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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与大夏大学

作者:汤 涛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2月07日 09:00:35 阅读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两次被提议为大夏大学董事长。

第一次是由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提议。1933年夏,王伯群与副校长欧元怀等商酌,自己拟辞董事长,推何应钦继任,结果被否定。大家不赞同的理由是两人谁做都一样,当此风雨飘摇之际,任一职与两职都须付诸努力。

第二次,提议人是立法院院长孙科。1942年春,王伯群造访立法院院长孙科,声明请他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孙科强烈主张推何应钦,说无论是贡献度还是影响力,何为最合适人选。结果王伯群不赞成。

何应钦.jpg

何应钦

何应钦既非创业的实业家,也非投资的金融家,他乃一职业军人,何以被多次提议为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董事长?何应钦对大夏大学做过哪些重大贡献,赢得王伯群与孙科如此推崇,如此值得赋予信托?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历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东路军总指挥、军政部部长、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院长等职。何应钦对大夏大学的热忱和贡献,首先因他是校长王伯群的妹夫。除了郎舅关系,更为重要的他们在国民革命中培养的真挚友谊。他们之间情同手足,相互提携。当大夏大学在上海创办之后,就聘何应钦为校董,何应钦乐意受之。在20多年间,何应钦不遗余力资助和支持大夏大学,情感上是协助王伯群,客观上为中国的近现代教育添砖加瓦,建功立事。

一、捐款最多的校董

1930年,大夏大学筹资40万元在上海中山路建设新校区,使大夏一跃成为沪上名校。不过,这种大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在两年之后慢慢出现财政危机。1932年11月,大夏大学财委会发布报告,学校财政吃紧,本学期至少需要3万元才能渡过难关。王伯群听罢,实在不忍一手创办已有8年历史和近2000师生的大夏大学就这样分崩瓦解,首先拿出家用5000元给学校应急。

何应钦听闻大夏大学财政困难后,当即慷慨应允先捐两万元,以解学校燃眉之急。他还答应将训练部同仁的1万元借给学校生息或送免费生。为保证大夏大学正常的运营资金,何应钦提出以自己的名义向各方募捐,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他列出一串名单,这张名单包括哈同夫人罗迦陵、张啸林、姬佛陀等沪上名人,以及张学良、陈济棠、韩复榘、何键和杨虎城等军界宿将。何应钦以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不到3周的时间,就从韩复榘、陈济棠和勤勇小学基金募捐到3万元。在之后的3个月内,何应钦总共为大夏大学捐款近7万元。这些捐款,保证大夏大学的平稳过渡。

何应钦非常关心大夏大学建设,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校的图书馆、科学馆等公共设施日益不够使用。为获得社会公众和有识之士支持和赞助,他遂与杜月笙、虞洽卿、汪精卫和荣宗敬等校董联名发布大夏大学建筑募捐公告,公告谓:“大学之使命既重且巨,大学之设备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与吾人理想中之鹄的,相去尚远,同人决不以此自满。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须者,均因限于经济,尚因陋就简,未能单独建筑,于学术讲习,既多不便,于心身训练,尤觉未周。此第二期建筑之举行,所以不容或缓也。此期建筑,全部之预算定为五十三万。”他们“尤望海内贤豪,本爱护大夏大学之素怀,慨解义囊,共襄盛举”。

1934年10月19日,何应钦在大夏大学校董会上,主张先筹资建设图书馆。他筹划思谋,身先士卒。11月7日,南洋新加坡富商胡文虎访问上海,何应钦在南京专门招待,感谢他之前为大夏捐资办学,希望他能继续襄助公益事业。之后,他与林森、杜月笙、吴铁城联名为大夏作一书,向胡文虎募捐图书馆建筑费。1935年2月,何应钦从黄埔军分会筹措到一笔3万元图书馆建筑费。最后所得募捐超过6万元,他与董事会成员决定新建筑命名为“黄埔烈士图书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实行战略性的转移,从上海西迁到贵阳。自迁贵阳后,大夏大学经费上的困难与日俱增。何应钦在奔波抗日战场、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继续关注大夏大学,想方设法筹资兴学。经过个人多年的积蓄,1943年6月22日,何应钦委托夫人王文湘致函王伯群,告知有为大夏大学捐赠20万元之希望。果然,几天后,中国远征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何绍周从重庆返抵贵阳时,亲自送来3张共计3万元的支票,这笔经费对大夏大学来说无疑雪中送炭。一个月后,王文湘再电话通知王伯群,谓何应钦为大夏大学存15万元于聚康银行。1944年1月24日,何应钦托实业部常务次长周诒春转送一张9万元支票,用于资助办学,为大夏大学亟需解困。在1943年、1944年两年之内,何应钦共为大夏大学捐款达27万元。

由于过度操劳,王伯群不幸于1944年在重庆病逝,何应钦为失去大哥和战友深感悲痛。他依然惦记着留下来的大夏大学。抗战胜利后,他把军队在湖南弃用的一万个油桶捐赠给大夏中学。董事会专门派人去湖南晃县领取后,变卖成现金带回贵阳。为防止物价波动货币贬值,又将此款换成500两黄金存在银行,储作未来之需。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30年至1947年,何应钦总计为大夏大学捐款超过40余万元,其中还不包括劝捐以及不见记载的捐款,是为大夏大学捐款最多的校董。

