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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和陈琏:第二条战线的革命伴侣

作者:刘宗棠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2月07日 08:50:06 阅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学生运动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袁永熙和陈琏都是有着特殊贡献的共产党员,而且成为亲密的革命伴侣。

两个秘密党员的接头

袁永熙(1917—1999年),贵州修文人,1917年1月出生于天津。1938年6月参加革命,先后任云南民先队组织干事、队长。1938年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后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在红岩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回到学校后,切实贯彻执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1940年春,担任党总支书记。

陈琏(1919—1967年),1919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慈溪,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上中学时就很进步,1939年7月在国立合川二中高中毕业时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中共南方局把陈琏的组织关系转给了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

于是,袁永熙特地去文林街昆华南院的女生宿舍,把联络的暗号放进了新来的女同学陈琏的信箱里。接着,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暗号,袁永熙和陈琏在昆明市郊区的一间农舍接上了关系。当时,陈琏留着齐耳的短发,身着蓝布旗袍,脚穿青布鞋,非常朴素、文静、乖巧,给袁永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陈琏就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女同学方面的工作。她积极热情,和女同学打成一片,工作很有成效。同时,她得知袁永熙身体不好,还常常带病坚持工作,也经常关心和照顾袁永熙。

建设“民主堡垒”的奋斗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组成,1938年初迁到昆明,会集了国内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

在西南联大建设“民主堡垒”的奋斗中,共产党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39年中,袁永熙从南方局受训回校,带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改变青年活动方式”,从抗战初期那种“轰轰烈烈”的“救亡作风”,转变为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点滴细致地进行工作,重视团结广大中间学生,注意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活动;不能只在进步同学的圈子里打转转,而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在隐蔽中积蓄力量。特别要尽量防止暴露秘密党组织,为此,南方局还再次重申了撤销“民先”的决定。

但是,原来的一些积极分子,特别是一些老“民先”队员却想不通,接受不了。党支部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主导了这场关于政治形势和学生运动方针的大学习和大辩论,从而很好地提高了党员、“民先”骨干和积极分子的认识和水平。

1940年初,“民先”撤销,西南联大党支部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基干性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把当时还没有入党的一批“民先”队员转到“社研”,保存和积蓄了进步力量。

在这些工作中,袁永熙的表现很好,受到大家的赞赏。

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不久,就有几名党员和关系较好的20多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文体活动,交流学习心得,并且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袁永熙大力支持,积极动员更多的党员和同学参加。该团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后,正式成立,取名“群社”,向学校训导处登记,并且聘请曾昭抡、余冠英等教授为导师。于是,群社成为以秘密党员为领导骨干的群众性、公开化和合法化的学生团体,是党组织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重要阵地。

接着,又有许多社团相继成立,其中一些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学生积极活动,举办读书会、歌咏会和朗诵会,开展出墙报以及上街宣传、募捐等活动。

袁永熙、陈琏夫妇.jpg

袁永熙、陈琏夫妇

1940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西南联大剧艺社排演《阿Q正传》,党组织动员了200多人参加前台和后台的工作,陈琏就是前台工作的负责人。9月25日,话剧《阿Q正传》在昆明公开演出,先后公演15场,影响很大。

这时,西南联大内已经有秘密党员83人,占当时云南省全省247名党员的1/3。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西南联大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为总支书记,陈琏为宣传委员。

在西南联大中,国民党和三青团原来势力很大,学生自治会头两届都被国民党和三青团控制着。经过共产党的工作,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在第三届选举中,进步力量胜过了反动势力,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和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全部由进步学生担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活动。西南联大的民主力量更加强大了。

在“反共高潮”下的隐蔽斗争

1941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疯狂镇压民主运动。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黑名单赶到昆明,准备实施大逮捕。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让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撤离学校,分散到昆明以外的县城和农村隐蔽。

于是,袁永熙撤退到个旧,以《曙光报》社为据点,联系疏散出来的同学,并且在周围一些地方开展党的工作。陈琏撤退到距离越南国境线不远的石屏县,化名程国宜,到县立中学当英语教师。

后来,根据党的指示,袁永熙又转移到四川江津县的白沙,先落脚在五姐夫孙国华教授家。接着,又化名李义劳,到山区一所中学教书。离开个旧前,袁永熙特地到石屏看望陈琏。这时,陈琏已经和家庭中断了联系。那时,西南联大和陈琏的家人都不知道陈琏的去向。陈布雷在重庆和昆明的报纸上都刊登了“寻人启事”:“怜儿:见字即盼回家。父字。”(“怜儿”是陈琏原来的名字)陈琏看到后也没有回答。

当时,在隐蔽斗争中生活非常艰难,袁永熙特地给陈琏留了一笔生活费。果然,不久后陈琏又遇到新的麻烦,因为有一个西南联大毕业的三青团员要来陈琏任教的中学,于是,陈琏又必须赶快转移,随着同志转移到云南省宜良县狗子街附近的西村。

袁永熙到白沙后,就积极和组织联系。他先通过沈钧儒的侄女沈语(又名沈吾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联系到邓颖超,然后先到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再进入上清寺50号周公馆。邓颖超介绍袁永熙向钱瑛(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汇报工作,钱瑛也向袁永熙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如“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等等。还让袁永熙阅读了一批党的文件。

