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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14)

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14)

作者:郭建 阅读量:25 点赞:0

汉文帝是被推上皇位的,和很多得志就猖狂的小人不一样,他在后来当皇帝的岁月里似乎一直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种诚惶诚恐的低姿态。

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在他开创了帝王下“罪己诏”的惯例。

日食的提醒

司马迁在《史记》的《孝文本纪》里记载说,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阴历十一月“晦日”(三十)出现了一次日食。才过了半个月,到阴历十二月的“望日”(十五),掌天文观察的大臣又报告发现一次日食。

两次日食相隔才半个月,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天文现象。这应该是一次观察错误的报告,大概是把巨大的太阳黑子或者云层遮挡太阳误以为是日食了。司马迁把这个错误的报告保留在《史记》里,后来的史学家并不认可。所以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文帝纪》《汉书·五行志》都没有提到十二月望日的日食,认为实际上只有十一月晦日的那一次。

也有可能是司马迁觉得需要有这样连续两次的日食才能够解释汉文帝为什么作出如此大的反应。当年他实际上也可以想象,或许是观察天文的机构没有能够预测到这次日食,才引起汉文帝的高度重视,认为是上天某一个重要的宣告。

日食在古代社会总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人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现象。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日食是有规律的重复出现的天文现象,只有没有被预测到的日食才引起恐惧。于是就需要一套“救护”太阳的程序。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记载,那年的六月辛未朔(阴历三十日),发生日食,人们就施行一种擂鼓的巫术,来吓唬那个企图吞食太阳的看不见的怪物,并且在祭祀土地的社坛宰杀供祭祀神灵的牺牲。《左传》的解释是:这是一次非常的日食,因为是在阴气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发生的日食,所以要采取救护的仪式。

另外,中国古代也认为日食是“天变”最大的事件,《后汉书·五行志》注引一句成语“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日食也被认为是对人间社会的警告。《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春秋时晋国人伯瑕的话,说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这就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是上天对人间社会政治错误混乱的警告了。

首次明确的“罪己诏”

汉文帝在日食后很快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要求向全国臣民颁布说明。这个诏令的意思是这样的:

“朕听说,上天生育人民,为了人民设置了君主,来养育治理人民。君主如果不德,施行的政治不平衡,上天就会显示出灾祸来警告君主。这次十一月晦日出现了日食,公然在天上显示出迹象,说明灾祸是很大的了。朕获得继承宗庙的大位,以微眇之身获得万民仰仗的君王位置,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只有两三个执政的大臣,就好像是朕的手足一样与朕一起分担。朕下不能理育众生,上拖累日月星三光的明亮,说明有着巨大的不德。”

以上这一段算是做了一个自我批评,当然顺便也捎带上执政大臣,因为施政的决策是和大臣一起做出的,上天警告也有可能是针对大臣的。下面这一段则是呼吁臣民向他提出批评建议:

“本诏令到达后,请臣民都要思考朕之过失,以及朕没有发现、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来告诉朕。并且推荐贤良方正的人,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帮助朕克服不足之处。”

这道诏令中,他还要求各级官府都务必要节省费用来便利人民生活。作为朝廷的举措,他宣布解散自他登基以来为防备政变而设立的卫将军指挥的军队集群,以及将朝廷太仆寺富余的马匹补充到驿站。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皇帝发布的“罪己诏”。

这个“罪己诏”确定了后世类似诏书的基本原则。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发布罪己诏的适当时机,皇帝应该表示一些忏悔的意思,表示要更好地领会贯彻天意的意思。汉文帝最突出的一点是请求臣民对自己提出批评,来帮助自己更好地领会天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公开呼吁,请求臣民推荐人才来帮助自己。这联系到他试图亲自掌握政治决策权、摆脱朝臣把持的做法,很可能他借着天灾来达到政治目的。

“朕之不德”

