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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罢官记

袁世凯罢官记

作者:马勇 阅读量:40 点赞:0

一、宠臣失宠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族大臣,在慈禧太后的最后几年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他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有趣的是,袁世凯在这些弹劾中却不断升迁。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的直隶,调往中央参与军国要政,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与从湖广总督任上调来的张之洞一起,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倚重的汉大臣。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图注: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领导人合影

40多岁的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政治明星,年富力强的他与年迈的张之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们都是两宫的心腹和仰赖对象,但从两宫立场说,对张之洞是回报,对袁世凯是期待,期待他在未来岁月中为大清王朝再建奇功。

袁世凯确实没有辜负两宫的期待。在那两年时间里,清廷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袁世凯主管的外交活动,获得了非凡成就,举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政治改革方面,经过几年实践,地方的谘议局运转逐渐成熟,中央层面的资政院也在发挥着相当作用,只是资政院毕竟不是正式议会,人们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够早点儿召集正式国会,步入常态国家。各地的呼吁和内外大臣的建议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这些建议,明显加快了立宪步伐。8月27日,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清单,定九年后召开国会。现代中国的一丝曙光终于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出来了,中华帝国和平转轨为一个常态国家好像已经为时不远。

正当举国欢庆这一政治进步时,或许是因为太过劳累,或许是因为太高兴了,光绪帝自1907年秋天开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1月13日,慈禧太后懿旨命令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领到宫中,作为接班人培养。第二天(14日),朝廷又以皇上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宣布此后朝会大典等重要典礼上诸王的座次及排序,都将摄政王排在最前面。这当然意味着摄政王载沣将担负起王朝的重要责任。当然,慈禧太后也对摄政王监国有个限定,即要求他遇有非常重大的事件,必须请光绪帝未亡人隆裕皇后给予最后决定。换言之,隆裕皇太后对于日常事务不予过问,只是在非常事件上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在作了这些安排后,慈禧太后撒手西归,结束了长达48年的政治统治。此时距光绪帝去世不过24小时。

图注:光绪帝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宠臣是不必怀疑的,他在两宫生命的最后岁月鞍前马后作出许多贡献。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旧时代的宠臣袁世凯能够成为新朝的重臣,其实是令人怀疑和忐忑不安的。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绪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国的康有为就大胆宣布,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凯的阴谋和加害。

在两宫相继去世后,袁世凯遇到了巨大麻烦,他在一夜之间失宠了。

袁世凯的失宠,当然是对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主持大清国朝政的摄政王而言。在两宫管事的时候,无论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多么强大,都能被袁世凯柔性化解,也能被两宫压住;而现在不仅摄政王无意继续压住这些反对的声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期待着这种声音。毕竟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强大的老臣对于新朝的主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反对袁世凯的潜流一直不断,在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就是如此。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向来以敢言敢与权臣死磕而出名。晚清自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至孙宝琦等大大小小权臣,不管著名不著名,权大还是权小,江春霖职责所在,从不姑息。据说他平生仅弹劾袁世凯一人就有八次之多,只是他的那些证据实在有点儿捕风捉影,不够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弹劾并没有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反而在他的这种另类监督下步步高升。

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两宫不在了,小皇帝太小了,摄政王载沣又是那样年轻,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真的没有什么人能保护袁世凯这样的权臣了。一场新的围攻在两宫去世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2月2日,宣统小皇帝即位。19日,为表示新朝恩泽,朝廷下令嘉奖庆亲王世袭罔替,嘉奖世续、鹿传霖、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为太子太保。这原本只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统治手段,但在江春霖等御史看来又有问题。江春霖向摄政王上了一个密折,认为庆亲王在庚子事变中虽然稍有功劳,但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而袁世凯尤为其心腹,他们借新政之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江春霖向摄政王举报庆亲王、袁世凯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提醒摄政王设法反制庆亲王尤其是袁世凯。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晚清政治舞台上另外一个不甘寂寞的著名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他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结党营私,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赵炳麟建议监国摄政王趁着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时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还说如果听任袁世凯的政治势力扩大,根深固结,再想动他就很难了。监国摄政王或许也得像先皇帝那样面对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敢怒不敢言,忍声吞气,俯首帖耳。

江春霖、赵炳麟以袁世凯戊戌年出卖先皇帝的由头刺激监国摄政王,有点儿文不对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袁世凯培植势力有政治野心,真的使监国摄政王有点焦虑。据说,摄政王在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极为震怒,责成秘书班子拟旨将袁世凯开缺。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者当然最忌惮大臣功高震主,专权跋扈。江春霖、赵炳麟的举报挠到了摄政王的痒处。不过当摄政王拿此事和庆亲王、世续等皇族成员商量时,这几位皇族要员都不太赞成。经过协商,满洲贵族最高层达成妥协:第一,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即免去袁世凯的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休养,理由是袁世凯一直治不好的脚病;第二,调满洲贵族那桐进入军机处,填补袁世凯开缺后的遗缺。

不过,无论是江春霖的举报,还是赵炳麟的密报,在朝廷给袁世凯的开缺决定中都没有提及,甚至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从朝廷的这个命令中,根本感觉不到袁世凯犯了什么错误,有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袁世凯患了足疾,步履维艰,无法继续任职,需要休息而已。谁也想不到仅仅几年时间,袁世凯又会成为朝廷所仰赖的重要人物。