二、做报告最勤的校董

何应钦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教学方法。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后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云南讲武堂教育长。1924年受孙中山指派,创办黄埔军校并任总教官。4年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他对学校情有独钟,军务之余,经常与师生交流,为学生做专题报告。

1928年10月8日,何应钦前往大夏大学,为全校师生做《关于青年之责任》演讲。这次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大夏过去历史之光荣、大夏现在全国社会上之美誉和大夏师生合作精神之特点,最后提出对大夏同学之希望:对于学术,尤其科学应有深造之研究;对于体格应有坚强之锻炼,尤其军事学识应有相当之认识;不可忘记国耻,尤须竭力提倡国货;对于中国旧道德应有相当之采纳;应将大夏之精神,发扬于全社会上。何应钦的这次报告,“听众千余人,均尽欢而散”。 

在大夏大学成立6周年之际,何应钦为大夏大学撰写《国民革命后之教育重心》贺文。文章说,国家文化之盛衰,政治之隆污,恒视其教育之发达与否以为断。他对国民革命后的教育重心提出三点展望:一是教育宜重物质上科学与机械之制造;二是教育宜注重严厉军事之训练;三是教育之主旨宜以发展学识能力为标准,摒除政治化之倾轧。最后他谦虚地说,际此军务倥偬,文书旁午,聊就近日对吾国学校之观想,已从冲篇幅,谬误之处,而望高明有以正之。

何应钦对大学校风和学风建设有自己独特的思考。1934年11月22日,他为大夏师生做《怎样挽回不良学风》的报告时,结合王伯群校长提出的“复兴民族教育”纲领,从民族主义精神、师生合作以及“三苦精神”进行阐述。指出:第一,要使学校中的青年均养成有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精神;第二,要严厉地使师生都从本位上努力;第三,要设法使师生密切地合作;第四,要使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适应起来;第五,要注重体育和军事训练,并勖勉大夏塑造一种新的学风,埋头苦干、埋头苦教、埋头苦学,为复兴民族、强盛国家做准备。像每次报告结束后一样,大夏“全体员生出席听讲,全场空气异常兴奋”。

在抗战期间,何应钦路过贵阳时,曾多次抽空到大夏大学,为师生讲述抗战形势。在报告中勉励员生发扬牺牲奋斗精神,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提升了师生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

何应钦尽管戎马倥偬,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抽空参加校董会的会议,为学校提供决策咨询,成为大夏大学倚靠的重要对象。1934年春,大夏大学爆发学生殴打校工事件。这起事件,表面是一桩校内斗殴事故,背后实则是国民党CC系通过上海市党部渗透控制大夏大学的一次试探。幸亏何应钦及王伯群及时应对,大夏大学才免遭一场被篡夺、被瓦解之危机。

大夏大学.jpg

大夏大学

事情起因是:有毕业班学生联合低年级同学在校内寻衅滋事,除破坏学校公物外,还殴打校工。受伤的校工表示不服,向学校、上海市教育局和法院提出诉求,要求严惩闹事学生。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吴开先、吴醒亚等直接跨界干预此事,这令学校十分不解。学校在多方调访后,发现学生殴打校工事件并非单纯的意气用事,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幕后教唆学生,制造混乱,以便掌控学校。为及时制止上海市党部对学校事务的渗透,王伯群一面召开校董会,请何应钦及军委会秘书长杨永泰等校董致函上海市党部,阻止他们扩大事态,勿要有他图;一面对闹事学生按照校规进行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也许是慑于何应钦、王伯群等在军政高层的影响力,上海市党部见无空可钻,无利可图,便也趁机收手,不再干涉校务。

何应钦对大夏大学教授也充满关怀,感情至深。国文系主任孙德谦教授系著名国学家、史学家,学识渊博,声名远播,日本汉学家福田千代、德国汉学博士颜复礼等均来华聆教。但他不幸于1935年11月12日病逝。根据孙教授遗愿,其家属将1847册藏书捐赠给大夏大学。为表彰孙氏功绩,大夏大学专门开会追悼,并发行特刊,以志哀思。何应钦惊悉噩耗,特撰挽联,以表哀悼:

