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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与毛泽东的交往

周素园与毛泽东的交往

作者:王葆和 阅读量:90 点赞:0

1936年12月2日,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消瘦,留着长长络腮胡的老人,头戴瓜皮帽,身穿蓝布袍,骑一匹川马,风尘仆仆地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保安,他就是周素园。他在贵州参加红军长征的队伍,经历9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爬雪山,过草地,行程万里,终于到达了抗日救国的根据地。

(一)

周素园何许人也?他是贵州毕节人。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攻取秀才,并选为贡生。以文章清秀,析理透彻,深受贵州各界人士的赏识。1907年,他在贵阳创办贵州第一家报纸《黔报》,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主张政治改革。同年,参加贵州民主革命组织自治学社,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发动和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了贵州军政府,周素园任行政总理。由于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入侵,军政府被颠覆。从1912年起,周素园被迫流亡北京、汉口等地。为了养家活口,曾担任过参议员秘书、北洋军阀徐树铮秘书。1921年,他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邀请回贵州,任黔军秘书长。后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4年作为贵州军阀袁祖铭的代表,参加了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周不满军阀的混战和腐败,1925年辞职还乡,闭门读书。期间思想积极进取,探索解救中国的真理。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并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6年2月9日,红军二、六军团占领了黔西北重镇毕节。由于对当地情况了解不深,周素园被红军的一个基层单位抓了起来,在抄家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书架上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翻开一看,圈圈点点,读得很认真。他们觉得奇怪:“地主还读马列?”他们向红六军团首长作了汇报。同时,在群众大会上,众人说周素园正直,是不欺压平民百姓的好人。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等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询问他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读马列的书,为什么不走?周素园说:“我研究了十年,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于是,将他释放回家,并发还了家产。

王震等经常到他家中交谈,介绍党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毅然出任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当时他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使得红军在毕节地区建立农会和吸收新兵的工作发展很顺利。他还给滇军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人写信,晓以利害,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肖克同志后来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936年2月27日,周素园随红军离开毕节,参加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已年近花甲。像他这样高龄的参加过长征的爱国民主人士,大概全国仅有他一个。

(二)

周素园来到保安(今志丹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和慰问。毛泽东同他多次亲切长谈。10天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周素园在黔军工作时期,何应钦是黔军旅长。他与何及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有过一段合作与私人情谊。毛泽东让周素园给有关人士写信,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素园在数日之内,给何应钦、王伯群、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邓汉祥、张彭年等人写了信。并代朱德起草了给刘湘、邓锡侯等人的信。这些信,曾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赞赏,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37年上半年,周素园为《红色中华》写了《纪念一二八的感想》一稿;为红军大学写了名为《洪宪叛国始末记》的近代史教材,讲述了袁世凯的发迹和复辟帝制失败的经过;给美国纽约《新历史社》写了题为《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的论文,提出只有实现人类权力平等,放弃人压迫人的制度,只有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放弃人剥削人的制度,才是消灭战争的基本方法。

在延安,周素园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当年3月5日,他在家书中附上了他写的《春日小极书怀》七律二首,充分表达了他的情怀。原文是这样的:

“艰难尝尽好归田,退老闻居十二年,漫信山中能避地,翻从井底得观天。强权胜后人无类,学道成时犬亦仙。为导迷盲遵觉路,敢辞残废着先鞭。”“慈悲只是口头禅,遗臭流芳两漠然。祖国山河甘断送,前途展拓凭金革,大任担当要铁肩。可有还童真妙术,让余腾步作高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毛泽东让周素园给冯玉祥、张继、吴忠信、张道藩、冯自由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以大量事实进驳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各种滥调,冀望国内实现团结,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准备随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尽自己之力。

在那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年代,周素园在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特殊优待照顾。每月给他十元零花钱,每天由馆子叫菜给他吃,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可以自由地和亲人朋友通信。但他后来患了足疾,身体日愈衰弱,生活不能自理。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周素园复信。信中说:“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遵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更有保证等,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济较宽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引自《致周素园》,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8-109页。)毛泽东的这封信,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爱国民主人士到延安来去自由,体现了对周素园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周素园冒着风险把这封信带回老家,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用油纸一层又一层地包裹好,埋在花树下,解放后才取了出来。

关于离开延安后的工作问题,党中央要周素园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访问国民党的西南各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

临行前,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地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送了自传去,毛泽东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转引自《周素园自传》)

(三)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离开延安,经西安、汉口,于11月7日到达重庆。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主任贺国光拒绝接见他,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交涉未果,周素园只好离开重庆去成都。

“到成都,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引自《周素园自传》)

