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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话题·百年党史】真理的坚守与背离: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及各代表的不同人生

作者:郭新榜 董花珍 来源:《文史天地》2021年月刊4月第283期 时间:2021年06月25日 15:43:16 阅读 

近代中国惨遭列强侵略,为实现国家富强,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各种探索,但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共“一大”的召开,1951年10月,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会址及博文女校旧址建立纪念馆。1956年,董必武参观“一大”旧址纪念馆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由“简”到“巨”的历史变迁,关键是合乎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完成救国使命,这是一个党从悄无声息到声震寰宇的历史必然。饮水不忘掘井人,1961年,董必武曾写了一首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以此诗缅怀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君”说的是王尽美,“恩铭”指邓恩铭,两人作为山东代表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在各代表中,他们去世得比较早。40年过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虽然时过境迁,但大家没有忘记他们,一句“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1921年那个不平凡的夏日。

一、“一大”的筹备与召开

1921年6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在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条件渐趋成熟。经马林提议,李达分别与陈独秀、李大钊以通信的形式商定,拟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人员多是青年,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且各代表距离上海路途遥远,短期内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各项经费开支是个大问题。筹办中共“一大”的经费是由共产国际提供,并由李达和李汉俊经办的,给每位代表汇寄路费一百元,会议期间食宿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解决。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可以领到50元的回程路费。上海发起组积极筹划安排,李达和李汉俊分别给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写信,邀其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由于特殊原因,旅法小组未派代表,日本小组派一名代表,别的小组均按要求派出两名代表。会议预定召开时间是6月20日,但各地代表距离上海远近不同,全部到齐要到7月23日,所以,大会便在7月23日正式开幕。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同盟会元老,当时正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住宅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马林、尼科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马林(左);尼科尔斯基(右).jpg

马林(左);尼科尔斯基(右)

会议第一天选出了起草委员会,第二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第三、四天休会,起草委员会起草文件。7月27日至29日各代表讨论起草纲领和决议,并就当时阶段的斗争问题,众代表各抒己见。7月30日,召开第六次会议,进入闭幕式阶段,会议开始不久,晚上约8时,“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此人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探”“警探”程子卿,见叶永烈《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世纪》,2016年第5期)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四处张望,并说“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又说“找错地方了”。此人形迹可疑。马林认定是密探,建议停止会议,代表们迅速离开,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继续留在原地。由于担心住处博文女校被密探监视,各代表并未回住处,而是去到渔阳里2号(李达住处,曾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没过多久,法租界巡捕房便派人包围了李汉俊家,也没搜到什么可疑物品,约两个小时后,包惠僧到李汉俊家了解情况,得知巡捕房来搜查的事。当晚,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建议去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会,认为那里离火车站近,游客也多,既方便又安全,这一建议得到董必武和何叔衡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并被大家欣然接受。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各代表到达浙江嘉兴南湖,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整个会议的各项议程都广泛吸取了各代表的意见,大家的不少提议都比较中肯,且符合实际情况,对有些问题也存在一定分歧,但通过民主讨论也都达成基本共识,对后来的各项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比如在嘉兴南湖游船上讨论会议宣言时,陈潭秋提出对北洋政府和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需要区别对待的建议,引发了讨论。包惠僧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对孙中山所代表资产阶级不能有丝毫妥协,许多同志也表示认可,董必武、陈潭秋则对此表示反对。陈潭秋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陈永红,戴熙真:《陈潭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3第13辑)。会议最终否决了包惠僧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潭秋的见解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代表了当时党内大多数党员的基本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国早期共产党人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谋划可行性革命方案的一个缩影。会议于7月31日下午约6时结束,大家乘车回上海。

二、陈李相约建党与缺席“一大”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李大钊设法积极营救。由于舆论压力,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1920年初,陈独秀在武汉作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演讲时,遭到军阀当局驱逐。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地警察厅便准备将其再次逮捕入狱。李大钊获得到此消息后,便告知陈独秀,并亲自护送其出京。李大钊装扮成收账先生,并雇了一辆骡车,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两人以收账为名驱车前往天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这辆骡车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故事的由来。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然而却均未出席中共“一大”,对此,说法甚多。

1921年6月,上海中共党的早期组织来信通知北京的中共党组织,速派两名代表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值大学暑假,北京早期党组织开办暑期补习学校给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许多党员都在这里给学生授课。北京早期党组织收到通知后便召开会议,推举代表,按照常理李大钊出席中共“一大”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情,但是会议推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决定的。李大钊当时为维护教职员工权益,正忙着进行“索薪”斗争。6月3日,他还曾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总统府请愿,遭到反动军警殴击,被刺刀戳伤头部。这场“索薪”斗争影响很大,李大钊又是北大知名教授,其行踪很容易受到反动军警的注意,所以,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主要有会议安全方面的考虑。

但张国焘则认为,李大钊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他认为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对俄国革命的了解还很少,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然而,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早在“五四”运动后俄共远东民族事务处主任布尔特曼便在天津与李大钊就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取得共识,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在北京与李大钊也曾讨论建党问题,李大钊还介绍魏金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中很少参与具体的组织活动,这确实是事实,具体实际工作大多由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学生干部负责,李大钊则主要利用讲坛、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会等进行理论研究、传播,借以培养更多的人才。罗章龙曾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据他后来回忆说:“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但他是名流学者,目标较大,不便于随时参加活动,“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大家都“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但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吴少京:《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这一说法才是李大钊缺席中共“一大”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张国焘.jpg