谈到陈琏,那时,陈布雷登报“寻人”,没有回音,非常焦急,担心陈琏去了延安(当时有大批青年奔向延安,形成热潮)。郭沫若知道后就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当即表示积极协助解决。

于是,钱瑛告诉袁永熙,还是叫陈琏回家为好,“留在她父亲身边更可靠些。再说,知识分子在农村,如果没有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反而不安全,容易暴露”。

1942年初,陈琏收到袁永熙辗转送来的信;于是,她先回到昆明,再回到重庆的家中。全家都很高兴。

但是,陈琏在家里还是安定不下来,一直向往延安。她打听到有一批青年即将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就作好准备,按时赶到集合地点,上车正好遇到一位原来合川二中的老同学,大家结伴同行。这时,邓颖超赶来送行,忽然发现陈琏也在车上,立刻果断地招呼陈琏下车,而且把她领到周公馆。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反复教导陈琏,要她留在重庆的家中,先上完大学再说。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陈琏终于接受了现实,转入中央大学,插班进历史系二年级学习。陈琏虽然离开学校隐蔽了一段时间,又是从理科转到文科,但是她学习认真,成绩很好,人缘也很好。

这一段时期,袁永熙仍然隐蔽在江津、白沙一带,先后在女师、十七中、九中等校上课,同时做党的秘密工作,有时也到南方局开会或汇报工作。有一次,工作结束后,钱瑛特别告诉袁永熙说:“陈琏就在沙坪坝中央大学,你可以去看看她呀。”于是,袁陈二人在“白色恐怖”中再次相会,舒心倾诉,畅想未来。

1944年,由于形势的发展,党组织派袁永熙回昆明,去西南联大复学。于是,袁陈二人又再次分离了。

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

1944年9月,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参政员林伯渠在会上阐明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一致拥护,国统区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0月,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教授等主持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在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中,袁永熙回到西南联大。

1939年,陈琏(右三)与联大同学的合影.jpg

1939年,陈琏(右三)与联大同学的合影

这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秘密党员洪季凯(洪德铭)和马千禾(马识途)正在分别酝酿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并且于1945年2月和5月,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前者称“民青第一支部”,由袁永熙(作为特聘的组织干事)联系和领导;后者称“民青第二支部”,由马千禾领导。两者互相平行,不发生横向关系。那时,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由袁永熙和马千禾担任支部书记,组织分立,但是行动一致。

从此,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西南联大的两个支部团结进步师生——“民青”接着又在云南大学组织了第三支部,还组织了中学支部和职工支部等,形成了党的强大的外围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顽固派,却以和平谈判作掩护,蓄意挑起内战。于是,在1945年底,爆发了由昆明青年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即“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民主运动里程碑。“一二·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直属中共云南工委的西南联大党组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袁永熙是直接领导“一二·一”运动的幕后英雄。他做了大量工作,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评价。

1946和1947年的学生运动

1946年2月,袁永熙再到重庆,会见钱瑛,谈了“一二·一”运动的情况;也见到陈琏,互诉衷肠,并且相约在古都北平见面。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返回原址。

袁永熙奉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易名南京局、上海局)之命,偕同50多名地下党员、150多名“民青”成员返回平津。袁永熙任北平学委书记——根据党的指示,转地不转组织关系,仍属南方局领导,称为南系。另外,北平还有一个地下党系统,归华北局领导,称为北系。这两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各自独立活动,不发生横向联系,但是在斗争中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北平的学生运动。

于是,袁永熙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领导学生运动。陈琏也从南京转移到北平,到贝满中学任教,并且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职业青年的工作。

1946年12月,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兵强奸而引起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得到北平和外地很多学校学生的支持和响应,打响了内战爆发后蒋管区学生大规模反美反蒋的第一炮。

1947年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史称“五二○运动”),更是南北呼应,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

袁永熙领导和参与领导这些爱国学生运动,都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做到有利有理有节,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多次得到南方局(上海局)的赞许。袁永熙也成为第二条战线中贡献很大的学生领袖。 

曲折的经历,伟大的胜利

1946年,袁永熙与陈琏在北平有了公开的正式工作,又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可以谈婚论嫁了。他们的婚姻得到党内领导的支持、同志和朋友们的赞同。但是,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高官、蒋介石的“文胆”,因此,婚礼必须隆重。

1947年8月9日、10日,由双方家长袁祚庠(袁永熙的堂叔)和陈布雷出面,在《华北日报》连续两天为袁永熙和陈琏刊登了醒目的结婚启事。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其实,陈琏很不愿意把婚礼办得这样的隆重和排场,但是陈家要考虑陈布雷的地位和面子。中共上海局的领导钱瑛也说:“婚礼要办得体面些,因为这是陈布雷嫁女儿,有了这层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你们安全隐蔽。”

不幸的是,这场婚礼过后才一个多月,由于一个地下电台被破坏,在一个被株连者的身边搜到袁永熙的名片,特务逮捕了袁永熙夫妇,并且押送南京,关入保密局的看守所。

后来,由于只是在袁永熙那里找到一摞“民青”的章程,没有别的证据,经过多方营救,先由陈布雷领回陈琏“管教”;接着,又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国民党的外交部次长、袁永熙的姐夫)出面,派人保释袁永熙出狱。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趁着护送陈布雷灵柩去杭州安葬的机会,袁永熙和陈琏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乔装打扮,进入了解放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15日,袁永熙和陈琏随着中央青委的同志一起进入北平,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贵阳学院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