首次下达罪己诏后,汉文帝在他的统治期间,把下罪己诏作为一个经常采取的政治措施。

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夏天,汉文帝又宣布取消传统的“秘祝”。原来皇朝的惯例是,发生重大的天灾,可能是要不利于皇帝的,朝廷专门设立的“秘祝”官,就要秘密地向上天祈祷,把可能降临的危害人身的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汉文帝这次特意为此下诏说:“听说天道是这样的,灾祸因为民间怨气引起,福报由于君主有德发生。百官的过错,应该是由朕躬来负责的。现在秘祝之官把灾祸移到臣下来承担,这不是在彰显我的不德吗?朕非常不赞同。把这个惯例取消了。”

在这一年发生的废除肉刑的大事件中,汉文帝因为淳于缇萦申诉而下达的诏书里,也是有着罪己诏的内容。“现在有三种肉刑,而无法制止犯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朕的德薄、没有明确对百姓的教化吗?我真的很自愧。”

下一年春天,汉文帝又一次下诏,要求负责祭祀神灵的官员在祷词里不要再突出对皇帝的歌颂。他说:

“朕获得祭祀先祖上苍的机会已经十四年了,以朕这样不敏不明之人而抚临天下,朕非常自愧。要增加祭祀的费用和物品。过去的先王们施舍不求其报,祭祀也不把得到福祐放在心上,尊重贤明的人士,看轻自己的亲戚,先百姓后自己,公正公平之极也。现在我听说主持祭祀的官员在祝祷时都请求上苍将福佑归到我一人身上,而不是为了福佑百姓,朕非常惭愧。以朕如此不德,还要独自享受福佑,不给百姓,是在加重我的不德。从今以后,主持祭祀的官员在致敬祝祷时,不可以再这样。”

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又一次下罪己诏书:

“最近以来几年没有获得丰收,各地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非常忧愁,因为愚昧不明,没有找个中的原因。难道是朕的施政有所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天道有所不顺,地利也得不到,人事多失和,鬼神也没有享受到祭祀的供品吗?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百官的奉养费用过多,有很多政务是无用之事吗?为什么百姓食物匮乏!而且按照耕地来看没有减少,计算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按照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比古代还有余,可是食品不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百姓经营的非农事项太多,太多的粮食被酿造酒水,六畜养育过多吗?详细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想出来。要求和丞相、列侯、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博士一起讨论,有可以帮助百姓的,能够有长远考虑的,不要有所隐讳。”

一年后,因为要和匈奴恢复和亲,汉文帝下诏书向臣民进行说明,其中也一样有罪己的内容。诏书说:

“因为朕的不明智,不能使德教感化远方的国家,四处的民众不安其生,内地的百姓辛劳不已,这两者的原因,都是源自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多年来,匈奴侵掠边境,杀死很多的吏民,而边疆的官吏又不能体会我的用心,更加重我的不德。这样长期战乱,中外之国如何能够安宁?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寝食难安,没有一天不记挂。所以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单于说明朕的意思。现在单于考虑恢复过去做法,考虑到社稷安宁和百姓的便利,万民的利益,亲自与朕一起捐弃前嫌,重新结兄弟之义,以保全天下无数的人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这个诏书涉及到了具体的政治事务,汉文帝的语气和过去的罪己诏显然有所区别。他不检讨自己的决策是否有误,把事情的责任归于不能感化他人的大道理,以及边疆的官吏没有能够体会他的用心。

汉文帝的罪己诏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主要是表示自己要承担无法在现实世界追究的责任,至于真正是他自己的决策失误,他是否也会同样下诏书公开检讨呢?他是否愿意表示要承担责任呢?

