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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年代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作者:吕 斌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19年10月03日 11:26:24 阅读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要上大学得到农村劳动两年,才具备上大学的资格。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不是凭文化成绩,而是根据工作和劳动表现,群众推荐,具体到农村,是大队干部推荐、公社批准。

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而是到农村去,是因为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离开城镇,走向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

我不是城里青年,家在农村,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辽宁省昭乌达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鲍家店大队劳动,回村参加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就是业余文艺宣传队。

和我一同高中毕业的6男1女是村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村里很看重这几个有文化的回乡知识青年。毕业回村的第三天晚上,大队干部把我叫到大队部,几个大队干部坐在炕上或者地上的凳子上,气氛很是紧张,像是要跟我谈一件大事。大队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儿男人,他大字不识,说起话来却铿锵有力,他盘着腿坐在炕头上,对我说,叫你来,是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上级要求,要用无产阶级文艺占领农村的文化阵地,村里已经有人占领了,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但是人手还不够,还要补充新鲜血液,在你们几个新毕业的新鲜血液中优中选优,决定让你参加村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我被选中参加村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自豪感油然而生。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出一句让我振奋的话:公社已经向各个村庄发出了号召,远学小靳庄,近学鲍家店。我们村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已经被公社树立为开展业余文艺宣传的典型,我们不能辜负公社领导的期望,一定全面占领农村这个无产阶级文化阵地!

大队书记提到的小靳庄在全国家喻户晓。

1974年6月,江青以“批林批孔”“抓点”为名,到天津市郊宝坻县的小靳庄,树起了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以后又两次到那里活动,还派“联络员”常驻小靳庄。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大讲儒法斗争史,大批“当代的大儒”,写诗吹捧江青,宣扬妇女掌权。江青还派人到小靳庄辅导排练样板戏,致使全村1/5的劳动力经常脱离生产,强令一些部队和机关干部去支援生产,支援大量物资,出现“社员唱戏,请人种地”的局面。从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多次让写作组“总结经验”,两年间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69篇有关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宣扬小靳庄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等。

大队在我们村里的7个高中毕业生中只选择我进入业余文艺宣传队,让我激动。在大队部开完会朝家走,夜色里,山村特别安静,我望着满天繁星,心情不能平静,在大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兴奋的心情才稍稍安稳,进屋,躺在炕上几乎一宿没睡。

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但是,那时候的农村青年没有任何机会走出村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村子里找前途,村子里得到一个事由,和家族势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那7个高中毕业生,有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小学民办教师、代销店的代销员、拖拉机站保管员、大队图书室管理员,我被分配当了大队农业技术员,负责一片试验地的种植和总结。文艺宣传队员是业余的,劳动一天,吃完晚饭,要到大队俱乐部排练文艺节目,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儿,很多村子里的青年想干还干不上呢,这是一种荣耀,在没有任何出路的农村青年中,等于出人头地。

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员都是村里的优秀青年男女,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我就是高文化了。宣传队的导演是公社文化站的一个23岁的姑娘,她在某个文艺培训班上学过表演,因为我们村的宣传队搞得好,公社特意派她来抓这支宣传队。她住在大队部的东屋,大队书记住在队部的西屋,两间屋子中间是厨房,有专人给他们做饭。队部的东边有三间房子连在一起的大屋子,叫做俱乐部,因为穷,俱乐部的屋子里没有桌椅板凳,在地上摆放着很粗的檩子,当作凳子,供晚上来俱乐部开会和我们排练节目的人坐。

我们排练的节目都是单场戏,有独幕剧、群舞、表演唱、相声、二人转等,伴奏的都是村里的老艺人,他们除了会拉二胡、打鼓、敲锣,不会别的乐器,拉二胡的人不会识谱,我们唱什么,他们跟着拉什么,村里人管这叫扔达音。

导演教会我们一些基本的演出技艺,比如独唱时的站立姿势,两只脚应该是站成丁字步,姿势应该是昂首挺胸,做身体旋转动作时眼光要最大限度地望向观众,在一个演员说台词时,别的演员不要有动作,以免干扰观众观看正在说台词的演员表演。这些基本知识对我后来观看电影电视及小品等演出帮助很大,特别是演员往台上一站,我就先看脚下是不是丁字步,上身是不是昂首挺胸,表情是否符合表演的要求……

每个队员都要参加集体节目,比如独幕剧、表演唱、群舞等;同时要演出单项节目,比如二人转、相声、独唱等,分配给我的独立节目是说相声。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也是一个月放映一次,每家对外界信息的了解,都是靠墙上挂着的有线广播,就是农民所说的广播喇叭。我们排练好节目,首先给村里人演,农闲时白天黑夜轮流演,白天演出还好说,找个宽绰的空场当演出场地,本村人和外村人站了一片;黑天没有电灯,就把大队院子当演出场地,场地四周高高地拉上铁丝,铁丝上挂上几个棉花团,棉花团浸泡上柴油,点着后照得台上台下亮如白天。冬天演出外面太冷,就在俱乐部里,一个屋子容不下全村人,就分成两批,村子一共6趟街,三趟街一批。我们一个晚上就得演两场,演出准备好后,大队干部通过广播喇叭喊话,通知哪三趟街的人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再通过广播喇叭通知另三趟街的人来观看。演出结束也已经半夜。

