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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本质差异

作者:冯 玮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20日 15:59:42 阅读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约表述,最初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基本思想是以中国纲常伦理之学为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应用。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和魂洋才”是19世纪中叶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简约表述。中国学术界和历史教科书,均将中国的“中体西用”视为日本“和魂洋才”的对偶,实际上这种类比忽略了“中体”与“和魂”的本质差异。因为,“中体西用”是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不可改变;而后者则是主张民族精神不可改变。必须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并不等同。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就是因为概括了日本“成功”的重要乃至根本原因。“日本的民族精神”,有一项公认特质,就是以强者为师。纵观历史,日本共派遣了18批遣唐使,其中抱着虚心向唐朝学习的,是第七批至第十批遣唐使。663年白江村之战,日本领教了唐朝的实力,之后,日本认真拜中国为师,派出了第七批遣唐使。753年第十批遣唐使回国后,由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实力日衰,日本学习热情骤减,最终停派遣唐使。1863年萨英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令萨摩藩统治者领教了英国的强大,随即派遣19人秘密赴英留学。这批留学生包括后来的日本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海军兵学校校长松村淳藏、东京开城学校(东京大学前身)校长富山义成。

按照“和魂”——即日本的民族精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包括政治体制。在这方面,鸦片战争对日本“睁眼看西方”的意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京都大学山室信一教授在《法制官僚的时代——近代日本国家设计和知的历程》一书中写道:“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的关心日趋强烈。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和人口亦无大的区别,为何能以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出。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同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于是,日本展开了一场如何变革政体的争论。以福泽谕吉、小野梓为代表的“英学派”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宪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为代表的“法学派”认为,应该“万民共治”,学习法国,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学派”认为,应该学习德国,“主权归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这场争论能热烈展开,本身就说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根本不认为“体制”不能改变,而是认为“先进的体制”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极权政制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因此,美国战后对日本改革的重点,就是铲除“种子”赖以生长的土壤。可以说,就法律和政治意义而言,美国主导的战后改革,是对“明治维新”的明确否定。虽然日本最终保留了天皇制,但毋庸赘言,日本天皇早已走下神坛,今非昔比。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