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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我的农业技术员经历  

作者:吕 斌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1年05月14日 14:06:45 阅读 

1975年暑假我从内蒙古昭乌达盟(现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高中毕业,国家规定不能直接考大学,需到农村锻炼二年才有资格。我和村里的七个高中毕业生回到了家乡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鲍家店大队一小队当知青。

我们七个回乡知识青年,是村史上第一批高中毕业生,老人供我们念书,都有一番指望,或是升大学,或是找个工作,我们青年人也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回到乡下,前途就在这土地上了。到了秋季,我的六个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当了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小学民办教师、拖拉机驾驶员、代销店代销员、大队图书管理员。大队没给我安排,说是有重要的工作需要我做。

我在期待中等来了春天。小草萌生,大地开化,我接到大队通知,让我去队部一趟。我与小学没毕业的韩春冬、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便回乡务农的吴金全同时来到队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姚贵德抽完一袋烟,在炕檐上磕掉烟袋灰,望着炕席说:“今个儿叫你们3个来,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你们完成。上级去年秋天下来了文件,指示各地都要建立四级农业科学技术网,哪四级呢?盟、旗、公社、大队,都要成立试验组,咱们大队的农业试验组今天正式成立,试验用的种子上边都给拨来了。大队研究,吕斌任组长,吴金全、韩春冬任组员,组成试验组。”

试验组的任务是试验哪样庄稼打粮多,是否抗倒伏、抗旱、抗涝、好吃。后来听村里人说,之所以让我们3个干是有考虑的,韩春冬家穷,人又憨厚,本质好;吴金全聪明,是优秀青年,试验组首先得保证政治可靠;光有政治性没有知识性也不行,核计来核计去,决定让我这个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任组长,指导技术,一个试验组没个有文化的人不行啊!

上级拨来试验用的种子都装在纸袋里,每样种子一小袋,袋子比手掌般大的信封大一点,纸袋上写着种子名,比如玉米有“维门”,高粱有“晋杂5号”,谷子有“朝阳齐头白”等,标明单交系,双交系,自交系等等。

大队专门给我们试验小组一间屋子。大队的东院是公社的供销社代销点,三间屋子,东屋卖货,中间的屋子住代销员,西屋是存放货物的仓库。大队让代销点把西屋的货物搬到东屋,腾出来,让村里的木匠打了一些木头架子,架子上设有许多格子,每个格子放一样试验用的种子。

按照上级的要求,试验的作物从种到收要作记录。大队给我买了一本硬皮的本夹子,一叠白纸,用来记录作物的种植时间,出芽时间,生长过程,作物的特性,秋后的产量,试吃后的口感如何等等。

大队对我们试验地下了大力,把村北二里地的一片水浅地拨给我们,40多亩,地边有一眼机电井,东边是一条河,西边是一条通向公社的大路,这片甸子地是村里最好的地。

种植前,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对一些种子做了出芽率的试验。把搭炕用的土坯放到我家没人住的西屋炕上,在土坯上挖一些酒盅般大小的坑,把十粒种子放进去,一个土坯放十样种子,天天浇水,观察发芽的时间,出芽率,作为播种时一亩地下多少种子的依据。

春天开播前,我带着另两个技术员,到试验地进行了规划,根据试验种子的样数,把40亩地分成若干块,每一块成四方形,每个四方形里种一样作物,同一种作物放在一个大区里,比如玉米的格子都在一片区域。

种地那天,生产队长给我们试验组派了一副犁杖,3个农民,年龄大的男人扶犁杖,妇女点籽,年轻的农民撒粪。

我根据事先画好的播种图,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耕种。韩春冬拿着我写好的规划念种子名,我守着种子袋,一个信封一样种子。韩春冬念哪个种子名,我就把种子袋给吴金全,他监督3个农民耕种。

监督的吴金全跟着犁杖来回走,几个来回下来,感叹说:“这么来回绊拉也挺累呢!”

韩春冬抱起膀子,笑眯眯望着他,一副得意的样子。他辍学后就在大田里跟着社员卖力气,捞到这么个好事,好似升了大官。他在念种子名时,偶尔出现差错。种完了一个格子,该种下一个格子,我问韩春冬下一个该种哪样种子?他拿起我写的那个本子,一本正经地念道:“小红米占高粱。”

我看着堆在地上的种子袋儿,没有这个种子,也想不起来有这个种子,这些种子我登记时已经熟悉了。吴金全走到我面前,伸手要这个种子,我蹲下扒拉种子袋,找不见“小红米占高粱”。扶犁杖的农民等着我,韩春冬和吴金全瞅着我,我更加着急。我问韩春冬:“你是不是念错了?”

他看看我画的播种图纸,说:“没错。”

“给我。”我接过图纸看看,好笑,说:“这不是小红粘高粱吗!”他不认识“粘”字,又不好意思说不认识,就把这个字分开念了。

我每天早晨上工,第一件事是到试验地记录作物的生长变化,长高了多少,叶子状况,下雨天是否有倒伏?另两个人薅地里的草,给庄稼松土,有的庄稼起了虫子,他们喷药。他们两个主要干体力活儿,我干脑力活儿。

吃粮紧张,家家都不够吃,农村普遍种植玉米“维门”,高粱“晋杂5号”和“晋杂12号”,这种作物生长速度快,产量高,口感像杂草一样,太难吃。我就有个愿望,能试验出一种新品种,既产量高,又好吃。我把这个想法跟来检查的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杨站长说了,他笑着说:“你的愿望是好的,值得鼓励,但是,试验出一个新品种非常难,专职搞种子试验的一生都搞不出来一个理想的品种。”

我才明白,前人对于种子的试验什么法儿都想过,想制作出新品种的专家学者无数,大多不能成功。那个时候起,我才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看似简单,实际很难。

站长对我说:“咱们基层技术人员就是完成好上级交给的试验任务,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为上级提供试验数据,我们就完成了任务。”

从此,我把全部精力用在平凡的观察和记录上。

庄稼接近灌浆的时候,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各个大队的农业技术员到各个村的试验地参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站长毕业于农业学校,对于种子特别内行,参观前向我们介绍各个村的试验地都种植了什么品种,开展了什么形式的试验,比如,有的村进行了小垄密植试验,有的村开展了粮油间作等等。通往各个村都是土路,我们都骑着自行车,站长走在前面,我们依次跟着。那场景我想到了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的武工队员假扮敌人夜袭队的情景,有一种斗志昂扬的感觉。

到一处试验地,主管试验地的技术员讲解种植的是什么品种,要达到什么试验目的,庄稼生长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等。

参观的结果,我们鲍家店大队的试验地搞得最好,受到了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表扬和大家的赞扬。

接着,阿鲁科尔沁旗农业局召集各个公社试验地搞得好的负责人相互参观,我作为荞麦塔拉公社的代表被推举上去。旗里出动两辆卡车,拉着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和农业局的领导,到各个公社参观试验地。试验地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内容大同小异,参观完了,我们大队的试验地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其他公社技术人员的好评,旗农业局奖励给我一顶草帽,那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昂贵的奖品。

1976年12月末,阿鲁科尔沁旗召开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我作为荞麦塔拉公社的先进典型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会议奖给我的奖品是一个大开本的日记本,我一直保存至今。

1977年的冬天,全国恢复高考,我复习一个月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我念的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老师,再也没有和科学技术打交道,但我一直怀念当农业技术员的那段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