答案是:否。

一场拙劣的骗局

汉文帝有几件明显的决策失误,他都从来没有检讨的,也没有公开罪己的。

比如上文提到过的他宠信放任淮南王的事件,最后导致淮南王死得不明不白,尽管这件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也知道民间为此在责怪和嘲讽他,他并没有下一个罪己诏来公开地承担责任。

同样,另外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是他信任了一个骗术并不高明的骗子,

汉文帝在即位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时候,从赵国地方来了一个术士,名叫新垣平,号称自己擅长“望气”(看云朵形象预测事件的法术),从不看走眼。不知怎么搞的,汉文帝亲自接见了他,而且很快就相信了新垣平。新垣平宣称他望见在长安的东北方向有“神气”,呈现五彩。汉文帝立即破坏了自己为减轻人民负担、不营建工程的一贯方针,下令在长安东北的渭河河北地方,建设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祭祀“五帝”的庙宇。工程造得很急,在第二年的夏历四月就建成,汉文帝亲自到了这个五帝庙,祭祀五帝。

新垣平又说自己“望气”,见到五彩的神气还出现在长安的长门道北侧,汉文帝又下令立即在那个地方再建一个五帝庙,宣布自己也将亲自去祭祀。

因为这些个“功劳”,新垣平被汉文帝授予了上大夫的官衔,还得到了汉文帝赐予的“累千金”财物。

新垣平见汉文帝喜欢这一套,又接连向汉文帝鼓吹,说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去巡狩各地,应该到泰山去“封禅”,向上天报告已经将地面上的事情治理到了完美的地步。汉文帝果然很受鼓舞,要求朝廷的博士们带领弟子们一起研究具体的方案。

当年秋天的一天,新垣平上朝时对汉文帝宣称,他看见宫门外有“宝玉气”过来。汉文帝派人到宫门去探望,果然见到有人远远地跪在宫门外,双手捧着一个美丽的玉杯。玉杯立即被传进大殿,仔细端详,上面还刻写着“人主延寿”四个字。汉文帝将那个献宝人召进宫来,那人说这个玉杯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古物。汉文帝非常高兴。新垣平趁热打铁,又说他望出去,宫外的宝玉气还在,应该还有来献宝玉的。果然太阳下山前,又有人到宫门外跪地献宝。

汉文帝非常兴奋,觉得这都是上天对他的肯定。大喜之余,觉得有必要来一个“与民更始”。于是下令明年(汉文帝十七年,公元前163年)重新纪元,定名为“元年”。为了表示“与民同乐”,又一次下达“大酺”令,允许民间开怀畅饮、狂欢五日。

新垣平还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第二年他又对汉文帝上言,说:“过去西周的九鼎都是淹没在了泗水里的。现在黄河决口南流,打通了与泗水的通道。臣望见东北方向的汾河之阴有一道笔直的金宝气,看来应该是西周的鼎已经漂流到了那里,要出河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吉兆,陛下不亲自去迎接,周鼎是不会出现的。”

昏了头的汉文帝居然言听计从。先是下令要当地立即在汾河边建设庙宇,打算自己亲自去祭祀,直到周鼎出水。

正在闹哄哄的时候,有人前来揭发,说新垣平是一个大骗子,所有的吉兆、玉杯,都是他预先布置的。汉文帝一旦发觉被人欺骗后便勃然大怒、不可遏制的脾气发作了,立即下令逮捕那几个献宝人和新垣平,严厉审问。新垣平很快就招供认罪。汉文帝盛怒之下,命令将新垣平处以“夷三族”的极刑。这个刑罚原来在汉文帝即位的那一年就已经被他明令废除了,可是一旦他觉得需要的时候,法律就被轻易地抛在一边了。尤其糟糕的是,从此以后,这项极刑就又恢复为汉朝的法定刑罚。

汉文帝严厉处理了新垣平后,对于改正历法、服色之类神神鬼鬼的事情丧失了兴趣,那新造好的庙宇,仍然按时祭祀,不过汉文帝本人是再也不去了。

这件事情完全是汉文帝本人的轻信引起的,突然决定恢复夷三族酷刑,也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他应该知道这是做错了的。可是他没有就此下诏罪己,即使在他死以前遗嘱里,也没有承认这些过错。

所以抽象认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对于实际上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事来下个罪己诏也是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后来的皇帝们更熟练地使用这样的手法。

那么作为这种惯例的开创者,汉文帝是否还是有着一定的真诚呢?

我们无法知道。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5年第12期 总第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