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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作者:郭建 阅读量:57 点赞:0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是无名氏所作的杂剧,创作时间大概是在元末明初的时代。这是包公戏里少有的一个悲剧色彩极其浓重的剧目,主题是家庭之内兄弟失和导致的悲剧。

兄弟失和祸及独子

在汴梁城里,有同居的两兄弟。大哥叫李德仁,娶妻陈氏,生育有一个儿子,小名神奴儿,“当孩儿生时,是个赛神的日子,就唤孩儿做神奴儿,今年十岁”;弟弟李德义,浑家王氏,小字腊梅。一家两房五口,一起过日子,没有分家。因为这个家庭是经朝廷表彰的三代同居不曾分家的敕赐“义门李家”,父母死后兄弟俩仍然同居度日。“这个家私,都是哥哥、嫂嫂掌把着”。大哥的儿子神奴儿,也算是“两房合一子”的继承人。

可是这样的大家庭总有现实的烦恼。弟弟李德义的老婆王氏总觉得自己一房很吃亏,经常对李德义抱怨:“伯伯、伯娘说,你每日则是贪酒,不理家计。又说俺两口儿积攒私房,你又多在外少在家,一应厨头灶脑,都是我照觑。俺伯娘房门也不出,何等自在。俺两口儿穿的都是旧衣旧袄,他每将那好绫罗绢帛,整匹价拿出来做衣服穿。”为此老是逼着李德义和哥哥分家。可老大李德仁要坚守“义门李家”的名声,坚决不同意。于是李德义和老婆王氏就千方百计在鸡蛋里挑骨头,为了家庭琐事和老大及大嫂吵架。甚至为了诬赖大嫂没有向他打招呼,就拿神奴儿痛打出气。

几次三番要求大哥分家未能得逞,王氏给李德义出了个毒辣的主意:“老米饭捏杀也不成团”,“他说道祖先三辈儿不曾分另这家私,怕违了父母的遗言。不分便也罢。都是那嫂嫂搬调的您弟兄每不和,你如今着他休弃了嫂嫂,我便不分这家私。这的是弃一壁儿就一壁儿”。“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媳妇儿是墙上泥皮,可不说相随百步尚有徘徊意”。面对这样混账的要求,老实无能的李德仁被活活气死。

李德仁死后,李德义夫妇和大嫂分了家各过各的。大嫂陈氏委曲求全,带着神奴儿搬出去另住。几个月后,大嫂管家的老院公带了神奴儿到街上玩耍。神奴儿在街市上吵闹要“傀儡儿(木偶人)耍子”。老院公没办法,只好让神奴儿在桥边站着,自己去买傀儡儿。喝得半醉的李德义正好经过,神奴儿叫了一声叔叔,李德义“这个老弟子孩儿,我两房头,则觑着神奴一个。倘若马过来踏着孩儿呵,可怎了也”!算是发善心,把神奴儿带回家中。神奴儿还不愿去,担心“婶子厉害”。李德义说道:“不妨事,放着我哩。”抱着神奴儿就走,一头撞上了一个开封府的衙役何正。何正先打招呼“哥哥休怪,是在下不是了也”。可李德义仗着酒劲,顺嘴开骂:“村弟子孩儿,你眼瞎?撞了我打是么不紧。我两房头则觑着这个神奴孩儿,就如珍珠一般,倘若有些好歹怎了?你是个驴前马后的人。兀那厮,你不认的我?我是义门李家,我是李二员外。你知道我那住处么? 下的州桥往南去,红油板搭高槐树,那个便是我家里。”何正火了:“你常足弯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直,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

李德义吵了一架,把神奴儿领回家,就醉倒上床睡过去了。王氏一直图谋“要所算了那小厮,家私便都是我两口儿的”。见李德义抱回神奴儿,趁着李德义睡着了,就拿条绳子把神奴儿给勒死了。李德义醒过来,先一顿埋怨,可经不住王氏的毒计:“这也容易,你抱将他来,别人又不知道。我和你把这小厮埋在阴沟里。……着石板盖上,再垫上些土儿,踹一踹,便有谁知道?”“眼见的神奴儿勒杀了也,家私都是我的。天那!我有这一片好心,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

