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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盆记

乌盆记

作者:郭建 阅读量:46 点赞:0

元代不知名作家创作的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是著名的包公戏剧目,在后世长期流传。明代改编为传奇《断乌盆》,说唱词话《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近代被改编为《乌盆记》或称《奇冤报》《定远县》,是京剧等各传统戏曲长演不衰的剧目。1950年文化部禁止各剧种再演出这个剧目,至90年代末又开禁,依然是一出名剧。1993年台湾的电视台拍摄的《包青天》电视连续剧,也吸收了这个剧目的故事。

骨灰烧成的乌盆

这个剧目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包公替鬼魂伸冤的故事。

北宋时汴梁人杨国用,在街市上出了一钱银子,请一个“灵验的紧”的打卦先生贾半仙算了一卦,被告知“注定一百日内,有血光之灾”,必须“离家千里之外,或者可躲”。“百日之期,一日不满,一日不可回来”。杨国用是个做买卖的,于是到表弟赵客家里借了五两银子当本钱,到外地跑单帮。3个多月后,杨国用还赚了点银子,挑了一担货物回家,在满百日的前一晚,来到离汴梁城四十里路的瓦窑村地方,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开这家客店的是个烧窑的窑户,诨名叫做“盆罐赵”。暗地里“打家截道,杀人放火”,暗算南来北往的经商客旅。当晚,盆罐赵的老婆见杨国用一挑“两个沉点点笼儿”,就叫盆罐赵动手抢劫。夫妻俩又偷听到杨国用自言自语,要脱身后到“开封府包待制爷爷跟前,告将下来,追还我的财物”,夫妻俩于是动手杀了杨国用,还把杨国用的尸体扔到瓦窑里烧毁,连骨灰也捣碎了掺到窑土里,捏成一个瓦盆,放到窑里去和其他的陶器一起烧制。

盆罐赵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连他家的“瓦窑神”也看不过去,夜里显灵作弄盆罐赵夫妻,还使了神通将盆罐赵的一窑陶器都烧化了,唯独留下那个杨国用骨灰做的、底下有个十字印记的瓦盆。盆罐赵开窑后见了这个乌盆胆战心惊,想要摔碎了它,又是他老婆出来阻拦,说是张别古老汉一直问他们讨要一个当夜壶的瓦盆,可以借着便溺秽物来压制鬼魂。

张别古老汉,原来是开封府里的一个衙役头目,号为“五衙都首领”,“壮岁无儿,更临老也那丧妻”,年到八十,孤身过活,“多亏包待制大人可怜见,着老汉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养济着老汉,过其终身”。瓦窑村盆罐赵经常进城卖瓦窑的陶器,卖不完的就往往寄放在张别古家,不给钱,只是说将来给他烧制一个夜里撒尿的瓦盆“夜盆儿”,可还是“数番家说谎,只是不与”。张别古这天又到盆罐赵这里来要夜盆。盆罐赵夫妻俩就把那个底下有十字暗号、杨国用骨灰烧成的那个“乌盆”给了张别古。张别古用手指弹一弹,说这盆“破声雌雌”,要换好的。盆罐赵欺负老年人眼力不济,假装换了两回,最后还是那个乌盆让张别古拿回了家。

乌盆喊冤告状

虽说张别古号称是“汴梁有名的不怕鬼张别古”,可拿着这盆一路上走回家,老觉得有哭声跟随,到了家里还不清净。张别古想起来“人说门前撒下一把灰,那邪神野鬼便不敢进来”,到门口撒了灰,可还是觉得隐隐约约有哭声。半夜里起来往盆里小便,结果都洒在了地上。一晚上又冷又惊,老觉得乌盆动来动去。

到了凌晨时分,这乌盆开口和张别古说话,吓得张别古连连求饶,再不敢说自己是个不怕鬼、会法术的老汉。杨国用的鬼魂向张别古老汉哭诉,把被盆罐赵夫妻陷害的事情说了一遍。要张别古把“这盆儿拿到包待制爷爷面前,你去那盆沿儿上敲三下,我就玎玎珰珰的说起话来”。

第二天张别古老汉真的带了乌盆到开封府来告状。可到了大堂之上,张别古敲盆沿,一二三,可“并不听得一些儿声响”。包公说:“我也道这老儿老的糊涂了,那曾有盆儿会玎玎珰珰说话的道理。张千,与我拉出去。”

张别古带着乌盆到了街上,一、二、三一敲,这乌盆里的鬼魂又“玎玎珰珰的说话”。再叫冤屈去,可到大堂上乌盆又没有了声音。张别古老汉气得到了街上要摔碎这乌盆,乌盆里杨国用的鬼魂却又说话了。说是被开封府的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吒,将巨斧频频掐”,所以鬼魂进不去。于是包公“老夫心下自裁划,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要衙役张千到门首烧了纸钱,鬼魂才随阴风而入。

