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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农民战争”       

作者:刘 晨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30日 14:30:02 阅读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后来,“农战史”研究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日益寥落,逐渐进入了“发展瓶颈期”。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到如今的冷落沉寂,似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正常现象。学术总该回归理性。

然而,矫枉何须过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反思前期研究中出现的“为尊者讳”的情结时,对农民战争全盘否定和黑化的声音悄然占据了社会上的各大媒介。一时间,农民战争破坏论,替镇压者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原来澄清的许多问题又被搅浑了。

首先,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自我调节的主要方式。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或“中兴”王朝)一般会采取诸多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农民的生活有所改观,思想文化出现新气象,这几乎形成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可见改朝换代也有其历史进步性。受益于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几千年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和政治制度得以承续和发展。但是,农民战争的推动力是一种客观影响,并非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出现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其次,农民战争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爆发具有正义性。农民起义的队伍构成相当复杂,并不是由单一的农民阶层组成,但农民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资源和体力支持,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压迫剥削,无可厚非。起义的领导者出于广泛动员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从唐末王仙芝,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均贫富”,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及平均土地的“贵贱均田之制”“均田免粮”和“三年不征”的口号,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这些都强烈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对均匀饱暖社会的向往。因此,无论如何,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

再次,利用民间宗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通例。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刘邦斩蛇起义,张角创太平道,方腊吃菜事魔,韩山童倡白莲教宗,洪秀全建上帝教。这作为动员和组织起义的工具,起到推翻腐朽力量,扫清社会发展障碍的积极作用,不能等同和比附于现代概念的政治性邪教。

最后,战争本身即意味着伤亡和破坏。农民战争不是民族战争,不是国家战争,不应完全归咎于发起方,还要考虑到反抗对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他们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作为反抗者的纪律,要比被反抗者好得多。

对于农民起义的失误,我们也应敢于正视。其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拜皇权、生活腐败、权力倾轧和军纪松懈等负面表现,带有普遍性。无论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和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概不能外。这是时代和阶层的局限,也给后世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注定了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

治史如断案。历史的本真在于求实。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示的。只有秉持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农民战争,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坏人”的历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趋近于历史事实的论断。寥寥数语,置于卷首,以此切入,实为引言,自勉之共勉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