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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中的“将军兄弟”(上)

作者: 刘 旭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11月08日 15:02:45 阅读 

  1955年,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截至1965年,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名),中将177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名),少将1343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4名,1961至1964年由大校晋升少将533名),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所以通常称他们为“开国将帅”。纵观他们的历史,都无例外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几乎每人都留下引人入胜的传奇和逸闻。他们之间也曾发生了许多趣事,如“一门三将军”“父子将军”“舅甥将军”“连襟将军”“将军夫妻”等。其中的7对“兄弟将军”在革命年代为了共同的信仰浴血奋战,功勋卓著,名垂史册,书写了令人难忘的佳话。


一、王树声、王宏坤:兄弟二人肩扛14颗将星

  哥哥王树声(1905—1974年),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以一名小学校长身份投身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加入“木兰山七十二英雄”行列,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资格最老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成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豫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从黄麻起义起,王树声历经了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翻越雪山、三过草地、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围等,尤其是追随徐向前元帅,把一支小小的红军队伍拉成了一支十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并成为副总指挥。王树声素以作战勇猛著称,在中国革命的烈火和你死我活的战争中锤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员虎将,《亮剑》中的李云龙虽然是虚构人物,但其身上却能找到许多王树声的印迹。王树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之九。


王树声、王宏坤.jpg

王树声、王宏坤


  弟弟王宏坤(1909—1993年),与哥哥相差4岁。1927年,18岁的王宏坤跟随22岁的王树声参加黄麻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跟随徐向前和哥哥王树声南北征战,同样是一名虎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一军一师一团排长、连长,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一营副营长,十师第三十团团长、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兼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百团大战、神头岭、林南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王宏坤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并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创建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年黄麻起义失败后,王树声率领鄂东军一部上山打游击。王宏坤却不幸与部队走散,于是邀集了20多名义勇队队员南下武汉,误打误撞进入了桂系白崇禧的部队。没干上一年,就传来王树声等72条好汉在大别山竖起了红军大旗的消息。王宏坤在桂系杂牌军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两次化装前去找党、找哥哥王树声,结果阴差阳错、机缘巧合,被王树声所部的红军战士当成“来搞侦察的小土豪”给抓了起来。“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解除后,王宏坤终于如愿以偿,重归王树声所部。王宏坤在战斗中屡建奇功,受到了上级的重视,23岁时就被上级任命为红四军第十师师长,次年升任红四军军长,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三八五旅首任旅长,以后凭借战功位列开国上将行列,与哥哥共同创造了肩扛14颗将星的奇迹。


二、张令彬、张平凯:我军后勤战线的兄弟

  哥哥张令彬(1902—1987年),原名张柏茂,湖南平江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张令彬就是其中的一员。“三湾改编”后,张令彬担任班长,后来又升任排长。值得一提的是,我军第一个教导队——井冈山时期在龙江书院办的一期班排级骨干培训,张令彬就担任区队长,还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三十一团班长,团教导队区队长、排长,中央红军第三纵队副官长,红一方面军三十四师卫生队队长,十二军军医处处长兼福建军区留守处处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兵站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红九军团卫生部部长、后勤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四局管理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司令员直属供给处处长,中央教导师供给处处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直属金库处处长,军委供给部军人合作社主任,军委副官处副官长,第十八兵站部副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供给部部长、经济建设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抗战时期,张令彬在担任军委经济建设部部长时,按照毛泽东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迅速改善和提高了延安军民的生活条件。其间有一年春节将至,毛泽东视察经济建设部,张令彬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还拿出了两罐啤酒,请毛泽东品尝。在当时的延安,啤酒绝对是稀罕之物,所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走后,张令彬立刻通知司务长,将这顿饭中超支的部分和啤酒钱,都从自己津贴里扣除。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餐费要超标,离开时即嘱咐陪同视察的谭政从自己的津贴或稿费中支付超标的餐费给张令彬,不能让张掏腰包。1955年张令彬被授予中将军衔,而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即当时全军首次授衔的服装,就是他领导设计的。


张令彬.jpg

张令彬


  弟弟张平凯(1910—1990年),又名张夏远,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时加入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游击队团支部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红五军三纵副分队长、分队长,红三军团炮兵连指导员,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炮兵团政委,福建独立十师政委,红十九军五十六师政委、师长等职,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初期,张平凯在敌后从事部队教育工作,后到晋察冀军区负责在敌后游击区开展生产运动。解放战争中,张平凯参加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并在战争中多次受伤,右臂残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平凯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回国后历任后勤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平凯小时候因家里穷,只上过15个月的小学,也就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连字都认得不多。参加红军后,他刻苦学习文化,即使是在长征途中,仍坚持利用每天晚上学习。长征结束后,张平凯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读书写字不在话下。抗战时期,张平凯担任晋察冀军区生产部部长时,在战斗生产之余写出了两篇新闻稿:《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投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看后,非常欣赏,决定全文刊发。毛泽东看到第一篇新闻稿后,也大加赞赏,并欣然提笔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对张平凯的工作和文章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一个月后,毛泽东又看到了张平凯的第二篇稿子,读后更加赞赏,亲自写信给博古说:“平凯同志的稿子甚好,既生动,又有原则性,全文分数日在新华社播报。”张平凯的两篇稿子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时传为美谈。特别是当毛泽东得知张平凯只上过15个月的学时,非常惊讶,对他更是赞赏有加,号召所有八路军指战员向张平凯学习。张平凯因为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从此与彭老总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还撰写了20万字《忆彭大将军》一书。


三、戴克林、戴克明:失散十年竟在同一部队的两兄弟

  哥哥戴克林(1913—1990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少先队大队长、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七师八团宣传队队长、二十七师卫生队队长、八十团连政治指导员兼连长,八十一团副营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连长、第三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一师一旅四科科长、江都独立团参谋长、一旅二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五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六团团长、师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副师长及师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工程纵队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少将军衔。

  弟弟戴克明(1915—1986年),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一纵八团政委、鄂豫军区演川军分区四团政委、河南军区演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副政委、第五步兵学校政委、信阳步兵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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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林


  戴克林、戴克明的传奇在于1937年的那次重逢。戴氏兄弟二人参加革命后,其家族的人基本上被反动派杀害了,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出。哥哥戴克林跟着红四军参加了长征,弟弟戴克明则留在南方打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由于不在一个部队,兄弟二人失去音讯整整10年。但殊途同归,抗日战争时期,二人都在新四军中战斗,但互不知晓。1939年7月,戴克明作为新四军四支队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到后,戴克明与新四军三支队一位名叫戴克林的侦察参谋分在了一间房子里居住。他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位同志的名字与自己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因为打小走散,战事倥偬,兄弟二人又都分别改了名字,刚开始无法辨认,也没有多想。但二人打过招呼后,似乎都有疑虑,于是开始攀谈。稍微一交流,戴克明就发现对方真的是自己的哥哥,两兄弟抱在了一起,喜极而泣。更传奇的是,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戴克明原名是戴道奎,但是后来二人都改了名字,相隔千山万水的兄弟,改名之后仍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亲情的感应,也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兄弟团聚时刻,他们不会想到,25年后二人竟再次出现惊人地相同的是:他俩同时由大校晋升为共和国的少将。

  (未完待续)

【江苏省文史学者,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事学硕士】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