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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蒙冤时期的党性修养

作者:admin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7年06月27日 00:00:00 阅读 

郑乐强

▲1946年,习仲勋在陕北

习仲勋于1962年9月因小说《刘志丹》遭受错误审查,此后一直遭到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直到1978年4月重新恢复工作,蒙冤长达16年之久。蒙冤期间,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不变,对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与崇高的党性修养。

一、信念坚定,坚持真理

在长达16年的蒙冤岁月中,尽管习仲勋的身心和人格尊严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与玷污,但他对党中央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定不移,坚信自己的事情一定会得到党中央的公正解决。

1963年秋,习仲勋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住进了门庭冷落的“西公所”,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特殊学员生活。期间,习仲勋的胞妹习雁英前去探望,希望能安慰身心受挫的习仲勋,但是却反过来被他劝慰了一番。据习雁英回忆:“我本来想去劝说他,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没料想却让他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他对党不但没有丝毫消极埋怨情绪,仍然教育家人坚定革命信念,做好本职工作。”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无论在车间同工人群众一起劳动,还是闲时聊天,他对自己所受的冤屈闭口不谈,反而经常向工人们讲述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老一辈先烈们艰苦奋斗、英勇创业的光辉历史。他常对工人们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不易呀!有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的领导,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后,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接连遭受无故迫害,习仲勋也被多次游街批斗。为使党少受损失,尽量保护广大党员干部,1967年2月17日,习仲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讲道,“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斗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希望党中央能及时改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以捍卫实事求是的真理。在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期间,习仲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依旧充满信心,他常向群众讲起共产党光辉的奋斗历程,启发大家牢记党的宗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78年2月,中央办公厅安排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王辉接待并护送习仲勋进京,在与王辉谈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时,习仲勋坦陈心迹:“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多年之后,在回首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时,习仲勋讲道:“1935年我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错误整得差一点被杀掉,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红卫兵揪斗到西安,又被送回北京监护七年半。但我相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恶的,真理永远是真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这不仅是习仲勋在蒙冤时期的坚定党性,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二、实事求是,不做伪证

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中共的法制遭遇了最为严重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中有相当一部分专案组不仅不尊重客观事实,反而捏造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逼迫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威胁有些司法行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在这种形势下,虽然遭受了无数次的拷打与胁迫,但习仲勋依然坚持实事求是,拒不接受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坚决不做伪证,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对一些炮制给自己的违背客观事实的罪名,习仲勋拒不接受。1962年9月中旬,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正式开始。随着批判的逐渐升温,习仲勋、刘景范等人也被定为“反党集团”。在这场极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秉直的习仲勋当即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写的,拒绝接受康生强加给自己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本想说明事情原委,洗刷不白之冤,不料这封信却导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据习仲勋回忆:“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习仲勋的辩解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文革”爆发后,事态进一步升级。1967年1月,习仲勋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游街示众。2月17日,他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并转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信中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拒不接受一切强加的罪名,请求中央批准自己“回到原工作单位(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锻炼,继续改造自己”。1975年8月底,“习仲勋专案组”就拟好的一份审查结论派人到洛阳征求他的意见,习仲勋表示基本同意,但是要求对结论中“小说《刘志丹》是在他的授意下写的,是反党性质的错误”这两段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凭主观臆断的话做出实事求是的修改,否则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并明确表示: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

无论在平时与人民群众的闲谈中还是面对专案组的严刑拷打,习仲勋坚持实话实说,拒绝做伪证,从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人以“破四旧”为名把商店的货物当街焚毁时,习仲勋忧虑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商品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财产,烧了多可惜啊!他还言辞恳切地对厂里领导说:“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这样搞怎么说也不是革命行为。”这些狂热分子声言习仲勋的言论是“反革命行动”,指责他“多管闲事”。有一次,当看到大字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胡耀邦、胡启立等人时,习仲勋当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在被监护审查期间,习仲勋除了无休止地写“检查”外,还要给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词。这些外调材料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也包括革命战争年代与他有过某种联系的人。在写证言时,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违背客观事实的无理要求,他或义正辞严地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来和其他有关中央领导的材料,他看出这些人伺机迫害周恩来的险恶用心,坚决顶了回去。1967年到1973年,“戴罪之身”的习仲勋先后四次为陕西省富平县委副书记常生春写“证言”,他丝毫不见风使舵,坚持实话实说,其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刚正不阿的品行令人钦佩。