糊涂官办成的冤案

那边老院公找不到神奴儿,急得团团转。回家报告陈氏,陈氏六神无主,到处求人,“一壁厢说与厢长,一壁厢报与坊正,恨不得翻过那物穰人稠卧牛城,街衢巷陌,张三李四,赵大王二”,都来帮忙找孩子,可是却都没有人回应。

和所有的古代戏剧一样,冤屈致死者,鬼魂的气场总是分外强大。神奴儿在世时只是个顽皮的孩子,到了阴间却分外能干了。先是托梦给老院公,告诉被害经过:“我在那州桥上等你。却遇着俺叔叔,抱的俺家去。俺婶子将绳子勒杀我,埋在阴沟里面石板底下压着。老院公,你与俺做主咱。”

老院公和大嫂陈氏因此去李德义家寻找,李德义的浑家王氏见陈氏和院公来找神奴儿,反而倒打一耙,和李德义一起诬赖大嫂陈氏“这妇人年纪小,守不的那空房,背地里有奸夫所算了他孩儿,故意的来俺这里展赖”。倒过来威胁陈氏“你若是官休呵,我告到官中,三推六问,吊拷绷扒。你无故因奸气杀俺哥哥,谋害了侄儿,不怕你不招;你若是私休呵,你将那一房一卧都留下,则这般罄身儿出去,任你改嫁别人,这个便是私休”。

陈氏自然不愿屈服,叔嫂到县衙门打官司。想不到县官是个糊涂蛋,李德义恶人先告状,“这个是我嫂嫂,背地里有奸夫,这老子他尽知情。气杀了我哥哥,所算了我侄儿,都是这妇人。告大人与小的做主咱”。县官一听就糊涂,“那人命事,我哪里断的?张千与我请外郎来”。请来的“外郎”(书吏)“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是个贪赃枉法的主。见了李德义,先记仇,想起有一天巡街经过李家门口,要李德义借个凳子坐坐,李德义还不肯,就要衙役把李德义拉出去先打一顿再说。李德义见风头不对,赶紧把手心里攥的银子递过去。宋了人得赃转风头,“这个是人命的事。看起来这个妇人,是个不良的”。立刻动用刑讯痛打陈氏,又把老院公痛打一顿,要他招供陈氏有奸情、气死丈夫、害死儿子。院公气得大骂这外郎是“纯面搅则是一盆糊”。陈氏吃不住酷刑折磨,“我是好人家女,好人家妇,我哪里受得这等拷打,我葫芦提招了罢。是我有奸夫,气杀丈夫,所算了孩儿,都是我来”。 

神奴申冤包公神断

这边糊涂官吏算是结了案,没几天这县官就任满替代。恰好包拯“西延边赏军回来,到这汴梁城中”。在路上遇神奴儿鬼魂的阴风拦路马前转。“别人不见,唯有老夫便见,马头前一个屈死鬼魂”。包拯招呼鬼魂,“你有什么衔冤负屈的事?跟老夫开封府里去来”。

包公进了开封府,立刻提审李阿陈案件,陈氏早准备了申冤词语,赶紧鸣冤叫屈。包公也觉得一个女人要气死亲夫、勒死亲子,也实在太出乎想象,而且杀人不见尸又怎么能结案?再询问卷宗里记载的老院公,则已经死在了监狱里,连个证人也没有。

包拯正在为没有证人苦恼,衙门里的衙役何正上厅听令,正好见了李德义,把李德义当作了被告,上去就是一顿暴打。包拯问:“何正做什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答得也妙:“大人断事,小的每(们)是祗候人,官不威牙爪威。”他还要再公报私仇,惹恼了堂上的包公,叫手下把何正扭住,“你为甚么将这李德义来揪撏掴打?必然官报私仇。说的是万事都休,说的不是,将铜铡先切了你那驴头”。何正只好将前几天在街上和李德义冲撞争吵的事情说了一遍,“只是报州桥左侧毁骂这场的仇恨”。何正的这番话正好证实李德义那天手里抱着神奴儿。包拯立刻追问李德义,那天把神奴儿抱到哪里去了?李德义供述:“我抱了家去,分付与妻子王氏来。”

