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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签订始末

作者:admin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7年06月28日 00:00:00 阅读 

石 磊

158年之前,英法等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威逼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带给国人无限的愤懑与遗憾。

一、山雨欲来

大清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已经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不仅占据了大清的江南半壁,洪秀全又派悍将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两万太平军精锐于当年10月13日抵张登镇,距保定仅30公里,29日占领天津西南静海县,前锋距天津城仅5公里。太平军长驱直隶,大清举国震动。咸丰帝一面下令京师戒严,一面调兵遣将,围剿这股长毛。惠亲王绵愉、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都统胜保等纷纷领兵出战,翼卫京师。

正当清军与太平军激战正酣之际,英国人与法国人又向清廷提出了“修约要求”,妄图扩大侵略权益,在尚未得到清廷回复的情况下,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而出兵广州,在东南沿海再次狠狠地捅了清政府一刀。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虽然愤怒,但是也不希望事态扩大,于是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设法与夷人和解,但是又感于西洋人惯于出尔反尔,于是密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会同直隶提督张殿元、天津镇总兵达年等人在大沽口炮台整军备战,严防洋人从海上袭击京师。

二、暗修战备

大沽口虽然在明代便有设防,但是军事力量十分有限,原有的炮台年久失修,火炮也多为小型岸防炮,射程有限。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的舰队曾开抵大沽口外,给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慑,当时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纳尔经阿重修炮台,调拨火炮,训练士卒,使得大沽口的防御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

▲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图

但此时的大沽口炮台对于清政府来说,如同一束救命稻草,并非单纯的一座海防要塞那么简单。因为自从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之后,原本江浙地区从南京运往北京的漕粮已经改从上海出发,经海路运输至大沽,再经大沽运送至天津,以缓解京师民众对粮食的需求。此外,大沽口一带分布有大量的浅滩,适合晒盐,是传统的北方海盐产区,而天津又是北方最重要的食盐销售中心,盐税的收入对于当时财政状况已经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异常重要的。且北伐太平军的前锋已经逼近天津卫,对直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英、法、俄、美等夷人屡次要求从大沽口进京面见皇帝,更使得咸丰帝不悦:1854年,英、法、美三国外交使臣北上天津,要求“修约”,咸丰帝令长芦盐政文谦、天津总兵双瑞严加防备。1857年,俄国使臣普提雅廷试图从大沽口、天津一线进京,也遭到咸丰帝阻止。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咸丰帝下令在大沽口置重兵,严布防的战略考量,显然是正确的。

1857年长芦盐政乌勒洪阿向咸丰帝密奏:“经臣会同督、提、镇等人整修战备之后,大沽要塞设有炮台4座,两岸大小炮位142尊,试放坚利。两营兵丁1400余名,扼要处所,分处炮位,以防夷船驶入,布置均已周密。”此外直隶总督谭廷襄还从景州调拨500多人的黑龙江马队,驻扎在天津,作为大沽口的机动援兵。

三、各怀鬼胎

英法等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胜利后,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侵略权益,可惜他们认为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英法的商业贸易额增幅过慢,希望“修改和约”,以进一步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1854年4月,英国驻广州领事保灵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修约”,外交照会内容大意如下:“本公使恭奉谕旨,抵中土之后,应及提论,首及本闰七月初六日为万年和约(《南京条约》)议定及12年期满第八条所载,凡有新施予及各国者,英人亦一体同邀,自可援法兰西、美利坚二国条款,向贵国却要,以前所定和约,重新商订。”两广总督叶名琛因为反对英使进入广州,且咸丰帝反对给予洋人更多特权,于是以“拖”字应付,致使双方的会晤不欢而散。当年6月英国公使保灵、美国公使买连至上海交涉修约,江苏官员劝其南下。9月,英法美三国公使来在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再次要求修约。吉尔杭阿上奏咸丰帝“可否派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共同应对”,但遭到反感洋人的咸丰帝训斥。10月,三国公使来到天津海口,见到直隶总督,共同控诉了叶名琛,同时提出各自的修约要求,其中英国18条,美国11条,法国公使因为军舰故障未能前往天津城,暂未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但是咸丰帝深感丧权辱国,仅同意其中的3条,其余全部拒绝,致使双方的修约谈判完全破裂,至此洋人决定以大炮来教训长辫子的清国人,用鲜血来迫使中国皇帝屈服。

