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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反击匈奴:中原民族血性的张扬

作者:熊剑平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19年07月08日 00:00:00 阅读 

就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之际,在北方崛起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匈奴。当刘邦统一中原、建立汉王朝之时,冒顿单于也在北方建立起庞大的草原帝国,并就此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匈奴长期逐水草而居,行踪无定,擅长骑马作战,不时南侵,即便是高明的侦察员,也很难准确掌握他们的行踪。为了对付匈奴,汉朝政府一度以和亲和通关等条件,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局面曾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汉武帝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才算彻底扭转。

匈奴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9年,它的极盛时期是在公元前209至前128年之间,大致相当于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这一阶段。在公元前4世纪,匈奴王庭位于漠南阴山以北的头曼城,距黄河河套已经不远。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将长城筑到阴山南麓,但匈奴势力不久就突破了长城,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方。秦在统一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14年派遣蒙恬统军40万北击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南(黄河以南,全文同)”地区。但是十多年后,当秦朝崩溃,楚汉战争杀得不可开交之际,匈奴势力又再度深入“河南”,并且多次攻掠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北部)。

公元前200年左右,当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军队突然包围了并州北部的马匹交易地马邑,紧接着又南侵太原,迫使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上反击,一直攻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但是,习惯于中原作战的汉军步兵完全不适应机动性极强的骑战,一夜之间竟被30多万匈奴骑兵反包围于平城以东17里的白登山,最后只好以和亲作为条件,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此为汉廷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战。此后汉朝因建立初始,干戈方息,实力不逮,百废待兴,不得不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消极防御,力求以和亲与财物供奉的方式维持边境的和平。但是和亲和防御并不能真正遏制匈奴的进攻,汉朝的边患始终非常严重。

在此后的时间里,汉朝历经惠帝、吕后与文、景两帝,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一方面开始调整军队的兵种结构,大力建设骑兵部队。如汉文帝时规定每一农户要养马一匹,以资军需。匈奴方面则占领了河西走廊,又征服了西域,从正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原形成包围之势。从公元前180年至前146年间,匈奴骑兵频繁地对从陇西到辽东的长城以南地区进行掳掠袭扰,边境冲突持续不断,汉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向中原的推进之势,使战线基本上稳定在西北边境线上。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之为双方的战略相持阶段。

在汉景帝执政期间,虽说匈奴未再有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但小规模袭扰一直未曾停止。为了与匈奴求得妥协,景帝不得不继续与匈奴实行和亲及“通关市”政策。但这些带有屈辱性的退让,却只能换来短暂的安宁,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继续掠夺的欲望。所以,随着国力的增强,西汉政府终究会下决心从改防御为进攻,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争取真正的安宁。

等到汉武帝登基之后,他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立即积极展开反击匈奴的各种准备。军事上,他进一步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修筑军事要道;政治上,他加强中央集权,如“举贤良文学”以扩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经济上,他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从而全面造就了反击匈奴的条件。

汉武帝首先是对军事指挥体制进行改革。大司马等渐渐成为带有荣誉性的虚衔,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各种名号的将军,实际执掌军权。至于这些将军,则都是武帝亲自提拔的亲信,全都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和控制。这样一来,不仅是君权得到更进一步集中,军权也可以很好地加以控制,为日后实施反击战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深知,实施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必然地需要有大批非常能干的将才,所以他不拘一格地大量擢升有为将领。对于立有战功的武将,汉武帝除了破格提拔之外,还会给予丰厚的奖赏。卫青、霍去病等重要将领,就因此受到特别的提拔,并在日后担负起反击匈奴的重任。汉武帝同时下令在全社会营造尚武风气,不仅要求武士和军人熟练掌握各种武艺,同时也鼓励文官练习骑射和击剑。汉武帝还有意扩充兵力,通过多种途径来补充兵员,并努力改善兵员结构,竭力弥补汉军不擅骑射的缺陷,为日后与匈奴决战进行准备。

