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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保皇党产惨遭“滑铁卢”

作者:杨 立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11月22日 17:31:03 阅读 

  对于康有为的研究,迄今为止,一般的研究者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建树,特别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提出的种种政治改良主张。但康有为对工商实业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在流亡海外期间更是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他毕生提倡的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对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的活动关注不足。


康有为.jpg

康有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足迹遍及四大洲、共31个国家,在海外华人侨社中组建和发展“保皇党”(也叫“维新会”),以救助光绪皇帝为号召,向海外华人展开政治宣传活动,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实业投资。保皇党的事业初期经营得风生水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后期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领导层内部争权夺利及康本人滥支公款,保皇党苦心缔造的全球商业帝国不久便左支右绌、摇摇欲坠。华侨因此对康有为及其保皇党的事业深感失望,转而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康有为及保皇党人在墨西哥托雷翁城的投资项目,以及这一投资在“墨西哥大革命”期间因受乱兵和暴民洗劫而血本无归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从一个侧面来展示康有为的保皇事业是如何由勃兴而走向失败的。


一、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保皇会”

1898年9月21日,“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清政府的严令缉捕和重金悬赏下于9月25日从吴淞口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为了救出“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帮助其恢复帝位,他先东渡日本(1898年10月19日),后远赴英伦(1899年5月21日),效古人申包胥在秦廷七昼夜痛哭救主的举动,游说日本和英国政府,祈求他们出面干涉,逼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当他的海外游说活动失败后,1899年6月,康有为抵达加拿大的西海岸。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当地富裕侨领如李福基、冯秀石、冯俊卿、徐为经、欧蕖甲等人的积极襄赞下,在维多利亚歌夫缅街175号首创“保商会”,旋即改名为“保皇会”,即“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中国“维新会”)。在康有为看来,保皇会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一、团结号召海外侨民保皇救国;二、筹集资金,用来组建和训练一支勤王举义的武装力量。此外,光绪皇帝一年一度的圣寿庆典和保皇会平时的运作也都需要经费支撑。

  保皇会成立后,在加拿大、日本、东南亚及美国、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等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相继建立起支部,到1903年,保皇会组织散布全球大约170多个城市。鼎盛时期,会员多达百万之众,堪称中国历史上吸收会员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第一大政党。


二、保皇会组建“商业公司”,在全球投资,以商养政

  保皇党成立以后,前期的工作重点是挽救光绪皇帝,帮助其恢复帝位,同时剪除朝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所谓“后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有为和他的党人初期不惜尝试和采纳武装暴动和暗杀手段。保皇党人发动武装暴动的事例主要有一次,就是1900年8月14日由唐才常领导和策划的自立军在汉口起事,史称“庚子勤王”。但由于经费不足,准备欠周,唐才常临时决定推迟行动计划。不过因自立军后军统领秦力山未能及时接到通知所以如期举事,因此向清政府过早地暴露了这次行动计划。自力军在汉口的大本营遭到清军突袭和搜查,连唐才常本人在内的30多位领导人被逮捕,并很快遭到枪决。

  这一事件对康有为的打击很大,此后他再也不主张使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达成他“清君侧而救圣主”的政治目标了。反之,他主张用“渐进”的方式“改良”中国。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所以康有为积极促成保皇党在海外投资出版书籍、报纸、杂志及其他各种宣传品,还在海外侨社内成立子弟学校,教授华文,传播中华文明,培养和训练政治和军事人才。在美国的“干城”学校和在日本的“大同”学校即为其例。美国侨社20世纪前期的华文报纸和学校、社团组织(如一度活跃在美国侨社中的“孔教会”)不少有保皇党背景。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往往都因经费不足而难以为继。


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jpg

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


  1899—1902年,康有为在海外萍踪不定,足迹遍及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马来西亚槟榔屿、新加坡和印度。所到之处,除了游历和考察各国政体、拜会各国政要以寻求政治支持之外,康有为同时也在躲避清廷派出的“刺客”追杀。1903年,荣禄死后,他才感到安全,结束了在印度的隐居生活,转而在东南亚华人社区积极发展保皇会组织,动员华侨捐款。

