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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君”宋仁宗 晏建怀

作者:晏建怀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11月19日 17:50:08 阅读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外,论名望高、名头大、名声好的,则非宋仁宗赵祯莫属。他13岁登基,54岁去世,在位42年。42年间,其为政宽简,为君宽宥,为人宽仁,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尤其爱惜人才如命,奖引后进不遗余力,使许多聪慧而贫寒的子弟脱颖而出,共同奏响了多彩多姿的文化华章,将宋朝的文化盛世推向了巅峰。明朝大诗人邹智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宋仁宗这个皇帝,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一、“千古第一仁君”

  有人称宋仁宗为“千古第一仁君”,虽然貌似过誉,但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生杀予夺的权威,再观察他治国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你会发现,这并非过誉。在此举一二事例即可说明:

  其一是作为皇帝,宋仁宗对天地和自然充满着敬畏之心。有一天晚上,工作至深夜的他腹中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但考虑到民间总以宫中的需要而风动,担心他晚上吃了烧羊肉后,老百姓会夜夜杀羊,便忍了。第二天,与近侍闲聊此事,近侍说为何不让人做了送来?仁宗说:“我若不忍一时之饥,或会引起无穷杀戮,此为暴殄天物。”做一个小小的决定,首先想到的却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样的皇帝历代鲜有。

  其二是他对身边的侍者仆从也极为仁慈。有一次吃饭,吃着吃着,嘴里突然发出“咔嚓”的声音,牙齿一阵剧痛,侍吏急忙问怎么回事,仁宗说咬着沙子了,接着对侍吏说,千万不要说我吃饭咬到沙子了,否则对厨师不利。又一次,他在御花园散步,回来后立即对侍女说,快端茶来给我喝。侍女边倒茶水边问,在御花园没有喝茶吗?不是有管茶水的侍吏吗?仁宗喝完茶后说,我散步时没有看到当值的侍吏,又不好向其他人询问,否则侍吏会因此受罚,所以只好忍渴而回。一个皇帝,凡事不是以自己的需求为要,而是先考虑别人,替人着想,殊为难得。

  宋仁宗不仅对侍者仆从仁慈,对大臣和读书人更是宽厚包容到让人诧异。他在位期间,凡决定国家政策和人事任免,他大都采取“朝堂公议”的程序进行,而非“一言堂”。有一次,他想提拔自己宠幸的张美人之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和宣徽使,照样在朝堂上提名“公议”。此方案刚提出,御史包拯就第一个反对,并同宋仁宗当面辩论,说无论口碑还是功劳,张尧佐都无法堪当此任,而且因为这有开启“外戚干政”恶例的危险。包拯反对时义愤填膺,态度激昂,讲话唾沫横飞,溅了宋仁宗一脸,让他又羞又恼。然而,面对包拯的强烈反对,贵为皇帝的宋仁宗虽心里不悦,却很有涵养地放弃了这个提议。回到后宫,正在等待“好消息”的张美人兴冲冲地上前询问结果,宋仁宗没好气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他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受点小委曲,不专横,不霸道,不乾纲独断,不盛气凌人。


二、仁君“治世”,人才辈出

  宋仁宗爱惜人才,求才如渴,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网罗天下人才。

  宋朝像唐朝一样重视科举,而仁宗朝最甚。宋朝最有名的文人,很多都是在宋仁宗朝通过科举入仕,然后才慢慢声名昭彰以至名扬千古的。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宋祁这些文坛巨星,像富弼、韩琦、文彦博和范纯仁这些传世名臣,像理学家程颢,像写过“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像科学家苏颂、沈括,像画家文同、书法家蔡襄,无一不是宋仁宗通过科举发现并培养和使用的人才。像柳永,本来是个穿行于烟花柳巷瓦肆勾栏的浪子,科考中,宋仁宗因他那句“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为由黜落了他。但柳永在年近50再次参加科考时,宋仁宗钦点,让他顺利过关,录取为进士,步入了仕途。这充分说明,宋仁宗自始至终做到了唯才是举。

  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现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述通过科举入仕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包拯、蔡襄、苏颂等人,都是经过一番历练后在宋仁宗的关注和培养下成为名臣的,像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进士的晏殊、范仲淹、种世衡、狄青等人,也是在他的栽培下或成为名臣,或成为名将,皆名重一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名单中你会发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外,宋朝的王安石、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六人全部出自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苏洵没考取进士外,其余五人都是宋仁宗通过科考录取的进士,不能不说,这与宋仁宗有直接关系。

  《辞海》对“恩荫”的解释是:“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人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个“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当皇帝时,被高频率、广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没考上进士,却通过“恩荫制度”步入了仕途,实现了人生抱负。像理学大师周敦颐,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的大诗人梅尧臣,都是在宋仁宗朝通过“恩荫”入仕的。

  宋仁宗以他对人才的无比重视和求才的独具慧眼,使那些不世之才脱颖而出,形成了满天繁星的特殊现象,对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说:“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同时,仁宗给了很多人仁慈和恩惠,让人对他念念不忘,口碑相传,连普通老百姓都视若神明。据邵伯翁《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同时,“(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那天下举哀的架势,是宋仁宗“千古第一仁君”之誉的最好注脚。


三、遗患无穷的“仁慈”

  中国历史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名扬千古。

  确实,皇帝手握至高无上的权柄,杀伐决断不过一念之间,能做到像宋仁宗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对文人士大夫关怀备至,乃至对地位卑微的侍从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这样的官吏都极少见,何况九五之尊的皇帝?所以,他的仁慈显得极其难得,才让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呈井喷式出现,成就了文化史上的“灿烂星空”。明朝文学家李贽评价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绩所在。

