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www.wenshitiandi.com/
贵州政协旗下平台

热门话题
推荐书刊
  • 《文史天地》2014年增刊

    为了进一步挖掘和传承贵州历史文化,《文史天地》杂志

    开始阅读
  • 《黔中英杰》

    本书选取了一些曾经被历史聚光灯所投射的贵州历史人物

    开始阅读

我们这一代

作者:徐筑敏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20年06月19日 15:50:37 阅读 

1982年年末,那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寒冷,寒流带来第一场冬雪。我同《贵州日报》的刘庆鹰住在团中央招待所的地下室,屋内暖气热水充足,一室两床,有一张桌子可以展纸,条件虽然简陋,但足可安身。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应《中国青年报》之约,计划发一篇人物通讯。此前我们已在《工人日报》上发了一篇长文《腾空而起闯新路》,讲述了一个知青白手起家创业的事迹,该文着眼点是企业的经营,而《中国青年报》需要通过人物命运激励广大青年。在完稿之前,我们同编辑有多次接触与讨论,相洽甚欢。两位编辑一男一女,与我们交谈,可惜年代已久记不清姓名了。男编辑年纪与我相近,思想奔放,我们话题还涉及当时知识界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位女编辑年纪比我大十来岁的样子,儒雅而沉稳,尽显长者风。她显然是把关拍板的人物,她会时不时地提出问题推动我们的讨论。

那一年正是“文革”荒原上劲草丛生的日子,伤痕文学已经露头,冰河上的坚冰正在早春的暖阳中碰撞破碎。一天在编辑部,这位大姐拿出两张入场券供我选择。一张是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另一张是旁听法院审判江青,我选择了去法院旁听审判。大姐话不多,这时她却突然提起了一个人——朱正琳,一个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又被取消录取资格的贵阳年轻人。从讲述的细节可得知她是中青报为朱正琳重新入读北京大学交涉、发稿、出社论的关键人物。我同正琳之间那时还未谋面,只是在各自的群伙中知道彼此,而且还是同道中人。这使我对大姐产生了特别的亲和与敬佩。交谈中,她提到了三个“难以想象”。

第一个难以想象。一个中专学历的青年,恢复高考期望考进大学都很困难,他竟要一步跨上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台阶。

第二个难以想象。在中国众多考生中,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取得全国第一的位置。

第三个难以想象。一个边远省份,文化不发达地区,一个年轻人,居然会去潜心研究欧洲哲学,研究黑格尔。他是在什么条件与氛围下去攻读此偏门冷门?

如今我重新回味这些“难以想象”,依然找不到答案,即使后来我同正琳之间已有了很多深入接触,仍旧困惑在当年的“难以想象”之中。

“你们贵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空气与土壤?那里不是高山深谷地无三里平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吗?京都之地的北京人会说,凭什么是一个中专学历的贵州人考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研究生?”男编缉替代北京人发出这样的诘问。

京都之地皇城脚下的人总有几分优越感,这位仁兄的诘问其实是在揶揄那一些北京人的自负与浅薄。他显然很欣赏贵州人,对于贵州的人和事都具有强烈的兴趣。

我回到招待所,当即给朱正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谁,住何处,约见面。对他能否收到无把握,信封上只写了:北京大学朱正琳收。

第三天下午两点,我信约的时间刚到,叩门声响,开门四目相对,贵阳乡音:“我是朱正琳”“我是徐筑敏”。两手相握,没有寒暄,也没有问候,就像在贵阳街头一样。 我比他大一岁,只能称他为小弟。

那一天,我们顶着寒风去了北海公园,又去到前门,订了第二天去长城的汽车票。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贵阳、北京、以及政治形势等等,还有相互都认识的朋友,天马行空,绝无禁忌。我也谈到了中青报编辑部大姐的“难以想象”,他笑呵呵地说,我自己也难以想象为什么我就会迷上黑格尔呢?