  然而由于当时的海外华人以劳工阶层为主,大多数都比较穷困,保皇党靠募捐得来的钱很少。显然仅靠会费和华侨捐款难以解决保皇党经费不足的问题。这种局面促使康有为和他领导的保皇会不得不另辟蹊径,以增加党产收入。1904年,保皇党党魁和会众大会于香港召开。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面向全球投资的商业公司,期以投资获取的利润从事保皇党的事业。

  公司的启动资金除了已有的华侨捐款之外,另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出售商业公司的股份得来的。1904—1907年间,商业公司的股份每股的认购价是20美金,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在美华工月收入的一半多。所以前期认购股份者主要是美加地区侨社中的“大佬”,即少数富裕成功的华商。这些人是康有为在海外展开的保皇事业所倚重的社会阶层,商业公司的经营和领导权都掌握在康有为信任的少数华侨富商手中。

  1904—1907年间,商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商业投资活动。因为政治原因,康有为本人隐身幕后,担任商业公司总经理的人是加拿大富商李福基。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商业公司投资的实业主要为银行(如香港、纽约华益银行、墨西哥华墨银行等),其次为采矿业,另有邸店、酒楼(如芝加哥的琼彩楼)、渔业、米业和书报业等等。康有为对商业公司所经营的实业抱有很高的期望。1905年,他亲自执笔改写保皇会章程,在强调保皇会的保皇和反革命的政治立场的同时,他特别突出了商业公司在保皇会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康有为看来,商业公司企业活动的成功将不仅为保皇党事业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将为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可资参考和借鉴的经验、提供成功的模式。


三、“商业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项目

  商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商业活动中,康有为最为关注、且投注心血最多的是保皇党人在墨西哥托雷翁城所开展的投资项目,这也是保皇党事业中为数不多由康本人亲自操刀筹办运作的一个项目。康有为是20世纪保皇党中唯一到过墨西哥的一位党魁。康有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墨西哥的呢?

  1904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继续推行已经实施了20年的“排华法案”。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华侨和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慨,1905年在中国掀起了“抵制美货”的全民运动。因为这一立法的存在,华人在美生活、经商和旅行受到种种限制。美国的北邻加拿大在排华问题上和美国步调一致,亦步亦趋。所以商业公司成立后,在美加两地展开大规模投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不现实的。

  然而此时,美国的南邻墨西哥却在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外国投资经商移民。墨西哥执政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1830—1915)非常鼓励中国人到墨西哥北方移民垦殖,为此于1899年和清政府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华人自此大量涌入墨西哥。到1910年,大约有13200多名华人居住在墨西哥北方诸省,从事采矿、筑路、农耕及餐饮、制鞋和杂货等行业。当时,墨西哥之于华人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热土。显然,和所有在墨西哥“淘金”的华人一样,康有为是带着经济目的来到这个尚待开发和建设的国家的。他甚至梦想在墨西哥、巴西等地建立一个华人“殖民地”。在他看来,墨西哥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和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大国,很适合华人移居。他甚至认为,华人和墨西哥人种族血脉相近。据他推测,墨西哥人很可能是汉代鲜卑人的一支,后跨越白令海峡,通过阿拉斯加进入美洲,最终定居在中美洲,创造了阿兹特克(Aztecs)文明。墨西哥又是一个对华人移民友好的国度,所以他计划在墨西哥投资金融地产等实业的同时,大力推动华人移民。

  1905年12月2日,康有为到达墨西哥。他视察了华人在墨西哥各地的商业经营状况之后,对地处墨西哥北部铁路交通枢纽中心位置的科阿韦拉州(Coauila)托雷翁城(Torreon,华人旧称“莱苑埠”)发生了特殊兴趣。那时的托雷翁城是个拥有3万多居民的发展中城市,号称墨西哥的第七大城市。附近有墨西哥最大的银矿冶炼厂和最大的棉花产地。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内,托雷翁城逐步建立起更多新的大型冶炼厂和机器制造厂,很快成为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工业重镇。伴随着托雷翁城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也日益兴盛起来。康有为看准时机,用个人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转手之间,利润翻了好几番(比如,一次用1700墨币比索买地,数日之内就卖到3400比索)。