三、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

长期监护和流放的岁月给了习仲勋脱离机关、深入群众的机会。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基层当中,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生活百态,尽最大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密切了党群关系。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1965年12月,时年52岁的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他不但没有任何怨言,反倒认为到工厂工作的机会很难得,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工人们请教,学习工业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深入基层,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聆听百姓的真实反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他一到厂就表示要参加劳动,并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来这里主要是劳动锻炼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在车间参加劳动。”在洛矿近一年的时间里,习仲勋与洛矿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他不仅积极参与车间的生产劳动,而且经常和工人群众谈心,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还多次主动拿出自己的薪酬接济一些生活贫苦的同志。多年以后,习仲勋深情地回忆道:“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

1975年5月至1978年2月,习仲勋再一次被下放到洛阳,住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比起在北京被监护的岁月,在耐火材料厂的几年算得上是习仲勋蒙冤生涯中比较清闲的日子。他经常深入到群众当中,与群众谈心交友。据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回忆:“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散步、看报和泡澡三件事。每天清晨,他都会到洛耐附近的南村堤坝上散步,回来路过菜市场,不管买不买东西,他总会四处转转,同这里的社员群众和工人师傅交谈一番,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情况。早饭后,他和工人一同在厂区职工澡堂泡澡,在喧哗嬉闹的大澡堂子里大声地与工友们谈论着家庭琐事与国家大事。据习仲勋之子习远平回忆:“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多年之后,习仲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讲道:“那时虽然被下放到工厂,但还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这不仅体现了习仲勋在蒙冤期间的坚定党性,也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深刻写照。

四、赤心不改,壮志犹坚

身陷囹圄的习仲勋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始终坚信党中央一定会对自己有个公正的结论。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时刻准备着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975年5月习仲勋在洛阳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停职检查,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使他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中央委托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宽慰他要努力振作起来,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多年之后,习仲勋屡次谈到身处逆境之时受周恩来特别关照的情景:“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你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表明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继续为党为民工作的坚定决心。

1968年1月,习仲勋在北京卫戍区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涯,他被关押在北新桥交通干校,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长达近8年的监护生活中,除了监护人员送饭之外,习仲勋几乎与世隔绝。为了保持敏捷的思想和记忆力,他开始背诵《实践论》、《矛盾论》,以磨砺思想和语言。为了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他长期坚持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当作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据习仲勋回忆:“我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而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9990、9980到1……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此外,他还对自己多年的抽烟习惯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将每天抽烟的数量从两盒逐步减少到只抽一支烟。习仲勋在逆境之中常年磨炼出来的敏捷思维和健康的体魄为他此后主政广东,大胆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石。

粉碎“四人帮”之后,举国欢庆,习仲勋迫切希望能早日恢复工作的心情也更加殷切。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致信党中央,表示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1977年8月22日,习仲勋又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述,恳请党中央认真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早日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8月24日,习仲勋再次致信党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再次请求中央复查自己的问题,表示“一切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并说,“我今年六十四岁,余年不多了,但我的身体已近康复,还可以为党做点儿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为党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其准备为党为民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令人钦佩。

习仲勋在长达76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职位高低,不管顺境逆境,想问题、办事情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与国家前途命运为重。他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顺境时,他将一切归功于党和人民;逆境中,他不怨天尤人,始终心系百姓,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党性修养,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有必要从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不断汲取教益,坚定党性,振奋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