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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分期与进化史观

作者:张 浩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25日 11:12:10 阅读 

中国向来以史学的早熟与发达著称。但古代中国史学的编纂,以《史记》《资治通鉴》等的通史和《汉书》以降之二十三史的断代史为主。断代史以王朝更替为准,人事变迁与典章制度之衍变是断代史的着眼点,由此产生了如王夫之所言的“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的循环史观。在此史观下,历史凸显的仅是治乱兴替的内部循环,并不涉及大历史下,中国社会的形态与性质的变化及变迁。循环史观下的古代史学,虽有史料丰富、编纂严谨的优点,但也失于借古通今的历史思辨锐度。

以线性的进化发展观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迟到晚清西学渐进,进化的社会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才有了新历史分期论的基础与可能。同时,19世纪前后的西方历史学家在传教士的协助下,开始了用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分法来编纂中国历史。真正对中国现代历史学产生实质性影响,则是19世纪末日本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等东洋史学者采用线性历史观编纂的中国史(《支那史》或《东洋史》)。比如那珂通世在《支那通史》中,以三代到战国结束为上世,秦汉经隋唐到宋亡为中世,元到晚清为近世。那珂的学生桑原骘藏,时为京都大学与内藤湖南并立的新东洋史大师和肇造者。桑原在《支那史要》中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其中上古为“汉族充腓时代。谓从太古至秦一统之间”;中古为“汉族全盛时代。为从秦一统至唐亡”;近古为“蒙古族极盛时代。专指五代至明末,凡七百年间”;近世为“欧人东渐时代”。作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则创立影响最为广泛的“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需要补充的是,采用三分法的史家很多,但各自划分的标准却大有不同,切不可望文生义。

内藤史学分期的重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点变迁的节点。在他的三分法中,古代是太古到秦和两汉,中世是三国至五代,近世是宋代以后。古代与中世的节点,内藤史学放在秦汉之后。内藤认为,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还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为中世。

以宋代为中世与近世分期的节点,更是内藤史学的一大贡献。不同于传统唐宋并举(比如文学上的“唐宋八大家”)的连续性,内藤在《近世中国的文化生活》中认为唐宋的断裂非常明显,在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势力兴起。在文化上唐代的贵族文化已衰落,而宋代的新兴庶民文化诞生。这也是内藤湖南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思想的主要体现。

20世纪初,随着全面效法日本的教育改革的推进,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历史分期随史学一起正式引入中国,成为撰写新体中国历史的模板。1902年,壬寅学制改革,小学堂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秦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六个阶段讲授。而日本东亚史著作大量翻译过来,中国史学界逐渐熟悉了与传统不同的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等概念,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的历史分期理论。在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建设中,这些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界自觉使用的术语。

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全盘接受日本东洋史分期法,从梁启超开始,到傅斯年、雷海宗、周谷城等,都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史学家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除了继续坚持民族独立的目标外,更强调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相一致。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