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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话题·百年党史】毛泽东反对照本宣科

作者:吴继金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06月25日 15:38:13 阅读 

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上思政课不能拿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思政课是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课程,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格人才的主阵地,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思政课教师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者,其理论水平、授课质量,直接关系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如果上思政课时只是照本宣科,脱离实际,僵化教条,语言乏味,学生味同嚼蜡、无动于衷,则根本达不到教学目的。在这方面,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讲课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毛泽东尽管不是一位职业教师,但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青年时期曾想当一名教师。然而,由于时代和人生际遇的原因,毛泽东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但他始终对教育工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当形势需要时,毛泽东也会走上三尺讲坛,宣讲马克思主义,传授革命真理。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经常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讲课,抗战时期更是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上政治理论课。毛泽东讲课、做报告,从来不照本宣科,十分讲究教学方法,因而活泼生动,能够使学员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心悦诚服、茅塞顿开。

一、不能照书本去讲

讲课时照本宣科,照着讲稿念,拿着文件读,完全按书本去讲,脱离实际,讲课者滔滔不绝、自我欣赏,听课者不感兴趣、昏昏欲睡,师生没有互动,课堂缺乏生气。这是政治理论课堂常见的情景。对此,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回忆他在“抗大”讲哲学课时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余世诚.《毛泽东的“教师情结”》,《石油教育》,2000年第5期)事实上,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时代感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在讲授中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不断把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观点,把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最新成果,充实到政治课内容中来,不断与时俱进,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jpg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全面抗战初期,党内的教条主义残余尚未肃清。“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当时,延安高校教育中存在“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曾严肃地批评了这些做法,强调高校政治课要结合实际讲,才有吸引力。

毛泽东曾针对延安大学成立之初在教育方针上发生理论与实际分离、学与用脱节的教条主义倾向,很风趣地批评了教条主义,他说:“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是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解放日报》,1944年5月31日)对于党内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形象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潘洪声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这充分地说明了书本知识与实际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讲课时,不但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而且用丰富多彩的事例、深入浅出的语言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高校都坚持教学联系实际的方法,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0日)

二、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教学效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学对象需要用不同的内容、即使是相同的内容也要考虑不同的表达方式,才会有不同的效果。毛泽东强调:“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在上政治课时,十分强调要针对学生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他指出:“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强调教师要了解学生,“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毛泽东在教学中都要事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学生的精神需求和思想状态,以各种方式征求意见,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时,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还有困惑或理解上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哪些问题,然后通过教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有针对性地加以说明,以达到释疑解惑、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的目的。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jpg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当时,“抗大”有些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抱怨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针对这一思想问题,毛泽东在课堂上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发牢骚讲怪话的学员,而是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道理讲起,然后重点讲述了作为革命者参加劳动锻炼的伟大意义。接下来,话锋马上转向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靠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做艰苦奋斗。他说,“抗大”学生数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多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办还是不能办?毛泽东一席话解开了学员们思想上的问题,纷纷表示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摔打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由于坚持从教育对象的文化程度和接受、理解能力出发,并且结合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所以毛泽东讲课总能做到形象生动,受到学员欢迎。对此,斯诺回忆说:“在讲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语和家常的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讲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美]斯诺.《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

三、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法

传统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以重教轻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发展、重“满堂灌”轻启发为特征。这种方法因其形式单调、忽视个性、扼杀创造性而长期为人们所诟病。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基本精神,突出强调启发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第一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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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毛泽东一贯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法,倡导“启发式”教学法。所谓填鸭式的教学法,也称注入式教学法,即被动式灌输式讲授,只知满堂灌,只是单纯地向学生注入学习内容,而缺乏启发、引导。他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为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毛泽东在教学中倡导和坚持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主办工人夜学时,担任历史课教师的毛泽东就开始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夜学日志》上记有他的教授方法:“数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也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据当时的学员回忆说:毛泽东上课,不像一般教员那样咬文嚼字讲得多,主要让学生自学,学生有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就写条子给他,他在一定时间作统一解答。因为讲得十分精彩、生动,他一上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孙海林等.《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延安时期高校在教学方法中,改变了旧学校“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鱼俊清,胡捷.《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探析》,《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例如,“抗大”“讲课的基本方式是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不是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启发式教学即“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面,从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问题发展的规律与法则”(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2011),这样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茅盾在回忆“鲁艺”的教学时说:“鲁艺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采取‘启发式’,即以学生自动研究为主,以教师的讲解为辅。”(茅盾.《延安行》,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

四、提高教员水平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决定条件

教师队伍的水平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教学观念和方法的“进化”都离不开教育者的自觉学习和提高。毛泽东一贯重视教师队伍的业务建设,认为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早在1920年7月,毛泽东就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抗战时期,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一些政治课教师不思进取,满足于现状,上课敷衍塞责,业务水平低下,因而教学效果很差。他说:“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教师怎样改变业务水平低下的现状呢?首要一点“就要加紧学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毛泽东在与“抗大”教职员的谈话中重申:“当教员,同时又要学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转引自耿仲琳、田逢禄、齐得平.《毛泽东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成的,教师要在工作中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经验,增长自己的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同上)“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同上)向谁学习呢?教师首先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要跟学生学”。“除了向学生学习外,还要向老百姓学习,跟他们谈话,把他们的话总结起来,作为你们的经验。”(李桂花.《论毛泽东的科技政策思想》,《天府新论》,2011年第4期)“虚心向群众学习,必须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先生。”“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学不好的,是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红色美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