劳动一天,身心疲惫,天黑了,家家关门闭户睡觉,村子安静下来。天上的星星眨眼望着远处的大山,近处的田野,街道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姑娘小伙子,陆续走进排练的俱乐部,在蜡烛微弱光芒的照射下,影影绰绰中姑娘、小伙又唱又跳,欢声笑语,所有的劳累都烟消云散。排练完走出俱乐部,夜深了,寂静的街上没有一点声息。望着沉睡的村庄,心中的亢奋还没有消失,想象着睡梦中的父老乡亲,想到第二天还要到山上田里吃苦受累,心中就有一种惆怅。想走出村庄、到外面世界去的愿望相当强烈。

每年我所在阿鲁科尔沁旗都搞一次农业学大寨汇演,每个公社出一支业余文艺代表队,我们荞麦塔拉公社都是派我们鲍定店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到旗里参加汇演,我们村离旗所在地的天山镇8公里,大队出一挂马车,拉着我们宣传队员,行李自带。到了旗所在地的天山镇,旗里给各个代表队分配了住处,我们每年参加汇演都是住在镇子北郊的粮食局职工宿舍,每个屋子靠南窗户一铺炕,睡四个人,演出在电影院。

电影院好些天放映一部新电影,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一年一度的全旗农业学大寨业余文艺宣传队汇演,是一项轰动性的活动,大街上的墙上贴着宣传海报,城乡的广播喇叭进行直播。现场除了市民观看,各个乡的农民也蜂拥而至,五分钱一张的票特别抢手,各个机关都有分配名额,各个公社的票分配给各个大队,演出前,电影院入口处由各个代表队出两个人把守门口,验票,放人。我和另一个队员把守那天,出了乱子。观看的人排着队进场,我和另一个队员站在门口两边,检查每个观众的票,旁边拥挤着很多没票的群众,都红了眼地想进去观看,按照领导事先的指示,没有票谁也不能进入。有一个演出的代表队要把一个背景道具送进场地,道具半间屋子大,必须把门开大,才能把这个道具搬进去。我和那个把门的队员坚持说不能把门开大,搬道具的人说除了这个门口别的地方进不去,他们还找来负责这次汇演的一个领导跟我们说情,我们只好把门开大些。结果和我们担心的一样,围观的群众随着搬道具的人蜂拥而入,我们两个人根本就阻挡不住。

那一天,电影院内外全是人,简直乱了套,后边的观众听不到台上演员的声音。事后,公社领队的干部把我们两个人批了个七荤八素,那叫一个惨呀!

我们宣传队的演员都是当地青年,其他公社来的代表队知识青年比较多,有沈阳的,大连的,天津的,北京的,口音五花八门,天津青年喜欢说“倍儿”,沈阳青年把“吃”说成“刺”,我坐在台下观看,听着各种各样的口音特别新鲜,让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向往外界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台词也是千奇百怪。比如,在我们当地的“成色”一词,“色”字是个轻声,表达对一种东西的赞赏,外地来的知识青年不懂当地这句话的习俗,在赞扬农民参加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北京青年在台词中把“色”字和“成”字声调并列,念成重声:“男女老少动起来,你看那是啥成色”,引得观众一片笑声。

演出中也出现过意外。和苏联发生“珍宝岛”事件后,备战的气氛特别紧张,汇演中也有这类内容。巴彦包特乡的大连知识青年在演出舞蹈《草原女民兵》时出现了一个插曲。六个女民兵倒背着步枪,枪上有刺刀,刺刀都没有打开,她们铿锵有力地跳“忠”字舞,进行到一半时,排尾的女民兵背着的步枪刺刀一点点打开了,刀尖扎在了屁股上,台下响起嘈杂声。女民兵不受影响,继续跳舞,跳的过程中,顺手往回拨刺刀,可是,好几次都没有拨回去,她继续和另五个女民兵保持着一样的动作,斗志昂扬,动作有力,表现女民兵面对敌人视死如归的气势,激起台下观众的鼓掌、欢呼。

事后,各个代表队评选优秀节目,我们队的全体人员都推选舞蹈《草原女民兵》为优秀节目之一。

我在农村两年半,劳动之余都是在业余文艺宣传队度过的。1977年我国取消了推荐上大学,全国实行高考,我考学离开村子,告别那个偏僻的村庄,也告别了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以及在一起排练演出过的队员们,那是我青春岁月中的一段美好时光。

【中国作协会员,赤峰日报编辑】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