时际末流,笃意斯文张绝学。

任凭大化,和光浊壤泛虚舟。

何应钦深知民族之兴衰,系乎人才之消长。大学为培养人才之所,关系民族前途甚巨。惟年来国内经济衰落,民生凋敝,大学之费用,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因之高等教育,几为资产子弟所独占。清寒学生,虽天资聪颖,志气高尚,每以厄于经济,对于学术钻研,几同望洋兴叹,“人才淹废,国运凌夷。执果溯因,良堪浩叹”。何应钦与杨永泰、吴铁城等校董有鉴于此,联合发起募集清寒奖学金,专为补助大夏清寒学生成绩优异者膏火之资,并为使清寒学生饮水思源起见,即以捐款人之名命名其奖金。所有募集办法,即“本奖学金分甲乙丙三种。甲种每年两百元,乙种一百元,丙种五十元,由捐款人自由认定某种若干名及若干年一次,或按年交由本校,给予家境清寒成绩优良之学生”。清寒奖学金设立后,每年有数十名贫寒学生得到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大夏大学地处上海西郊,学校大门面朝东边,出门即宽广的中山路。而在西边,则流淌着宽阔的丽娃河,河水较深,对于住在大夏新村的教授们来说,到河西去需要来回摆渡,出行极为不便。1936年春,大夏新村委员会商定在丽娃河上建一座钢骨水泥大桥,连通东西两岸。大桥当年秋季动工,于次年春季完工后,取名“丽虹桥”,盖取唐人“双虹落彩虹”之意。正忙于西北善后和川康整军的何应钦闻讯大桥落成,欣然亲笔题名“丽虹桥”。大夏教授王毓祥特撰铭文以示纪念,铭文曰:“丽娃江上,不霁何虹。舰恒凝凤,夭娇犹龙。地利为纬,人和为经。二难济美,成此津梁。于万斯禩,蔚作里仁。”在丽虹桥落成典礼的那一天,何应钦亲自出席通桥庆典,并委托夫人王文湘剪彩。是日,桥上挂旗结彩,爆竹喧天,大夏师生及附近居民1000余人前往观礼,颇显一时之盛。

至今,这座历时80多年的白色大桥,仍卧在碧波荡漾的丽娃河上,成为中国高校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三、争取政府资源最得力的校董

民国时期个人主办一所大学,实属艰难。既要有丰沛的财力资源,也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大夏作为私立大学,不像公立大学有政府相对固定的财政投入,私立大学很难得到政府的重视。其实,无论公立、私立大学,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而私立大学要得到资助,人脉是关键。何应钦经常代大夏大学与教育部打交道。他曾沟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请按照私立专科以上大学补助标准,给予大夏大学补助。大夏大学新设置的体育专科为能得到教育部的顺利审批,何应钦多次向王世杰打招呼请予帮助。

1941年3月,何应钦闻大夏大学拟向教育部申请补助经费,目前正在详商解决办法。4月上旬,当他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关心询问与教育部交涉情形如何?王伯群如实相告,说教育部禁止私立大学办师范教育,大夏提出把教育学院分出改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但教育部一直不予相关补助。何应钦认为大夏贡献出教育学院,政府给予一定补偿,合情合理,便答应亲自去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催索。次日上午,何应钦赶到教育部访陈立夫,当面询问大夏大学补助如何解决?陈立夫也许感到不合理,最后答应拟作10万元呈行政院讨论。行政院审议通过后,补助费却迟迟不见下拨。何应钦又代发两函分别向孔祥熙、陈立夫催发。到7月中旬,大夏大学终于收到孔祥熙汇出的10万元特补费。不久,何应钦又告好消息,说经与赈务委员会联络,许世英委员长决定加拨6万元补助给大夏大学。这两笔款项,为大夏大学安然度过1941年提供了资金保障。王伯群在一次校务会上赞叹道:“敬之亲为大夏事而访陈立夫,其热心爱护大夏,可感可敬也!”

1941年,大夏大学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何应钦在大夏国立过程中,出力甚勤。11月24日,他从行政院开会早散回家,跟王伯群言有好消息相告。说今日行政院会议时,教育部提案将复旦大学改为国立。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问改为国立须经费若干?教育部答不改国立,每月须拨付10万元经费;改为国立,也差不多这个数。蒋即通过复旦准改国立。何应钦在场,当即提议大夏与复旦同样困难,若复旦改国立,大夏亦应照样办理。蒋介石闻之,亦同意照准。故大夏改为国立,今日院议已原则通过。

然而吊诡的是,教育部在半途中又生变化,提出改大夏大学为“国立贵州大学”。消息传来,大夏师生及全体校友群起抗议和反对。1942年3月10日,教育部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任命王伯群为贵大校长时,何应钦见教育部在大夏国立处理上与复旦不一致,当场提出异议,说王伯群就任有种种困难,请勿通过,免失政府威信。即使任命,教育部至少须先与王伯群商得同意方佳。

在何应钦的反对下,议题暂时被搁置。几天后,在重庆上清寺孔祥熙公馆召开大夏大学校董会,商讨国立之事如何进行。在听取王伯群报告大夏大学呈请援复旦例请改国立之经过及教育部擅自改校名之歧视事实后,与会者均表示愤慨,认为陈立夫办事太操切。最后,会上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完全照复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一是主张维持私立性质,只求增加经费,以提高员生待遇,增进教学效能。4月21日,何应钦在行政院会议提议就大夏大学国立问题,应早决定解决办法。在何应钦、王伯群等多方争取和干预下,行政院最后决议:“大夏大学照旧维持,除原有补助费外,本年度加拨50万元。”

消息传来,众皆欢腾。大夏大学既保持了独立,又得到补助,可谓两全其美。从此以后,大夏大学每年从教育部获得不少补助。每每想到此事,王伯群禁不住感叹道:“敬之对我援助,对大夏爱护,非常可感,不知何以为谢。今年有此数,可与国立相比矣。”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