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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文史天地》第一任主编

作者:龙志毅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19年09月03日 11:10:38 阅读 

每当我看到《文史天地》杂志,往往不期然地想到它的第一任主编文志强。一个健壮、高个子、大嗓门的正安汉子。

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三年困难时期。上下都忙于接收或组织30号病(浮肿)的治疗,工作相对宽松了一些。我的身体状况还算健康,便重新拿起了笔在《山花》上发表了几个短篇。之所以说“重新拿起笔”,是1947年的高中后期曾在当时云南发行很广的《正义报》副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是走文学道路还是走其他道路,在家里曾引起一番争论。我自己倾向于前者,但二哥(家主)坚决反对。“当一个穷愁潦倒的文人有什么意思,要学文就学法律,任何社会都需要”。后来我报考云南大学法律系,而且考上了。再后来又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由组织抽调至西南团校第一期,以后一锅端至贵州团省工委。我便定性为党政干部,一心扑在了公务上,倒把文学创作丢开了,但依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既然有了宽松的时间,就又重新拿起了笔来。《山花》有一次在省府路二招(如今贵山酒店)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报到时,一个大个子坐在桌边大嗓门地高唱:龙志毅!我暗自发笑。想起家乡一个习俗,有人家办红白喜事,必有一个账房先生坐在门口,一边登记,一边高唱某某某,礼金XX元,何其相似乃尔。再一看,屋角上还坐有几个人,可能是主编和其他编辑们在那边,这一声是唱给他们听的。审读过稿件,知其名而未见过其人,借机认识一下也很是自然。我也从此认识了《山花》编辑或作协工作人员文志强。

我的业余创作活动,很快被顶头上司汪行远发现了。此时汪行远已离开团省委,拥有省委副秘书长兼多项新职务,成了省委书记周林身边的得力助手。但有两项职务,他并没有放弃。即:省青委书记及团省委书记。这其实是一回事,团省委的党政一把手嘛。有一次他见到我,肯定了在《山花》上发的短篇,并进一步鼓励:你们在白云区蹲点几年,创建了闻名全省的赵树华互助组和尖山初级农业社。都是全省第一个,何不将它作为背景写成长篇更有意思。我说:早有此意,但我不会写长篇。他说:“不会就学嘛,没有学不会的事”。在其鼓励下,我费了很大劲,写出了一个以互助合作为题材的二十万字的初稿。那时还不清楚作品出版要找出版社。认为文联(作协)是管创作的,便冒冒失失地直接寄给文联党组书记邢立斌,还附了一封信。却意外地很快收到邢的回信。意思是很高兴看到你的作品,已交由文志强仔细阅读后,再与你交换意见。过了大约个把月,我接到了老文约谈的电话,便匆匆地往科学路文联机关走去。记得是下午晚饭前后,老文已经在门前等我了,两人便就地坐下交谈。他再三声明自己没有写长篇的经验,意见仅供参考。他首先肯定了初稿是有基础的,只不过要做一些较大的修改。他从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谈了一些意见。听得出来他是读过全文并经过认真思考的。我表示感谢并拿回初稿,答应修改后再找他。接着便被抽调至独山基场救灾半年多。后来又逢“四清”和批“三家村”等政治运动,一直来不及修改。文革初期被机关造反派勒令交出。依照批判《燕山夜话》的方式截头去尾,批得体无完肤。例如某章有一段描写:院里一片漆黑,只有西边厢房亮着灯光。被上纲为“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此等等。平反后稿子发回,气愤之下被我一火焚之。

文志强后来当了几年《山花》主编(总编辑),那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我那几年工作很忙,但爱好创作的习惯已经恢复。我住在省委大院内,每天六点起床,离办公地点三五分钟的路程。便有了一个钟头左右可用,周末如无来访者则有了更多的时间,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因而那几年写得最多的是散文,也有几篇中篇小说,如《四十年来家国》及《散乱的脚印》等等,都是寄交《山花》。每次收到样刊时,必然附有他的一张纸条,上面列举了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有时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我能领会这是一片好心,不是有人叫编辑为“老师”吗?有道理!但除了在文联开会,我们互相从不走动,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后来我因为年龄的关系转到省政协,过了一年左右,老文也因年龄过线,不再担任《山花》主编,把棒交给了何士光。恰巧省政协原有的内部刊物《文史资料》,被批准为公开发行的《文史天地》。原来的《文史资料》是全国上下一个模式,以“三亲”为主的内容。据说这是周总理提倡的办刊宗旨,目的是让许多老年人特别是国民党时期的党政人员写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故称“三亲”。省里的《文史资料》归省政协宣传文史委管,参加的委员都是文史专家如史继忠等。他们都不驻会,而且多数手中都有课题。虽然省政协副秘书长鲁颂在管这件事,但他不是搞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更没有编辑经验。为了把这个刊物办好,我认为应该有内行的人专办,便自然地想到了老文,遂经过正式手续把他借调过来当专职主编。他不仅乐意,还带来了两个“壮丁”,罗汛河和吴世祥(如今罗、吴二人也先后因年龄原因交班)。当时他们要我写一篇为刊物定性的序,我责无旁贷,便想到一年前上任时提出的解放思想,适应形势,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指导原则,也基本适用于刊物嘛,于是在序言中将主要内容规划为尊重“三亲”又不限于“三亲”,可以上至信史下至今朝,一下子便把刊物的内容放宽了。为了更好更有利于办刊,还请了当时健在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蹇先艾先生作为顾问。第一期创刊号出来后,果然面貌一新。我没有详细看内容,一是那一段时间,正忙于和省长陈士能商议如何建立政协履行基本职能的两项制度。二是习惯使然,一份刊物到手,往往先看标题目录,择其吸引眼球者而看之,没有从头看到尾看完一本刊物的习惯。作为自己主管的刊物,即使认真阅读,也难看出问题。可是文字功底深厚的老作家蹇老,却认真地又顾又问了。他读后给我打电话,除了表示祝贺和肯定刊物面貌变了。还提出有两处用典和一处标点有误。还说政协办的刊物应当用高水平来要求(大意)。我将蹇老的话原原本本地用电话告诉老文。他们认真地查了,并开会做了试刊总结。其实是一处用典真的有错,另一处用典则有几种说法,他们取其中一种,没有说明几种之说。标点符号则是把句号错用了逗号。他们在第二期做了更正和检查。蹇老看后,满意地给我回了电话。

从此《文史天地》便逐步走到向前发展的轨道上。在那几年间,每到年底,编辑部都要开一次作者座谈会。我参加过情人谷和花溪附近的座谈会。后者贵大陈校长也参加了。座谈完了便就近吃农家乐。

那些年除了公务活动,我和文志强的私人往来仅有一次,是在时任艺校校长涂尘野家小聚。老涂也是从文联调出来的,大家都是老熟人。《文史天地》除了老文,还有吴世祥。罗汛河是否去了,现已记不清。闲谈了一阵后,开始玩一元钱一注的小麻将。我好不容易把牌凑够,只差一张白板便和(hu胡)牌了。老文的牌艺很精,他手里有一张白板,算定是我所需,便扣下不打。等到倒牌时他才说你需要它吧?大家哈哈大笑,一笑了之,本来是玩嘛,何必认真!但比起有的专打关系牌和人情牌的人,老文的品质可见一斑。这也说明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因此,在他得了不治之病逝世时,我特地到了清镇火葬场为他送行。

【七届贵州省政协主席、作家】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