但是西方列强各怀鬼胎,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英国人力主通过炮口教训清朝皇帝,攫取更多权益,为在华商业利益服务,因而出动的舰队规模非常庞大。而法国人则认为不能同清政府完全决裂,且英国人在华势力过大的话,对法国非常不利,因而决定浑水摸鱼,只派出少量的军舰,尾随英军行动。美国人因为在华军事力量弱小,且本土与中国远隔重洋,于是决定搭英、法二国的顺风车,见机行事。但是军事斗争是复杂的,制定进军路线,调集军舰,训练海军陆战队,准备弹药、粮食、饮用水和药品,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于是战争一直推迟到了两年后。

1856年5月,美国公使帕克照会叶名琛,“宣称《望厦条约》12年期满,请清廷早派大臣,许以便宜从事之权,在北京商办修约事宜”。而与此同时,英国公使保灵、法国代办古斯,也照会叶名琛,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修约。但是叶名琛得到了一条错误的小道消息“俄国在克里米亚会战之中,击败了英法联军,英法损失惨重,无力再战”,于是再次以拖延应对,可是这此却引来麻烦了。

四、君臣相左

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叶名琛以“不战、不和、不降”的三不政策应对,结果惨被俘获,广州陷落。而清政府由于消息传输落后,直到1858年1月27日,咸丰帝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当年的3月21日,获悉英、法、美三国公使率领舰队前往天津之后,下令大沽要塞“不动声色、严密防范”。至4月13日—20日,汇集到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达四五十艘,士兵共计五千多人,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已经全部到达大沽口外。

咸丰帝也暗中调兵遣将:除了天津镇原有守军之外,另调直隶总督标下五百人,直隶提督标下五百人,河间兵五百人,京师劲旅两千人,乡勇一千人入援。这些人通归直隶总督谭廷襄节制。谭廷襄对大沽要塞的具体防务布置如下:天津镇总兵达年、副将德魁率兵千人守卫大沽南岸炮台;直隶提督张殿元率兵一千守卫大沽北岸炮台;副都统福勒敦态率京师火器营驻守距北岸炮台6里地的余家堡;侍郎国瑞率京营马队守卫距南岸炮台约20里的新城以南;本地乡绅带领乡勇千人守卫南岸西草头沽。大沽口防御体系的核心依然是要塞中南岸、北岸、左翼、右翼的四座炮台。

▲咸丰皇帝像

可直到此时,咸丰帝还未下定决心与洋人开战,因为咸丰帝认为当务之急乃是平定发匪,收复南京,对洋人则暂且忍耐,如果可以与洋人和解,那么就可以集中全力来攻打太平军。所以咸丰帝为负责交涉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制订了详细的外交方略:对俄国表示友好,对美国设法羁縻,对法国进行劝解,对英国进行孤立,以达到分化瓦解四国联盟。但是英、法两国使者以谭廷襄不是全权大臣为由,拒不与其相见。谭廷襄请俄、美两国公使代为说情,俄、美两国却趁机提出了本国的要求,其中俄国要求在西北获得中国的一些土地,美国则要求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美方要求利益均沾,而这些都是咸丰帝所不能答应的。同时因为大沽要塞此时的驻军已达八千多人,谭廷襄希望以武力教训这些贪婪无礼的西洋鬼子们,于是密奏清廷“现在海河两岸枪炮罗列,兵勇八九千人,分别布置,声威较壮。”

面对谭廷襄流露出的不惜一战的倾向,咸丰帝向其提出了警告:“该督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天津故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但是咸丰帝这种既不允许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又不许清军士兵主动出击的模糊旨意,确实令谭廷襄非常为难。于是谭廷襄决定向外国人示以兵威,以图洋人知难而退,5月17日,谭廷襄传谕“各营守军,一律出队,直至炮台,旗帜鲜明,务求整肃”,清军企图以强盛的军容,将英法联军吓回去,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五、一败涂地

