了这项工作。”他说:“这是校长决定的。”口气很肯定。我还在那傻站着,曾主任看了我一眼,又说:“不要再考虑了,明天就来上班。”于是,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工作。离开后,心里老是在想,校长何以会任用我。他不仅主动把我留校,也不安排我去做一般的教师,而是一开始就委以行政管理的重任,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要想找到工作,特别是在大夏这样素负盛名的学校工作,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与校长素昧平生,非亲非故,何以会选中我留校工作,至今仍是个谜。我想,他或许是在毕业生名册上看到了我的履历,知道我曾在平刚先生创办的乐群学校工作过,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业绩,校长才起用我的。从此,我便与大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农民之子。当年我考入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要到贵阳学习。临行前,我父亲告诫我:“你将来能当一个教书的先生就足够了,不要想去当官。我们家没有当官的根骨。”父亲这几句朴素的训示,奠定了我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家庭环境锻炼了我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素质。家庭历史地位决定了我具备改变现状,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精神。我到附中后,伯群校长信任我,先任训导主任,继任教务主任,最后代理附中部主任,使我逐步得到全面的锻炼。附中部主任,历来都是大学部教授担任。如在我之前的曾广典、朱伯奇,就是前任的赵发智也是讲师级。我不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资历远远不够,一时不孚众望。1941年赵发智向王校长辞职时,他召见我,说:“发智是学农的,让他去干他本行农业方面的工作。你是学教育的,就安安心心地办好附中。现在你就暂代附中部主任。”伯群校长的信任和诚意使我很受感动。他一步一步地培植我,使我得以逐渐地胜任工作,以备将来还要重用,真可谓用心良苦。此恩此德,使我永世不能忘记。

三、用人之道:放手让我办好附中

我到附中工作以后,同校长接近的机会多了。深感校长待人以诚,治事从严。尊重人,用人不疑,让你能放手工作。闲谈中,谈到如何办好附中,我向他陈述了个人的意见:“贵阳私立学校办得比较好的,有正谊、达德、志道等校。他们有一批志愿献身教育的人,他们把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把教育当作一生的事业。每当学校经费开支出现困难时,请不起教师,他们情愿辞掉自己在公立学校的教职来撑持学校,义务授课。如像正谊的陈寿轩老师,他已是贵州大学的教授了,遇着正谊经费困难,他毅然辞去大学的教职到正谊授课,所以正谊办得有起色。达德的凌秋鹗、黄干夫,志道的贾功台等,都是视校为家的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忠心耿耿地团结在一起,为学校尽心竭力。他们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还说:“要办好附中,就要组织一个班底,提高教师的质量,团结一批人,顶着干。我们既要苦干,也要精兵简政。精简职员,充实教师队伍。我的办法是职员要能兼教员,不能单纯地只干职员工作;必要时教员也可兼办职员的事。不必专设职员。私立学校靠收学费维持,学费的来源靠学生的多少。要想收入多,要多有学生才行。那就要看你的教学质量。只有学校的教学质量高,对学生才有吸引力和号召力。我们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宁愿把钱用在教师身上。我想,我们要把附中办好,只有这条出路;其次,图书仪器的增设、充实,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措施。目前我们是靠大学部,万一大学部迁走,附中就成了光杆司令。如靠我们自己节约、集资,所得毕竟有限。找社会贤达捐助或是出路,这只有靠校长去想办法了。”王校长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很好。他又表态说:“以后教师的引进和经费的统筹安排,你自己酌办就行。不必事事请示我。”他把人、财两权都交给我管理,是最大的信任。这以后,凡有人找他安排在附中工作的,他都告诉来人,要先来看我。这是校长尊重人的表现。当然,校长交下来的人,同样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一般也都是接受的。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晚年与本文作者合影.jpg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晚年与本文作者合影

王校长告诉我:“讲武堂房屋,是贵州省政府暂拨给大夏大学使用的,早晚政府要收回。大学部我已安排在花溪建校,附中留在贵阳市内较好,学生来源才不成问题。所以我们要设法另建附中校舍。”

为了寻找校址,他约我同他一起骑他的马(校长喂有两匹马),从大南门到水口寺,沿山径小路到仙人洞,到东山,再到螺蛳山(阳明祠),又到小宅吉、太乙井,还去看望了卢焘先生。顺八角岩到头桥,几乎把贵阳城转了一圈。他说小宅吉、太乙井很好,有山有水可以建校,可惜要占用良田,且买地花费大。头桥那座荒山很合用,山顶很平,可以建体育场地和校本部。沿山建环形路,建成一个花园似的学校。但后来他都放弃了。当时贵阳市市长何辑五与校长有亲戚关系。王校长找他商量,拨次南门外猪拱坡荒坟地给附中建校,何辑五同意了,还下了文件。王校长要我到土地局办土地使用证(该处即现在的省总工会及公交公司到贵州财经学院一带)。当时还有两家砖瓦厂在那里烧砖瓦。王校长说:“将来我们还可以购买那两家砖瓦厂,自己烧砖瓦集资建校。”