戏剧里的包公都是有法力的,果然见“那厅阶下一个屈死的冤鬼,别人不见。惟老夫便见”。于是杨国用的鬼魂把自己的冤屈细细说了一遍。包公大怒,“果然有这等冤枉事。张千,你去拿将盆罐赵夫妻两个,一步一棍打将来者”。在大堂上和乌盆当面对质。盆罐赵夫妻俩见乌盆里鬼魂说话,也没有了办法,只好认罪。

于是包公判决:“张千,选大棍子来,每人先打一百。取官绵纸一张,着司房责下口词,等他夫妻两个画了准伏,当堂判个斩字,即日押赴市曹,将他万千刀,凌迟处死。”“将盆罐赵的家私尽数抄没,将来均分做两处,一半给赏张别古,见义当为,能代人鸣冤雪枉;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作为养赡之资。并将这盆儿交付与他,携归埋葬。一面揭榜示众,通行知悉者。”“不是孤家好杀人,从来王法本无亲。余资并给残年叟,虚冢能招既死魂。莫道一时无义士,肯令三尺有冤民。从令揭榜通知后,留与人间作异闻。”

屡经改编的故事

明代小说《龙图公案》第四十四回“乌盆子”,已经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搬离了汴梁,而换到定州,被害人叫李浩,是扬州巨商,在定州去城十余里,饮酒醉倒在路中睡去,被丁千、丁万害死,“夺其财物有百两黄金,二人平分”,扛抬尸首入窑门,将火烧化。入夜后,取出灰骨来捣碎,和为泥土,烧得瓦盆。乌盆后被定州王老买得,也是盛尿用之。王老听了乌盆鬼魂诉冤,去府衙首告。包公大骇,捕到二人,坚不认罪。包公抓来二人之妻再审:“你二人之夫将李浩谋杀了,夺去黄金百两,将他烧骨为灰,和泥作盆。黄金是你收藏了,你夫分明认着,你还抵赖什么?”其妻惊恐,遂告包公道:“是有金百两,埋在墙中。”包公即差人押其妻子回家,果于墙中得之。“包公断二人谋财害命,俱合死罪,斩讫;王老告首得实,官给赏银二十两;将瓦盆并原劫之金,着令李浩亲族领回葬之。”

晚清说书艺人石玉昆创作的评书小说《三侠五义》里,再次改编了这个故事。第五回“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又把故事背景安到了安徽定远县,包公任知县。当地一老者姓张行三,为人耿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张别古从欠柴草钱的赵大处得一乌盆,是苏州商人刘世昌的骨灰所造。同样是乌盆里的刘世昌的鬼魂要张别古到包公处喊冤。包公下令捉拿赵大夫妇,登时拿到,严加讯问,并无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赵大带下去,不准见刁氏。”即传刁氏上堂,包公说:“你丈夫供称陷害刘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闻听,恼恨丈夫,便说出是赵大用绳子勒死的,并言现有未用完的银两。即行画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将赃银起出来。复又带上赵大,叫他女人质对。谁知这厮好狠,横了心再也不招,言银子是积攒的。包公一时动怒,请了大刑,用夹棍套了两腿,问时仍然不招。包公一声断喝,说了一个“收”字。不想赵大不经夹,就呜呼哀哉了。包公见赵大一死,只得叫人搭下去。这个案子就算是结案了。

近代京剧等戏曲的剧本即来自于《三侠五义》,只是更改了原来元代杂剧里主要角色的名字,受害人杨国用改成刘世昌(老生),张别古(丑),盆罐赵改称赵大(丑),赵妻(彩旦),添加了刘升(刘世昌的仆人,丑)。剧情基本不变:绸商刘世昌,投宿客店。店主赵大夫妇,窥其行囊沉重,顿起不良,在酒里下毒,毒死主仆二人。并将二人尸体砍为肉酱,杂以泥土,团成乌盆。事隔数年,毫无破绽。正好张别古至赵大处讨草鞋钱,赵大坚持不肯给钱,就拿了那个乌盆抵偿。张别古取盆回来,听见乌盆里有鬼声诉冤,于是张别古拿了这个乌盆到包拯处首告。包公受理了这个案件,发签拘提赵大,一审而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乌盆记》和其他的元代包公戏剧目不同,不断得到改编的机会,长演长兴呢?

触犯古老禁忌的犯罪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这个戏里盆罐赵这样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古代什么样的法律罪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身体的完整性,《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保全身体的完整,是尽孝的最基本的原则。即便是生命被剥夺,只要身体完整,受害人的鬼魂仍然可以面对祖先。即便是被朝廷处罚,只要不是列为重罪的,就是死罪,也能够被以绞刑这样能够保全身体完整的方式处死。只有实在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罪行,才处以“身首异处”的斩首。反对皇帝、侵害家长的,更要处以“凌迟”,将罪人身体片片零割,永无复原可能。