可是不论是咸丰帝,还是直隶总督谭廷襄都过高地估计了清军的战斗力,而命令各营守军旗帜鲜明地布阵于炮台的做法,更是提前暴露了清军的阵地分布和兵力配置。当时分布在大沽口外的英法联军舰队共计有26艘,其中英军15艘,法军11艘,英军旗舰为“加尔各答号”二等风帆战列舰,舰上水手720名,配炮84门,此外还有一艘三等风帆炮舰“煽动号”,载员270人,配炮40门;法军旗舰为“复仇者号”三等快速风帆炮舰,配炮50门,此外还有同型姊妹舰“果敢号”,联军的其余军舰皆为轻型的蒸汽炮舰或浅水炮艇,行动迅速,可在内河作战。军事科技的领先,使得英法联军面对着清军过时的四座炮台防御体系,完全没有丝毫的进攻压力。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上午10时之前撤防,并交出大沽口炮台。谭廷襄对此不予理会,在会同提督张殿元、总兵达年会商之后,决心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10时刚过,英法联军立即对大沽口发动了猛烈进攻。英军炮艇纳姆螺号和法军炮艇龙骑兵号、雪崩号发炮轰击清军南岸炮台;英军炮艇鸬鹚号和法军炮艇散弹号、火箭号一起攻击清军北岸炮台;几乎与此同时,英军派出海军陆战队,在蒸汽炮艇坚固号、负鼠号、鸨号、弗姆号、斯莱尼号的掩护下,开进大沽口内,准备登陆作战。而清军广大将士也在谭廷襄的指挥下,发炮回击。实事求是地讲,清军将士舍生忘死,作战极为勇猛,清军炮台上的士兵被击中后,立马有人替换,直至大炮被击毁或全队战死,才停止发炮还击,其中有一座炮位,先后有29名士兵战死。但由于双方火炮铸造技术、火药技术、射击运算技术的差距,清军逐渐处于下风,谭廷襄在战后回忆道“我方万斤巨炮轰击敌船板,仅止一二孔,尚未沉溺,而北炮台三合土顶被轰塌,南炮台炮基塌卸小半,炮墙无不碎裂。我之大炮不及彼之劲捷,且对方炮舰船舱两面皆可发炮轰击,我们却不能躲避”。

激战至中午11时左右,北岸炮台指挥官游击沙春元阵亡,提督张殿元放弃阵地,撤退;南岸炮台坚守的时间长一点,但到了中午12时,清军回击的炮声也停止了。此役,清军阵亡291人,受伤170余人,伤重不治13人,阵亡将领包括天津右营游击沙春元、署理游击都司陈毅、候补千总常荣魁、经制外委赵国璧、外委石振冈、正黄旗护军校班金布、正蓝旗护军校增锦、正白旗汉军骁骑校蔡昌年、千总恩荣等。英法联军的伤亡情况为英军阵亡5人,受伤17人,法军阵亡10人左右,40余人受伤,10余人失踪。对比双方的战损情况,可以说清军在拼死抗争之后,一败涂地。清军统帅谭廷襄见大势已去,于是率领残部退守天津。

六、城下之盟

大沽战败,清军死伤惨重,士卒离散,将无战心,领兵大臣在洋人猛烈的炮火下已经吓破了胆,谭廷襄在给咸丰帝的密奏中说道:“夷炮迅捷,受伤太多,不能立足,兵勇溃散。兵即不能立足,勇即相率溃散,臣等督战,力斩二人,仍然难以阻止颓势。”5月26日,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扬言再不签订和约,就要架炮攻城。

清军的败绩,使得咸丰帝只能根据英法联军的要求,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许以“便宜从事”之权,前往天津,与洋人议和。临行前,军机处议定桂、花二人可在减免洋人商税、增加通商口岸之外,可以酌情考虑赔偿英法部分军费,但是不能答应外国公使进驻京师这一丧权辱国的条款。

由桂良主持的天津谈判,焦点很快转移到“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一焦点上来了,桂良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恫吓,有意让步,提出了:一、长江通商口岸的增加,需要等到平定太平军起义之后再行办理;二、军费的赔偿,由两广总督、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三、外国公使进京,缓期办理。可是咸丰皇帝一口拒绝。桂良无法,被迫请求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从中周旋,而俄国趁机开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七口通商、中俄会同办理中俄案件、片面最惠国待遇、俄国军舰可以驶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条款,6月13日清政府授权桂良与普提雅廷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俄国首先获利。6月18日,桂良又同美国公使立威廉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条约中不包含公使进驻北京、长江通商、传教士内地游历等内容,但对于双方的通商规则、领事裁判权等内容,则作出了明确的让步。清政府希望对俄、美两国和约的签订,可以利用俄、美两国向英法联军施压,以求得英法联军撤出天津,可是背地里俄美两国的公使却不停地为英法联军出谋划策,帮助英法向清政府施压。

▲《天津条约》签订(绘画)

6月27日,英法威逼桂良签订和约,否则立即开战,桂良向咸丰皇帝上书“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然后不待应允,就同英法两国公使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7月3日,咸丰帝收到中英、中法条约的抄本,不及细看,均用朱笔批上“依议”二字,宣示各国,照此办理。《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条,《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条,《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条,综合四国条约,其主要内容为: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觐见大清皇帝时使用西方礼节。2.增开牛庄(后改营口)、淡水、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潮州(后改汕头)、镇江、南京、琼州等处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凭各国领事馆颁发的执照可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4.修改海关税则,减免外国商人的税款。5.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白银200万两。6.承认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

(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供职于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