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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光辉篇章

作者:吴 璇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06月18日 00:00:00 阅读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的毛泽东实践哲学,最集中地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如何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出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现实需要,毛泽东在其政治军事著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而深入地批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将凝结着中国革命经验的实践智慧升华为《实践论》与《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的哲学表达。

一、实践智慧: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社会科学。它所抓住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最为本质的东西,要想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际。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中华民族的语言形式。就后者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实践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之间的时代落差。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式,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抽象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所能规范的。

要完成时代提出的特殊任务,对于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连续出现了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于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一方面把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主张“二次革命”论;另一方面,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发展党的力量,最终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则在于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甚至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言听计从,因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革命遭受的惨痛损失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而要实现这一结合,就迫切需要一种高超的实践智慧来驾驭和审慎的处理,需要将这种实践智慧上升为能够指导解决各种具体矛盾的普遍规律,形成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

“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实践智慧最为经典的哲学表达,它的产生适应了现代中国革命与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需要。由于毛泽东兼具理论与实践双向结合的优势,“两论”一改以往学理型哲学专著的面孔,以指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及毛泽东协调、驾驭革命运动中诸矛盾因素的实践智慧。

二、“两论”前导:政治军事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

同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有一个过程一样,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是在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摸索过程中萌芽、形成、成熟和系统化的。“两论”问世之前,毛泽东已能巧妙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这在他延安时期及其以前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得到了忠实的记录。如果说具有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是以隐性的方式,贯彻于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中,那么“两论”这样专门性的哲学著作则是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性表达。

1937年毛泽东应邀为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两论”是其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教材中的两节,此图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封面
图注:1937年毛泽东应邀为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两论”是其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教材中的两节,此图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封面

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两论”的前身。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次从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批评了当时在红军中出现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搬外国经验以及上级领导指示的本本主义倾向,阐述了社会调查对于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的重要意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原则,其写作目的不仅与“两论”一致,且质朴的语言中已经蕴含了“两论”的思想雏形。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在报告中,毛泽东立足于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基本策略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在拯救党和中国革命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党由苏维埃革命向民族民主革命的转变。在分析“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错误时,毛泽东指出了其思想根源上的错误,即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是在政治路线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结晶正是毛泽东实践智慧在政治路线上的体现。“两论”则从哲学高度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总结与规范,形成了中国革命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

《实践论》《矛盾论》封面
图注:《实践论》《矛盾论》封面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着重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虽然这篇著作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许多论述与“两论”相去不远。如毛泽东在谈到指挥员认识敌情时指出,指挥员要“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一论述在《实践论》中则升华为“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以达到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两相对照,遣词立意几乎如出一辙,只是前者讲军事,后者谈哲学。从思想一脉相承的意义上来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无疑是“两论”哲学表达的前奏,“两论”吸收了其中重要的军事实践智慧,将对战争规律的特殊认识变成了对普遍问题的认识,进而上升到了一般哲学的高度。

三、哲学“脱毛”:《哲学批注集》的关注焦点

在“两论”写作之前,毛泽东批读的哲学书籍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翻译出版的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即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西氏本”)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本”)。从毛泽东批读的重点不难看出,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认识论与辩证法问题,也就是说他始终是带着问题来研读这些书的,力图从实践的角度迅速撷取书中的要点来应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一,高度关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问题。在读到“西氏本”中“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的统一”一句旁,毛泽东批注道:“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在读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一句时,毛泽东先后用5道杠标示,并写了提要性的文字。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毛泽东从“西氏本”冗长繁琐的论述中提炼出重要的认识,如“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毛泽东在研读“米丁本”时所阐发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论述,与《实践论》开篇论述相差无几。这些批注成为毛泽东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

第二,特别重视“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等问题。“西氏本”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中用了七节来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结构安排冗长;“米丁本”在第四章“唯物辩证之诸法则”中仅用一节来作专门论述,则又显得分量不足。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力紧紧抓住原著中有关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等问题的阐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据统计,在“西氏本”12000余字的批注中,有关矛盾问题的有6000余字;在“米丁本”2600余字的批语中,涉及矛盾问题的批注也多达一半以上。在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批语中,主要是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系与相互渗透、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等思想所作的发挥。特别是有关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中之重,其批语较原著内容更为明晰深刻、精当透彻,也更贴合中国革命实际。这些思想资料也为“两论”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与经验解读原著。毛泽东在阅读这两本哲学著作时,并非着意于背诵其中的词句,用洋本本来把自己武装起来,而是从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出发,对外来的哲学资源加以咀嚼、消化,借以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例如在读到“西氏本”论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批注道:“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读到“西氏本”批判右翼派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因而引到对立物的和解时,他批注道:“这两句是说的陈独秀主义。”从此类批语不难看出,毛泽东自觉对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反思,试图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突显了毛泽东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在读到“西氏本”关于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也结合中国革命经验作了发挥,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强大固然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错误、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才是主要原因。诸如此类,在批语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毛泽东将批注的焦点集中在认识论与辩证法上,尤其是实践与矛盾问题上,足见它们已成为中国革命经验所提出来了的重大哲学问题,而这也正是毛泽东在“两论”中所要表达和阐述的内容。

四、哲学升华:毛泽东实践哲学的重要范本

“两论”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为背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批读,将蕴含着中国革命鲜活生动经验的政治、军事实践智慧,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些理论创新不是词句上的,也不是命题逻辑推演上的,而是以中国式的实践智慧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诠释与应用,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丰富和深化。

《实践论》作为一部认识论著作,不是简单复述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而是在其提供的一般的理论逻辑推演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将蕴含着中国革命实践智慧的哲学思考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精华,有机地融入到“实践”概念的重新界定和系统阐发中。《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紧紧抓住认识和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用准确精炼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及其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精辟地分析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明确作出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并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全新的内容。这些理论创新都是通过立足中国实际,汲取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精华,准确把握中国革命脉搏来完成的,文本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智慧。正因为《实践论》直接指向中国革命的实践,注入了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凝结了毛泽东注重实际的实践智慧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哲学思考,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反思使“实践”概念得到了更新与超越,不论外在形式还是具体内容都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才有理由将其视作毛泽东实践智慧哲学表达的重要范本。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授课
图注: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授课

《矛盾论》作为一部辩证法著作,也不是简单复述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而是从哲学高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以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主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以蕴含着中国革命实践智慧的哲学思考和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理论精华为思想基础,紧紧抓住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这一主线,构建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完整而严密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所能规范的,如何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和策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矛盾论》的过程中,格外注意运用矛盾特殊性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新的哲学表达。这些既不可能是从哪里抄来的,也不可能是主观生造出来的,它们反映的正是中国革命过程的实际情形,表达的正是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及其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践智慧,以及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切使得《矛盾论》成为毛泽东实践智慧哲学表达的又一重要范本。

责任编辑/王封礼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毛泽东著作研究所所长助理,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