包拯就命令何正去李家传王氏。何正也把李德义的家记得很牢,“下的州桥往南行,红油板搭高槐树哩”。王氏被传到庭,仍然嘴硬:“大人,小儿犯罪,罪坐家长,干小妇人每什么事? ”包拯假意放她走,结果王氏刚到了衙门门口,就被神奴儿的鬼魂揪住一顿打,连忙认罪,“气杀伯伯也是我来,混赖家私也是我来,勒杀侄儿也是我来,是我来,都是我来”。包拯知道是“门神户尉”阻挡了神奴儿的鬼魂进衙门,赶紧要何正在衙门大门口烧了盖有自己官印的纸钱,“邪魔外道当拦住,只把那屈死的冤魂放过来”。神奴儿的冤魂直到包拯公案前,把前因后果一诉说,案件水落石出。

于是包公判决:“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这个判决符合法律。“王腊梅不顾人伦,勒死亲侄,市曹中明正典刑。”——这个判决也符合法律。

“李德义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断八十。”——这个判决就有点“葫芦提”,不要说李德义应该算是王腊梅的同谋,至少他出面诬告大嫂就理应反坐杀人罪名,虽然罪不至死,也要流三千里。况且“知情不首”,恰恰夫妻是法律允许的容隐范围,除非是谋反大逆的极端重罪,老公包庇老婆,完全合法。

“何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赏花银十两。”“将应有的家私,都与李阿陈永远执业。设一个黄箓大醮,超度神奴儿升天。”——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判决,李德义已被摆脱了同谋杀人罪名,既然只判了一个“知情不首”,并没有全部赔偿财产的道理。因此实际上这里应该是就李德义的诬告罪在进行处罚,因李德义的诬告导致陈氏与老院公受刑,应该是拿他那一房的财产作为赔偿费用赔给陈氏,才符合当时的法律。

表彰并不等同于法律

这个案件过程并不复杂,也没有着意去展现包公的智慧,只是赋予包公能够体察鬼魂冤情的神通。但是这个剧目里,父亲被气死、儿子被勒死,从古代人眼光来看,李家绝后,是一件大悲剧情节。

那么这个悲剧全由于兄弟同居所导致,那么古代法律是否强制规定必须这样兄弟同居、不得分家?

回答是否定的。

虽然印象里中国古代一贯提倡累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上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古代法律条文,却是强制执行小家庭制度、要求已婚成年男子必须单独成立家庭、申报户口。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秦国商鞅变法的制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一家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的儿子仍然和父母同居的,他们的人头税就要加倍征收,这个称之为“分异令”,一直长期实施了五百多年,一直到汉朝灭亡、曹魏制定法律,才明确规定“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这样的强制分居制度才告结束。

曹魏以后的历代朝廷,教化民众的基本原则是鼓励大家庭“同居共财”,凡是累世同居的大家庭,都会像这个剧目中的李氏家庭那样得到朝廷的表彰,“敕赐义门李家”,树立孝义牌坊。特别规定减免大家族的赋税负担、特别赐予一些社会特权、给予子孙科举考试身份等等。

可是历代朝廷在立法上,并不因此就禁止“分家析产”。毕竟,大家庭分裂出更多的小家庭,就是为国家创造更多的户籍人口,可以为国家按户征收赋税创造财源。可是儒家的指导原则又是强调大家庭制度的,儒家已经成为历代朝廷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那怎么来协调财政收入实际需要和宣扬儒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这个矛盾?

古代法律采用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分家析产”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得到家长的同意。只要家长同意,儿子们“别籍异财”就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同意,儿子自己分家另过,就是犯罪行为,而且是极其严重的犯罪,是入了十恶大罪之一的“不孝”,不得被一般的大赦令赦免,即便是具有特权的权贵分子,也不能援引各种特权来免于处罚,总之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只不过,实际上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处罚并不重,唐朝、宋朝的法律规定是徒刑三年,到了明清,只是杖一百的刑罚。

而家长如果不在了,就像这个戏里的李家兄弟的情况,弟弟确实有权利提出分家,法律上并没有赋予哥哥具有否决权。兄弟同居的家庭在有成员提出分家的时候,无论是法律条文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允许分家析产。

因此这个悲剧色彩的包公戏,给我们揭示了古代法律的两面性。法律考虑更多的还是实际利害关系,包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家庭实际经济利益潜在的冲突。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律并不一味地追求儒家的高标准严要求。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4年第9期 总第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