  然而,笔者浏览了40册《宋史》(元朝脱脱著)和《全宋笔记》(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等主编)中很多野史笔记,对两宋历史长达十多年的浸淫,写作并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宋朝的历史随笔,对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一再钩沉和追索,由衷喟叹宋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实在是有其潜伏危机的一面。“文治天下”当然并非错误决策,但始于宋太祖时代并贯穿于整个两宋,通过“扬文”实现“抑武”来确保政权稳定的方式出现了偏颇,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后患”。同时,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宋仁宗被视为皇帝中绝无仅有、极其难得的“仁君”,也因其频施、滥施而产生了“物极必反”的“后遗症”。

  那么,宋仁宗能否称得上“千古第一仁君”呢?笔者认为,堪称。

  然而,作为“千古第一仁君”的他,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更绝非一流政治家。

  在中国,“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开始,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降,出现了数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过明君也有过昏君,有过仁君也有过暴君,但真正堪称政治家的皇帝却凤毛麟角。真正的政治家当然应该仁慈,但光有仁慈却远远不够,真正的政治家最闪光的地方不能、也不应该是仁慈,而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勇气、有胆识、有胸怀、有决断,有仁而非妇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决断而非和稀泥之断,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许多优点,但他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点,潜伏着后患。就拿他的“仁慈”来说:

  一是仁而无断。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皇帝,当年重用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之时就是这样。宋朝有几个问题一直影响着朝局和发展,这几个问题自宋真宗一朝已经显现,到宋仁宗时代已暴露无遗: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员太多,三是军力太弱。收入少,财政入不敷出;冗员多,朝廷不堪负重;军力弱,老打败仗,只得“花钱买和平”,只得敲骨吸髓,盘剥百姓,形成恶性循环。当这些问题在宋仁宗朝积成沉疴之后,宋仁宗决定改革,火烧火燎将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对垒西夏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开启“庆历新政”。

  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药方,无非三种途径:找钱、减员、强军。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韩琦、富弼以执政身份联袂助阵,欧阳修、蔡襄、余靖等以谏官身份摇旗呐喊,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精贡举、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改革。尽管范仲淹的这些改革措施远没有“王安石变法”措施全面和深入,远没有那么深刻地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庆历新政”也是如此。改革措施中的“明黜陟”和“择官长”都是针对冗员的,都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升迁进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员;“抑侥幸”是针对靠“恩荫入仕”的那些人,既针对“学”不配位者,更针对“恩荫”滥赏的行为,又得罪一批官员;“择官长”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员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个因此下台的官员都会对范仲淹恨之入骨。这些被影响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员便以上书告状、御史弹劾、造谣诬告等手段围攻范仲淹。

  宋仁宗不但仁慈,耳朵还软,只要听到三个人说某事或某官员的“不是”,他就会叫停或罢免,尤其是“朋党论”的兴起,击中了宋仁宗的软肋。于是,官员们一番声势浩大的造谣中伤后,只想息事宁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一职,将他调离了京都。一场有可能改变宋朝国运、至少可以缓解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表面似“仁慈的决断”而实际“仁而无断”中草草收场,一切照旧。宋仁宗首鼠两端、苍黄反复的性格,暴露无遗。

  二是仁而无矩。任何一个成熟而优秀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遵法度、守规矩,无法则乱政,无矩则乱心。宋仁宗确实“仁”,但“仁而滥赏”。在位期间,他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觉得这样横恩滥赏不妥,曾三次上书规劝说:“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若实在必要,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

  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包拯就曾多次向宋仁宗提出不能随意封官许愿,建议“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意思是即便因父祖的功劳而录用其子孙,也要通过考试。可见,“恩荫”中的“滥赏”已是当朝众所周知的痼疾。皇帝乃一国之主,他的每个决策几乎都事关全国、全局。他的赏赐行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牵动着人心,一旦滥赏,必有不均,这就坏了规矩,乱了人心,结果便会带来小人攀附和仕途的奔竞之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谋人,不谋事”现象,贻害无穷。

  三是仁而好名。如果以“不那么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这个皇帝是极好名的。当然,实话实说,宋仁宗重视科举,通过三年一届的科考招揽了无数英才,使他这一朝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奇观”现象,不单在当朝,即便对后世都是贡献巨大的。然而,对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却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当时,成都有位举子给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把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就能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这首“反诗”吓坏了成都知府,连忙把举子捆绑至京,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里谋得了官职,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知道这是考生因屡试不第想走“捷径”而剑走偏锋出的怪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宽容大度,对言论宽松包容的态度。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滥赏无度”,处事随意,毫无规矩可言。

  在个案上如此,在决策上也是如此。宋太宗时,科考政策规定,考生凡过了60岁后就不能再参加科举考试,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却调整为:只要年满60岁,无论考中与否,全部授官。虽然这里所谓“授官”,大多是享受待遇的荣誉官衔而非实职,但是,这不仅带来了为“吃空饷”虚报年龄(官员的年龄常常有“实年”与“官年”之分的原因便在于此)的问题,更带来了规矩之乱和冗员增多的问题。所以,宋仁宗“仁”的背后,也有碧水下的淤泥,“好心办坏事”与“好人办坏事”的现象也并非孤例。

  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一书中评价说:“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话虽悫直,但却是识人、知人之语。

【湖南省株洲市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