康有为及家人、朋友在苏格兰阿伯丁女子学校的合影.jpg

康有为及家人、朋友在苏格兰阿伯丁女子学校的合影


  康有为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成功,加上当时墨西哥对外资开设银行的优惠贷款政策,促使商业公司决定在托雷翁城建立一家华资银行。1906年,华墨银行获得墨西哥政府许可,正式开业。华墨银行融集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地华商的资金,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业务,华墨银行还征得墨西哥政府批准,于1906年秋开始在托雷翁东城“商务公司”名下的地产上修筑电车轨道,计划建成后由商业公司管理电车的运营。华墨银行的负责人对这项工程充满信心,宣称车轨可在两年内修成。到1907年,果然铺设了长达8英里的铁轨。但由于资金不足,此后未能继续修筑。


康有为在豪华寓所中.jpg

康有为在豪华寓所中


  1907年,康有为又回到拖雷翁城,重新组建了华墨银行。他指定当地侨领黄宽绰(Wong Foon-chuck)为行长,一向在墨西哥城开业行医的黄日初(Huang Jih-ch’u)为房地产销售经理。他还特派商业公司总经理李福基(Lee Kook-kee)从温哥华赶来坐镇指挥,足见其对墨西哥投资项目的重视程度。1907年3月18日的《纽约时报》以积极的口吻报道了保皇党财政状况。墨西哥报纸(Mexican Herald,1907年6月17日)称赞华墨银行是“本地最富有的机构之一”,它的三层办公楼是墨西哥国内“最现代化的大楼之一”。这家报纸也盛赞了华人对托雷翁城发展的贡献,认为该市1907年之所以能够升级为城市建制完全得益于华人资本和劳动。事实上,华墨银行1907年上半年的经营状况的确十分可观,乃至美加墨三地华侨纷纷购买其发行筹资的股票。从1908年开始,为了扩大资金来源,商业公司开始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出售股份。于是更多的华人,包括普通劳工在内,也开始参与保皇党在全球的商业投资活动,特别是墨西哥的投资项目。在1906到1908年3年内,华墨银行共筹集资本多达937,268美元。


四、保皇会全球商业帝国崩溃,保皇党事业惨败

  然而正当保皇党人满怀信心地在墨西哥资本市场上大展宏图之际,墨西哥政府突然改变银行政策,开始紧缩银根,加上1907年秋美国发生的一场金融恐慌,导致原来投资华墨银行的美加墨华商、华人纷纷从银行提款和撤资,使银行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储备不足的困境。银行所持的房地产价格也因此一落千丈。1908、1909年两年内,华墨银行经营状况每况愈下,领导层内部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这种状况延续到1910年墨西哥爆发全国性革命风潮之前。1911年发生在托雷翁城的一场血腥大屠杀,竟意外地解决了保皇党人在墨西哥的投资困境,彻底结束了保皇党人在墨西哥的商业活动。

  托雷翁城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和积累的巨大财富,引起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满。1911年5月15日,由革命党人马德罗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攻占了托雷翁城。随着叛军涌入托雷翁城的暴民约有4000多人。暴民和叛军入城后就把屠杀和洗劫的目标锁定在城中的华人身上。华人商铺、楼宇、银行遭到洗劫,电车轨道被破坏,华人在市郊开垦种植的农田遭到践踏。在不到10个小时之内,城中303名华人(总数为600余)被屠杀,另有5名日本人遭屠杀,是因为叛军和暴民把他们误认为中国人。华人财产损失高达85万美金以上。

  这一悲剧性历史事件不仅结束了华人在托雷翁城的移民开发史,而且也重创了康有为的保皇事业。随着保皇党人在墨西哥投资的惨败,商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其他业务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倒闭。美加墨华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数十年来在海外含辛茹苦、胼手胝足才积攒起来的血汗钱付诸东流,从此对保皇党的事业彻底丧失了信心。康本人的形象也由初期被海外华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康圣人”变成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有为在海外的保皇事业最初勃兴于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各项投资活动,然而终究栽在了他倾注了最大心血和财力的墨西哥投资项目。保皇党在海外侨社中的失势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创造了生存空间,华侨华人转而支持和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对于华侨的贡献,孙中山作出了“华侨乃中国革命之母”的历史性评价。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教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