1943年暑期,王校长在家中宴请附中全体教职工,秘书长王裕凯教授参加,餐后座谈,讲尊师重道。王讲了笑话,但我觉意义不大。惟校长讲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莫友芝是曾国藩幕僚,职务是家庭教师,专教他的儿子曾纪泽。曾国藩对莫友芝特别尊敬,在家吃饭都要请莫友芝坐首席。曾国藩从不在莫友芝面前摆架子。家中一切礼仪都按尊师重道的格式进行。过了一两年,莫友芝眼见在曾国藩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外调当官去了。独有他老是当家庭教师,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便写了一个辞呈,不愿干家庭教师了。曾国藩看了莫的辞呈后,一点不动声色。立即下了一个委任状,外调莫友芝为官。按照惯例,被外调的人要堂见(即当堂召见一批外放的官员),包括莫友芝在内。到了堂见日期,所有外调官员均朝衣朝服,在议事厅前候召。大堂上鸣鼓后,中门大开。曾国藩端坐堂上,被召见人鱼贯而入。由书记官点名晋见。莫友芝认为第一名一定是他,殊知落了空。一直等到把所有堂见的人都放走了,最后才喊到莫友芝。莫友芝认为把他留在最后,一定有内心话要告诉他。殊不知曾国藩仍很严肃,仍像对其他人一样,三言两语就打发。并喊退堂,关上中门。莫友芝慌忙跑出了大门,站在门外,像受到很大的委屈的样子。并把他穿的礼服礼帽脱下摔在地上。曾国藩躲在门后窥见,立即打开大门出来,扶起莫友芝。并说:‘我知道先生的道德文章,品行性格,绝不是官场那低声下气之辈。走,我们回家去休息吧。’莫友芝从此安于教书工作。”王校长讲这个故事,不言而喻,是要我们安心工作,教师是受到尊重的。

附中今后如何办?王校长如是说:“大学部造就的是高级技术人才,中学部应该培养中级职业技术人才。抗战胜利后,国家要搞建设,还需要大量的中级职业技术人才。附中除了办高初中外,还应增设工科、商科、幼儿师范、艺术学科等,以应国家之需。”所以附中在1944年就先加办了商科。

王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大学部主张学术自由,包涵革命与民主之精神。大夏在贵州应该协助政府开发贵州的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发展。他以“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三语和“自强不息”的校训与大夏师生共勉。

四、永远的怀念

1944年8月,王校长胃病突发,吐血数次,我陪他到湘雅医学院看病。经院长张孝骞亲自检查,张院长私下告诉我说:“校长十二指肠溃疡,已较严重,你们要劝他多休息,少操劳。否则前景堪忧。”这时,日寇已窜到广西,黔南渐趋紧张。不久,省政府下令疏散,大学部决定迁赤水。校长要到重庆为大学部搬迁筹款。他告诉我:“大学部迁赤水,附中暂留贵阳,你要把附中看护好。”

此时我考虑,由于疏散,沿途很乱。校长以病弱之躯,带领全家人上路,旅途的劳顿,他怎么受得了?又不好把张院长的话告诉他。只好婉言劝阻说:“我对贵阳周边乡下很熟,花溪龙山有我同族人。为人忠厚可靠,万一日本人打来了,我可以带校长去那里暂避。或者我们同回兴义也可以。”校长未答,似在考虑。但第二天我去看他时,校长突然告诉我,他决定还是去重庆。因为大学部搬迁的经费无着落,到了赤水,老师的工资都成问题。“我不去筹怎么行呢?”

本文作者、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吴照恩(前排中)与高四期同学留影.jpg

本文作者、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吴照恩(前排中)与高四期同学留影

他临走那天早上,我去送行。到了他的书房,看到一切都很凌乱。他正在指挥人搬东西。他没有同我多谈,忽然走到衣架边取下一件呢大衣递给我说:“你拿去穿。”我谦让说:“我个子小,穿不上您的大衣。”他说:“不要说了,拿去。”我接过大衣,木呆呆地站着,一直看着他上车,那是一辆旧车,车子开动了,他回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自觉地伤感落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好像失落了什么东西一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哪知伯群校长这一去,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

王校长走后约一周的时间,他逝世的噩耗传来(王伯群1944年12月20日病逝于重庆)。我一下子呆住了,好像失去了魂魄一样。手足无措,心里总念着:“怕不会吧?是否是误传?”希望消息不是真的。其时,由于黔南事变,日本人打到独山,大批难民涌入贵阳。市政府收回了讲武堂(大夏校址),大量难民拥进了学校,又逢天降大雪,气温骤降,难民们为了取暖做饭,开始拆门窗课桌板凳当柴火烧。一旦桌凳等校具烧完,中学怎么能复课呢?想到校长临行时的嘱托:“你要把附中看护好。”我于是强忍悲痛,与毛克昌校友一起,想尽办法,终于成功阻止了难民进一步的拆烧,保全了学校的教具和校舍。为尔后学校复课创造了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失去了亲赴重庆吊唁的机会,从而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王校长一生为大夏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常想,他申请大夏大学改国立,而教育部有人竟将大夏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任命他为校长。他说:“贵州乃余故乡,而大夏系余与一班教育界优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际兹抗战期间,余力主将大夏由沪迁黔,今天在余手中毁灭了大夏,改为国立贵大,且出任贵大校长,乃属‘卖校求荣’,余实无以面对师生!因余平时常训话青年,‘要忠于人、忠于事,爱母校、爱国家。’而今天自己若变节,良心不能交待。”(最后在校长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以及大夏师生群情反对下,教育部终于收回成命,大夏保住了它光荣的名称和实体,并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梵皇渡原址)从这些话语中,可见校长人格之伟大,是我们大夏人的好榜样!我们应学习校长崇高的人格。

我在此抄献两位“大夏人”的悼词。一位是校长的秘书长王裕凯教授的悼词:“仗履追随十八年,生平罕见此高贤。献身教育非常际,护国除奸万世传。”另一个是王毓祥教授(大夏创建人之一) 的悼词:“风雨同舟二十年,艰难奋斗仰先鞭。回思领导提携雅,公谊私情两泫然。”还有校长荣哀录上很多名人及大夏师生的悼念,不及备述了。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在原校丽娃河畔建“思群堂”。开幕那天,还请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剪彩。又征得贵阳大夏中学校董会同意,将贵阳大夏中学改为贵阳伯群中学,以纪念王伯群先生。

【民国大夏大学附中部主任】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