寒风中的北海公园,他概要地说起在牢笼中的抗争,我问他丧失自由后的心态如何?他直视我的眼睛说:休问,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讨论这个话题没有意义。这时我俩已走到白塔附近,铅灰色的天幕正包裹着那尊孤矗的塔冠,湖边树残叶飘零,环境气氛透露出几分肃杀。

我说起我的一段经历:1967年8月,我在遵义的派系斗争中,被另一派人抓捕关押,连续5天变换关押地。每次将我转移时都被捆绑,且蒙眼堵嘴。后来竟被红代会武装人员装入麻袋押送贵阳,关押于邮电学校一间教室,其中痛苦难以形容。松绑之后的轻松舒坦,那份爽快,也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几乎是在享受一种幸福。在水泥地上躺着,四肢可以自由摆动,张开嘴可畅快地呼吸,尽管手臂上伤口在流血,居然没有痛感。天亮后我爬起身才看清这间教室空旷,没有桌椅,透过铁栅的窗户可见阳光蓝天白云……居然油然而生出了畅吼一番的欲望,那首莱蒙托夫当囚徒时写的《囚徒》居然不期而至,我张口就唱出了那支歌:快为我打开牢房,快让我重见阳光……我刚唱到这里,正琳就打住了我,他笑起来,重重地给我当胸一掌,眼睛放出光来:这歌我也唱过,但是只能在心里唱,看守所有监规,我在心里唱过无数遍,正是有了愿望才能支撑我们熬过去,今天我俩放开嗓子唱一唱!

快为我打开牢房,

快让我重见阳光,

还给我青鬃烈马

和那黑眼睛的姑娘,

我先甜蜜地亲吻

年轻貌美的女郎,

然后将飞身跃马,

驰向草原如疾风一样。

……

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因决斗而死,莱蒙托夫认为是沙皇阴谋导致的,写诗抨击沙皇而被囚,因此写下了这首《囚徒》,此后被谱成曲,遂有此歌。

寒冽的北风呼啸起来,残叶在地上翻滚,我俩都似心里有一团火放声高歌,这旋律因为久驻于心,我们居然配合得很好,引人侧目也不管不顾,似乎进入无人之境。那种心胸的彻底释放,那份酣畅淋漓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们甚至唱出了泪花,正是在那一刻,彼此走进了对方心灵最柔软的深处。

后来正琳对我说,他平反出来后再也没有唱过这支歌,他不愿再去勾起失去自由的伤痛,并将这支歌永远锁进了记忆的保险箱。

当晚我同他挤公共汽车,去了北大研究生宿舍。室内四个上下铺床位,中间有两个相对的书桌,写字要坐在床上,条件比我住的招待所稍逊。那个年代的人对这一切都无所谓,收音机里的流行曲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他告诉我,另一室友不常来住,经常是他一个人,那个室友是河南人,研究马列的,完成学业后将是河南省长的秘书人选。室内上铺就成了堆书的地方,满满当当,层层相叠。

刚洗完脸,七八个学生就拥进屋来,这些当年的“天之骄子”,都是慕名来拜访的,他们热情而谦恭,对正琳显然是尊崇有加,视为老师。这使我想起了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关系,尽管此时的正琳还只是研究生。

浓郁的青春气息和热烈的讨论,填满了整个小屋,中西哲学的思辨,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困惑与憧憬,成为主要的话题。蔡元培长校时期的北大学风似乎又回来了。以今天的回味思考,几年后的风潮难道与此学风无源吗?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毫无疑问个个都是爱国者,但我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们中还有多少人在北京城。北大学子们对正琳的敬仰也令我沾光,他们也称我为贵州才子。马列研究生进来后,这群学生才散去。这位黄河才子长得五大三粗,嗓音响亮,几句交流之后就感觉到是个爽朗之人,临睡之前他亮着嗓子提醒我:俺的鼾声厉害,兄弟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哟。

一晚上这位老兄鼾声如雷,我彻夜不眠,我心里暗暗叫苦,正琳兄弟几年研究生生活,他们的夜晚,不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俩就起身了,公共汽车站上已拥满了人,去长城的旅游车是九点发车,我们得赶快。我俩终于挤上车。车厢里,人贴人都挤成了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位座位上的中年男士,用京片子抱怨我挤着他了,我不耐烦地怼他:“你又不是林妹妹,撒什么娇呀。”不知是我的贵普话土气,还是语言产生的效果,引起周边人哄堂大笑。我们终于还是没有赶上旅游车,雪后的长城看不成了。未来的省长秘书所言不虚,昨晚上的山呼海啸我难以入眠,今天自然迟到了,我对正琳抱怨他的室友。