张国焘

李大钊更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而且在他看来,“陈独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佳人选”,陈独秀对此也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黄爱军,陈雪菲:《对李大钊未出席一大原因的再探讨》,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第1期)。然而,陈独秀却也缺席中共“一大”,其原因也有种种说法,比如对共产国际居高临下、包办一大表示不满,对一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中共“一大”开会前半年,也就是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南大学预科校长,且正忙着争取修建校舍的款项,难以抽得出时间,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相约建党,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筹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们虽然缺席中共“一大”,但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活动中厥功至伟,两人足可比肩,然而陈独秀在大革命过程中犯了“右倾”错误,并拒绝承认错误,则显得黯然失色,这又是与李大钊难以等量齐观的。

三“一大”的另类与别样人生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全程参与并见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革命过程中因病或就义牺牲的有邓恩铭、王尽美、何叔衡、陈潭秋;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有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其中李汉俊、李达因与陈独秀的矛盾而脱党,但脱党而不反党,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包惠僧、刘仁静脱离了共产党后投向国民党,建国后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变节投敌、危害较大的有陈公博、张国焘、周佛海,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先投蒋、后投汪,均于1946年被判死刑,纯属咎由自取。

包惠僧敢于直言,且性格火爆,与他熟悉而关系好的人都称他“包大炮”“暴徒”。包惠僧与陈独秀性情相近,两人相识是在1920年2月,当时陈独秀来到武汉文华大学做报告,包惠僧以记者身份对其进行采访。1920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包惠僧,希望他与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武汉共产党组织,包惠僧还曾出任武汉党组织书记,后来他又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这都与陈独秀的提携密不可分。在中共“一大”后的各项工作中,包惠僧与张国焘多次发生矛盾冲突,张国焘曾向中央提出把包惠僧开除党籍,陈独秀也多次把包惠僧保了下来,包惠僧与张国焘的矛盾冲突与这种火爆性格有很大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包惠僧失去了这棵可以庇护的大树。“七一五”政变后,包惠僧奉命去到南昌。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此前周恩来给包惠僧写了介绍信,让他去武昌找党组织。在白色恐怖形势下,他四处躲了一阵,便去了上海,从此脱离了党组织。退党后,包惠僧也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后来栖身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迷途知返,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等职。

刘仁静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并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参加中共“一大”各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只有19岁。刘仁静又是一个略显执拗的人,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期间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回国后极力宣扬托洛茨基主义,致使党内出现严重思想分歧,后来被开除出党。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刘仁静投身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难以跳出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局囿,坚持认定自己有错无罪。刘仁静曾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陈公博和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便显示出另类特点,陈公博带着夫人住进了豪华旅馆,且举止阔绰,俨然是在度蜜月,就连会议的选举、表决程序都没参加,却与新婚妻子在西湖玩了三天,对大会明显漠不关心,就连张国焘后来也回忆说:“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陈公博无视党的纪律,我行我素,回广东后,适值陈炯明叛乱,中央决定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陈公博则恰恰相反,中央让他到上海汇报工作,他则以出国留学为借口,拒绝去上海,并声明不再履行党员的义务,与党公开决裂。周佛海开会期间忙于谈恋爱,甚至还有桃色纠纷。周佛海原本已有家室,然而却在李达家与杨淑慧相识并结婚。杨淑慧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社会关注度高,周佛海本就有家室的事就被上海报纸披露了,引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中共“一大”后,周佛海到日本留学,回国后面对高薪诱惑,理想信念彻底崩塌,甚至倒戈相向,对党疏远、背叛、攻击,甚至沦为汉奸,为人所不齿。由此可见,此二人与别的代表是貌合神离而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在重大考验面前也就难免“退群”,甚至改弦易辙,走向反面。

张国焘在党内可谓资格很老、地位很高,是中共“一大”中当选的中央局成员,还曾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然而却自恃功高,企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长征中不服从中央“北上”的决定,甚至另立“中央”。“南下”受挫后,张国焘依然不思悔改,叛党投敌,先自绝于共产党,后不容于国民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踏上不归路,客死他乡。

随着中共“一大”的闭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的火种从这里撒向了中华大地,革命力量由弱变强,这艘红船及“红船精神”永载中国革命史册,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源头活水。李大钊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中说,“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理解事实”。借用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具体表述,围绕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以及各代表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结局等“真确的证据”,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中共“一大”的历史画卷,寻出“进步的真理”,这个“进步的真理”便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向来都是坦途与曲折并存,重要的是有了理想就要有为之奋斗终生的定力,就要有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就要有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精神,做到坦途不骄,曲折不馁,这就是对真理的坚守,这就是保持初心;反之,就是忘本,本源一错,万虑皆失。那些入党时信誓旦旦,面对严峻考验时却又叛党叛国的人又是何其可悲;那些求真务实、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坚守信仰和纪律,最终方能成为吹尽狂沙后的“真金”!

【郭新榜,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马列部副教授;

董花珍,河南平顶山市第十六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