由于西汉初年长期推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从地方到中央,从百姓到官府,财政状况因此得到很大改善。汉武帝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推行财政和币制改革,建立专门负责盐铁的官方机构,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些都为发起反击匈奴的战争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财政保障,伴随着钢铁技术的发展,汉朝可以大力发展改善武器装备。炒钢技术的发明,不仅使得钢产量大幅度增加,也可以制造具备更高强度和韧性的兵器。更加精良而锐利的兵器,配备在新式骑兵身上,大幅度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在西汉,伴随着钢铁技术的进步,便于携带的钢刀,既便于劈杀,又不易折断,成为骑兵的常备武器。弓弩的技术也较前期有了很大进步,也在日后对付匈奴骑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铁制铠甲等防御装备也不断得到改进,出现了铁衣、铁甲、铁冑、铁盾等防护装备,使得汉军的防卫能力得到大大提高。

在匈奴机动快速的骑兵部队面前,汉朝的车兵显得既笨拙又迟缓,汉武帝决心大力加强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他命令马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大军马的养殖力度,官方养马的数量就此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时间形成“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景象。此外,汉武帝也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养马,扶植私人养马业。为此,他下令大幅度提高马价,目的就是“使人竞畜马”。为了鼓励养马,汉武帝特地允许用马匹向官府买爵,还规定千夫、五大夫等“不欲为吏者”,必须向官府交纳一定的马匹。凡民养私马,政府可以征调,以补军马之不足。由于内地所养之马,不如匈奴马匹健壮和善跑,汉武帝下令四处访求宝马。当他得知大宛有汗血宝马时,不惜重金采购,在遭到拒绝之后,不惜付出战争代价武力夺取。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年),李广利便奉命领兵10万进攻大宛,在耗费亿万之后,“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牛牝牡三干余匹”。充足的马匹为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提供了条件,也令汉武帝有了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的本钱,大规模组建骑兵集团也因此成为可能,真正的骑兵时代也就此到来。

汉武帝还非常注意情报和外交联络。张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派遣出使西域,任务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等西域方国,劝说他们和汉朝联合抗击匈奴。张骞虽没能完成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任务,却在往返西域途中,对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等,有了非常细致而全面的掌握,使得西汉王朝得以第一次细致了解到关于西域的真实情况。在此后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中,张骞因为熟悉匈奴地形,具有丰富的沙漠行军经验,奉命担任向导。结果他引导汉军在沙漠中找到大片水草,就此解救了大队人马,帮助卫青取得战争的胜利。此后,张骞还奉命出使西域,劝说乌孙等联合攻击匈奴。大宛、大夏、大月氏等国也陆续派出使者来到长安。在亲眼目睹汉朝的强大和富庶之后,纷纷决定背叛匈奴,与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对西汉实现打击匈奴的总体战略目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汉武帝逐步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行动,汉军大规模深入匈奴境内,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严厉的打击。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的一位叫聂壹的老人向汉武帝进献伏击匈奴的计策。经过一番廷议后,汉武帝决定依计设伏。这年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总计率领30余万人马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埋伏下来。可是,就在单于进入伏击圈之际,汉军一名尉史遭匈奴抓捕,就此将伏击计划全部泄露出去,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最终成为泡影。虽然战争没有打响,但匈奴至此一定和汉撕破脸皮,双方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攻入上谷郡地区(今河北怀来东南)。汉武帝急命四名大将各率万骑予以还击,但是几路大军战斗均不理想,不是损兵折将,就是空手而归,唯有第一次领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令人眼前一亮。这位年轻的将军率部出上谷追击匈奴,一路攻破匈奴的龙城(今内蒙古正镶白旗附近),杀敌700,得胜而归。卫青的胜利,既是他个人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胜利,同时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第一个胜利,所以得到汉武帝的特别奖赏。卫青被赐爵关内侯,并在此后长期担任反击匈奴的主将,直至成为威名赫赫的大将军。

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兵分三路,大举入侵,一度突破长城关塞,杀害民众,并将汉军韩安国所部千余骑几近歼灭。卫青和李息奉命紧急救险,迎击匈奴骑兵。在卫青斩敌数千之后,匈奴的攻势得到遏制。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卷土重来。韩安国率军出战,结果负伤败走,任由匈奴骑兵掳掠人畜而去。