在前门那巍峨的城门前,为了解嘲,正琳又学着我的贵普话来了一句:“你又不是林妹妹,撒什么娇呀。”

我俩都笑弯了腰。

我的那篇《从逆境中踏出路来》的长篇通讯在中青报定稿之后,编辑部又约我讨论了一次,那位仁兄对我说,准备配发社论,他说:你上次的观点得到上级的认可,这是应该向广大青年大力倡导的,配发社论会提升影响力。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好像我说的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成为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当务之急是促进经济发展,当个文学家即便写出比《白毛女》还要催人泪下的作品,结果还是要用喜儿抵债。

其实我哪有什么高明之处,所谓百废待兴,潜台词是国家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报道的人和事,是知青们在赤贫绝望中的奋斗与崛起。

同正琳再见面又是两年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已完成学业,在《法制日报》编辑部工作,我也从企业调到贵州省文联《山花》月刊编辑部工作。他向我提议调到该报的贵州记者站去,我也动了心思,但文联不同意,也就作罢。

又过了两年他来贵阳看我,他说行客拜坐客,我们又好一番热聊。此时他已在武汉大学工作,那天我们聊的内容是他计划办学,倘能筹措成功,邀我参与,我当然欣然应允。

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从计划到实施有太多曲折的路要走,凡创过业的人都知道其中辛酸,能够成功全凭天时地利人和,付诸东流也属“非战之罪”。

岁月流逝得很快,转眼间我们就垂垂老矣,连小兄弟成建三都过了退休年纪。2017年4月的一天,他驾车来接我,说正琳退休回贵阳了,今天安排了饭局欢聚一堂。

阔别几年我们又见面了,正琳依旧充满朝气,嘴角笑意依然调皮。夫人付锡明是我第一次得见,她笑得爽朗,我们自是一见如故,无须客套。我先向她发起调侃,问她何故不把头发染黑同中央保持一致?大家哈哈大笑,气氛更加融洽。

席间正琳报告儿子已在美国定居,他与锡明常作候鸟之行,异国虽好,月是故乡明,这里有更多朋友更有浓浓亲情。话题展开之后我就对建三夫妻进行攻击。

席间大家交流着这几年的际遇与过往,内容依然天马行空,五颜六色,就如麻将牌里有东西南北风发财靠红中。锡明言及母亲亦乐此不疲,我的母亲、岳母亦是如此。这个话题一延续,竟然发现锡明母亲与我岳母不单是牌友更是好友。

席间锡明说:“当年我们女中下乡点是湄潭,要经乘火车到遵义再转汽车去湄潭,李老师的女儿在遵义工作,我去到遵义就曾到她的单人宿舍下过榻,想不到她就是徐兄的夫人!”“下过榻”,这话有点妙,真是缘分呀,我们唏嘘不止。大家一致同意,并定下了出行时间。

正是春风荡漾时,我们一行人去到了湄潭怀旧。茶叶品牌“翠芽”是湄潭县的一张名片,因海拔与气候的特殊优势,品质与西湖龙井不相上下,此产业的成功得益于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在湄潭建立分校,并将茶叶种植技术引入当地。我有个小辈朋友姓钟名坚,夫妻二人都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如今在湄潭经营着一个千亩茶园,吃住条件均好,我们一行便下榻于此。

傍晚,夕阳西下,茶园翠色与天边火烧云相映成趣,正琳与锡明唱起了忧伤的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男女声配合得很好,想来这是他俩恋爱时的旋律。

月亮升起,茶丛上一层轻雾飘摇,他俩还在茶园的另一端吟唱,晚风把歌声渺渺飘飘地送过来,那是一支孟加拉民歌: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它甜蜜地吸引着我,它将引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这种思念日夜扰乱着我那甜蜜又迷惑的心……

这歌声令我不由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位中青报编辑大姐提问的几个“难以想象”,这歌声、这境况难道不是造就“难以想象”的起点和内核吗?

正琳的爱情与奋发,成就与追求,不都浸润在这苍茫暮色与歌声里吗?是呀,“它将引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在哲学和艺术中,一定包含了太多的秘密。

【作家,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