二、袁世凯与摄政王之间的心结

作为清廷政治的新核心,摄政王载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多年关照和栽培下,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康有为的造谣和宣传。问题在于,康有为在外面的宣传,使社会上对摄政王载沣掌控清廷政治权力后的政治走向有了诸多猜测,舆论上一般相信摄政王载沣一定会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仇雪耻,整治袁世凯。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揣测,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

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确实有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并不那么幼稚和简单。按照一般规律,新主人上台后总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买人心,重振王朝新气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在比较平和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掌控权力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向流亡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放政权,像民国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样,不管康有为在1898年做了多少对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绪帝的事情,其在国外流亡的这些年毕竟始终以保皇为号召,毕竟没有与革命党联手对付朝廷。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出现了。如果摄政王此时顺应潮流,从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在先前君主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再出发,宣统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摄政王没有按照这种历史惯例和常规进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太皇太后当年的宠臣、重臣袁世凯开刀,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丢失了一大半。

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当然不是他认为袁世凯有负于他的哥哥光绪帝,主要的还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坐大,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安全,是清廷内部少壮派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无视和容忍的。

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汉大臣中的第一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手腕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厉害。他不仅拥有清政府的绝大多数权力,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财富本身的潇洒与大方,使他在清廷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在大清国,谁都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大红人,是朝廷倚重仰赖的重臣。

袁世凯炙手可热,天下无敌,在强权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掌控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权谋,再能干的奴才也只能是奴才,不会变为主子。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其实都是在给大清国办事,在给朝廷办事。袁世凯这个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来没有感到袁世凯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弱势的摄政王执政,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有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他们之间的相互怨恨已经积累很久,摄政王不想继续使用袁世凯这个能臣了,袁世凯似乎也不想为这个新主子服务了。现在,相互有点怨恨的双方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间的怨恨,主要还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了摄政王的政治统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廷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准备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廷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廷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人高官的政治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但是毫无疑问,满洲贵族在政治架构中永远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虽然这个政策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会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坦然很欣赏地看着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拼命工作,相信他们绝不是为汉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工作。

三、袁世凯与满洲贵族少壮派之间的激烈博弈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眼见原本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能干的汉人高官抢走之后,其心中的醋意难以言说。于是他们与汉人高官,与袁世凯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公开化。这就从事实上验证了孙中山在海外所宣传的“满汉冲突”。

图注:陆军大臣载涛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在袁世凯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认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是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朝廷对皇上负责。这当然是君主立宪的应有之义。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和君主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认为,袁世凯等人的这些建议具有非常险恶的用心,像体制外的孙中山等革命者倡导的那样,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他们与孙中山的区别只在于,孙中山是用武力、暴动的方式从外部攻击大清王朝,而袁世凯等人则是用改革的名义、用和平的手段从内部瓦解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于是这些少壮派针锋相对地反对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反而参照立宪国家行政中立和军队国家化原则,提出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将各地督抚的军权统统收归中央。这个主张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督抚,是假借立宪的名义削弱汉人高官对军事权力的掌控。在满人眼里,已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了。

孙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传肯定影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使这些满洲贵族产生恐惧。这部分人真的开始怀疑汉人与满人的离心离德,不过清廷最高统治层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不像少壮派那样担心。他们认为既然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政治变革中的大问题、大障碍,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大问题、大障碍。所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清廷一方面比较明确地否定现在就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另一方面宣布废除过去中央各部院“双首长制”,即宣布废除满尚书、汉尚书的区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实行满汉平等的原则。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书不再区分满汉,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书名单中,还是满洲贵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数,汉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满汉“双首长制”的时候多,这当然使许多汉族官僚感到郁闷。

而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他们想着法儿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他们以为满汉之间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在客观效果上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能干的汉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于是他自觉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主动交出北洋军队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他似乎期待以此换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

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和少壮派之间的较量角逐、暗中较劲愈演愈烈。满族少壮派暗中煽动言官御史捕风捉影、栽赃诬陷,交章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仅1907年,据说举报袁世凯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们的攻击当然没有影响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此时主持朝政的庆亲王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对袁世凯的信任不仅没有因为满洲贵族少壮派和清流们的攻击而稍减,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凯。1907年9月,清廷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协助庆亲王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

四、摄政王让袁世凯回家养病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是不必怀疑的,袁世凯对清廷、对皇上、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是真诚的。只是皇上和慈禧太后的突然去世,反而使这种信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包袱和压力。

图注:载沣与他的两个儿子(站立者为溥仪,怀抱者为溥杰)

本来,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为监国。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但毫无疑问,袁世凯期望自己的真诚拥戴能够化解他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矛盾,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帮助摄政王监国载沣领导国家度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的理解与和解。这些少壮派集中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国家刚刚遭受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主要领导人大丧这样重大的打击,如果立即就对慈禧太后、先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决非国家之福,弄不好就会社稷动荡,甚至引起内乱。

果不其然,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收拾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就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弄点颜色给摄政王和那些少壮派看看。结果摄政王就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于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突然间下岗了。

这不仅使袁世凯对这些不中用的满洲少壮派更加瞧不起,而且可能连带着对摄政王的大清王朝产生了不信任不堪辅助的政治心理。可能就是从此时,袁世凯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4年第10期 总第2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