为了防范匈奴的屡次袭扰,汉武帝命韩安国部向东转移,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命令卫青和李息率军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接到命令后,卫青、李息率部先沿黄河北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一举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与匈奴腹地之间的联系。此后,他们迅速南下,迂回包抄,对敌发起突袭。驻守河南的匈奴军仓促应战,结果被击溃,只有白羊王和楼烦王率少数亲兵侥幸逃遁。此役,汉军歼敌数千,收复河南地,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捷。此后,汉武帝着力经营,把河南地建成一个反击匈奴的军事基地,可以任意向东、西、北三面进行出击,单于王庭头曼城直接暴露在眼前,汉军渐渐掌握了反击战役的主动权。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命卫青为主将,苏建等各率部分军马,举大军10余万人,突袭匈奴,结果卫青得胜归来,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由于此战胜利,使得匈奴中西部的联系更加削弱,为后来河西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元朔六年(前123年)春,汉武帝为了寻歼匈奴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他任命卫青为统帅,率10余万骑,积极寻求匈奴主力决战。当两军相遇之后,双方展开一场激战。起初阶段,以汉军处下风,右将军苏建所部3000余骑伤亡殆尽,赵信在战败后领800余骑投降匈奴。此后,卫青指挥大军发起反击,最终反败为胜,斩敌近两万。此役,霍去病异常神勇,仅率800骑,孤军追敌数百里,斩杀匈奴军2000余人,并俘获匈奴相国等重要官员,因此被封冠军侯。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进攻河西,为日后大规模作战进行试探。霍去病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与匈奴遭遇。双方经过一番激战后,都付出惨重代价。汉军虽取得战争胜利,杀死匈奴二王,但万余轻骑,仅剩三千。不久之后,汉武帝决心乘河西匈奴惊魂未定之时,发动多路大军再次发动袭击。匈奴军损失三万之众,大批官员或被俘虏或就地投降。汉军虽付出“大率减什三”的代价,仍然取得了一场大捷。

经过漠南、河西等战役,汉军不仅收复了河南地区,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还逐步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断绝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并将匈奴两部切断,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至此汉军已完全拥有了整个反击战争的主动权。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遂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这样,就发起了漠北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汉武帝集中精锐骑兵10万人,组成两个大的战略集团,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数10万、驭马10余万匹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卫青、霍去病接受任务后,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各率精骑5万,步兵后勤和支援部队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得悉汉军将至,在转移辎重、部众和牲畜的同时,“以精兵待于幕北”,企图待汉军疲惫后再歼之。卫青出塞后,得知单于的战略意图和王庭所在地,遂当机立断,率主力直扑单于大营,迅捷北进数百公里,横渡大沙漠后,两军主力遭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骑兵袭击,同时指挥数千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当即派遣万骑应战。双方激烈厮杀,直至黄昏。这时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就此形成一场混战。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战况不利,就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逃遁。卫青立即派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则率主力随后跟进,一直进至真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麓)的赵信城,放火焚毁其城以及匈奴的积粟,然后胜利班师。是役共歼匈奴军近两万人。

在另一个主攻方向上,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进一千余公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尽歼其精锐部队,俘获和斩杀匈奴屯头王以下7万余人。左贤王弃军逃逸,仅以身免。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兵锋逼至贝加尔湖之畔,然后凯旋而还。

漠北之役是汉和匈奴之间规模最大、战场距离中原最远,也是最为艰巨的一次战役。在这场交锋中,汉军共歼匈奴军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使得匈奴从此无力再大举南下,造成了“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远距离骑兵集团作战,充分表现了汉军骑兵的独立作战水平和后勤支援能力。此战虽然迫使匈奴放弃漠南向西北方远遁,但汉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汉史资料所记,当时卫青、霍去病两军出塞时,塞上登记的过境马匹共14万匹,而战后入塞时则不足3万匹;步卒的死亡也多达数万名。故此战之后,汉军由于缺少战马,已无力实施追击了;而匈奴伤亡殆尽,自然也不敢再来扰边。直到公元前114年,汉将公孙贺率15000骑从九原再次出塞,军行2000余里,竟然看不见一个匈奴人;又派赵破奴从令居出塞,直至匈奴河水(今杭爱山南麓),也看不到一个匈奴人。

十年之后,也就是太初元年(前104年),汉军再次攻击匈奴右部,匈奴北退,大军西征,爆发了楼兰之战。此后近三十年,汉匈之间又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直至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国分裂,南匈奴降汉回归漠南,北匈奴应康居国王之邀(在咸海与巴尔克什湖之间)西迁至都赖水(今恒罗斯河)上游。至此,匈奴势力才不再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事实上,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之战后,北匈奴的势力才最后退出中亚地区。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