根据这个原则,杀人并且故意毁坏受害人尸体的,就是一项罪大恶极的犯罪,要予以严惩。按照唐宋时期的法律,杀人并且毁坏被害人尸体“支解人”,是属于“十恶”中“不道”重罪,罪犯绝不可赦免,必须要处死。而在这个剧本形成的元朝时期的法律里,盆罐赵的罪名更为严重,强盗杀人,并且焚尸灭迹的,相当于十恶大罪“不道”中的“支解人”,夫妻两人作为同谋共犯,不分首犯从犯,都要凌迟处死。而且要没收财产赔偿给“苦主”(受害人家属)。剧中包公的判罚可谓有法可依,将盆罐赵的家产没收,一半给赏张别古,“见义当为”,能代人鸣冤雪枉;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作为“养赡之资”。这里的“养赡之资”,就是今天讲的“赡养费”,是元代法律特有的制度,凡是伤害他人造成残疾的,使用残酷手段害人的,都要没收财产作为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赡养费。

到了明清时候,强盗杀人的罪名本身已经加重到了只要“得赃”,不分首从皆斩,也就是说,不管是几个强盗,也不管受害人是否受伤害,只要抢到了一点赃物,哪怕只是一两银子,所有参与的强盗全部处以斩首。因此强盗杀人以后再焚尸灭迹的,就不再加重到凌迟处死。所以,在明朝的小说里,包公的判处就不再是将盆罐赵夫妻凌迟处死,而只是砍头了。而晚清《三侠五义》里,索性让包公使用刑讯,把盆罐赵直接弄死算了。

对于伤天害理行为的警诫

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认为,凡是人命案件,必须要“尸伤病物踪”五项要件。这是《水浒传》《金瓶梅》小说里提到过的。就是确认死亡要见“尸”;“尸”要检验出有“伤”、“病”来确定死亡原因;“物”就是物证,包括凶器或其他致死的物件;“踪”,就是指已经具有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踪迹。

在这五个要件里,尸体显然是最重要的,死不见尸,往往就难以定罪。那么是否就会提醒罪犯,有意识地毁灭尸体来逃避法律的惩罚?

没有发现尸体就难以定案,确实是古代法制中一个悠久的传统。宋朝以前就有这样的司法原则。比如唐代人刘肃在他的笔记《大唐新语》里就记载了武则天当政时这样一个案件。有一次,有个已经在御史台当官的告密人诬告驸马崔宣谋反。那个诬告的人预先将崔宣的一个小老婆拐走,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诬告说:“崔宣的小老婆知道他要谋反,就要去告发,结果被崔宣杀掉,尸体扔到洛水里去了。”武则天见这告发的人说得有模有样,就把崔宣抓进大牢,命令侍御史张行岌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张行岌几经武则天责难,仍然坚持未找到尸体不能确认罪名。并通过高额悬赏、派人四处秘密打探,果然找到了那个小老婆。张行岌立即向武则天报告,为崔宣平反,把那个告发者依诬告反坐。这个故事后来被收入了《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著作,被称为“行岌访妾(访是查访,妾就是小老婆)”,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毁坏受害人尸体企图逃避法律罪责的罪犯,要加重处罚。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五年(1027年)三月总结北宋仁宗时的法制状况,说是当时洞庭湖上常发生抢劫商船案,盗匪将受害人一概杀死后扔到洞庭湖里,这类案件即使被破获,抓住了罪犯,可是“以所杀尸飘没无可验”,仍然没有办法定案。只好上报到朝廷。而皇帝也要积阴德,往往宣布以“疑案”来结案,罪犯只是按照被怀疑的罪名宣判死罪,但并不确实执行死刑,而是减等改判为流放、刺配远恶军州等等替代死刑的刑罚。后来在这一年,李若谷担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辖区至洞庭湖湖区)知府,他发现本地有一些从流放地或刺配地潜逃回来的罪犯屡屡作案,手段残忍,大多是以前那些在洞庭湖杀人抢劫而没有定成死罪的惯犯。他秘密部署破案,抓获后将这些人以前后几件杀人案一起上报,判处死刑,并在市场上公开执行凌迟处死酷刑。

“尸伤病物踪”五项要件并不是在唐宋法典里的明文规定,它只是司法界的一个惯例,是一个审理的原则,并不是有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宋代最初的法典《宋刑统》,都没有这样明确的条文。而且不仅是唐宋时期,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法律都没有这样硬性的法律明文规定。因为法律规定也是会产生行为导向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明文规定,万一“启发”了凶徒毁尸灭迹,比如王婆、西门庆那样残忍的将武大郎尸体火化、或者是如北宋那些洞庭湖匪那样将受害人尸体沉入深渊,那又是多坏的“社会影响”。

因此这个鬼魂乌盆的故事,从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可是在古代却有重大的教化意义,是警告罪犯,冤魂不会因为死尸消失而消失,而是一定会显灵,来向包公这样全能的法官申冤,报仇雪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乌盆记》作为对于极度伤天害理、毁坏受害人尸体犯罪行为的严重警诫,是一个重要的教化性质的剧目,它试图援引神鬼的力量,来保持人们对于法制的畏惧。以更令人畏惧的来自于阴间的监督力量,来迫使人们遵守法律。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4年第7期 总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