在一次宴会上,周素园经邓汉祥介绍,认识了张澜。张听说周素园刚从延安来,有意和他接近。他后来在日记中回忆道:张澜“临别谆谆,约定翌日来招待所相访。如期而至,谈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我回拜他,又谈了几个钟头。他把我参加红军经过详细地逐节盘问,还是怀疑地说:‘主义是正确的,但可惜杀戮过当一点。’我说:‘对敌人没有宽容,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真理。怎能效法宋襄公呢?’他说:‘我指的不是拿武器的敌人,而是那些意识方面的异己者。不是吗?’我说:‘这只请看我好了。我是一个绅士,也是地主、也是官僚,也是知识分子,应该是死有余辜的了。但我还是健在,而且受到优待和尊重。岂不是活生生的证据吗?官方有意造谣,民间又以讹传讹。事实上初期的共产党曾有个别过激的。今则统一中央政策之下,执行得非常圆满。作风这东西,到处都会留着迹象,绝不是任何口头或书面能改变事实的。’至此,他才和我谈本人也看过一些社会主义书籍,而且还写过这类文章,登在《成大校刊》上。我鼓励他找给我看,还可由我负责寄给陕北同人看。我说:‘只要你愿意的话,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十六,1957年2月1日)

周素园把在成都活动的情况报告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很高兴。

1938年1月12日,周素园从成都乘飞机到了昆明,在那里,他受到龙云和其他一些上层人士的欢迎,对他厚礼有加。他除了对龙云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和广大群众接触。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昆明人一般称我为共产党代表,他们对于新事物非常爱好,经常请我吃饭,约我谈话。我也借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扬八路军作战的英勇成绩,并针对着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给予了无情的驳斥。他们都兴奋而愉快。”(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十八,1956年1月10日)他还说:“每日来寓访问的,不分性别,不论老幼,不计职业,平均总在二十人以上。”“介绍了朱家璧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西安寄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之等,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作初步研究。”(引自《周素园自传》)郑一斋还慷慨捐助了巨款,购买创伤特效药“白仙丹”(今名云南白药)二万盒,航空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应急。周素园在昆明的活动,恼怒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由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省党部负责人,而且是周素园的老朋友胡瑛出面,对他提出警告:再不识相,他们就不客气了。这样,周素园只得返回贵州。

1938年4月13日,周素园回到贵阳。这时,贵州反动当局根据成、昆两地特务机关的密报,对他布置了周密的防范和监视,他在贵阳站不住脚,只好回毕节。途经大定(今名大方),他特意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毛泽东请他寻找长征途中出生的女儿。当时不便随军喂养孩子,委托群众收养了。周素园通过亲友,在打鼓新场(今名金沙)一带查寻了几天,可惜没有发现下落,他请亲友继续寻找,自己于1938年5月14日回到毕节。

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又从延安回来,对西南几省各阶层人士均有震动。周素园的亲身经历,使他们了解了团结抗日的统战政策,了解了许多被国民党歪曲、封锁的事实真相,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周素园在毕节虽然不便公开进行革命宣传,但私下向亲友们讲述他亲身参加长征的经过,讲述毛泽东、贺龙、王震、肖克等对他的关心照顾,言辞中表达了对他们的钦佩和怀念。1941年前,他同贵州地下党还有往来,后因地下组织被特务破坏,他同党也就失去了联系。在茫茫的黑暗年代,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虽然他的身子离开了延安,他的心是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党和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周素园。重庆《新华日报》长期对他赠阅。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请贵州著名教育家、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先生,从延安带了一条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毛毯赠送周素园。由于种种原因,毛毯未收到,解放后周素园到北京开会,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对他说起这件事时,他心情十分激动。他在日记上写道:“可见毛主席在极忙碌极艰苦时,还记得有我这一个人。”(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七,1951年10月20日)

(四)

周素园在毕节度过了12年贫病交困的生活,1949年11月27日下午,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鞭炮的雷鸣声中,迎来了亲人解放军,迎来了毕节人民的解放。周素园欣喜地写道:“溃兵、土匪一般的灾难侥幸渡过了。以余个人论,十二年的精神压迫,尤其是最近十个月的严密监视,俱释然解除矣!”(引自周素园:《待尽日记》卷十,1949年11月27日)此后,他把自己的《待尽日记》更名为《光明日记》。他在日记封面上写下:“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来到了。”他在毕节解放的第三天,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北京毛主席,别来十二年,衰朽余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周素园叩艳。”(引自周素园:《犹尽日记》卷十,1949年11月29日)

解放了!周素园不顾年迈多病之躯,积极投入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协助地方干部做好恢复社会秩序,建立政权、扩大统一战线,和争取溃逃国民党残余部队起义或投降的繁重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

1950年2月,周素园应贵州领导同志的邀请,到了贵阳。他在贵阳广泛地接触社会各方面的上层代表人物,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思想、意见和要求反映给省委领导同志。这对贵州解放初期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同年,周素园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去重庆开会,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他与阔别十二年的贺龙叙旧,贺龙风趣地说:“你是死不得的。我们都希望你再活二十年,享受享受,以清偿长征的辛苦。”(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二,1950年7月23日)

1951年10日,周素园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全委会。他很想见毛泽东,但心情十分矛盾,他写道:“到了北京,不请见毛主席不对,没有必要的事去提出要求,浪费主席的宝贵时间也不对,这事考虑了几天,今天还是把信发出去了。作为求见也好,作为告辞也好,让主席自己决定吧!”(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七,1951年11月1日)

收到周素园的信后,11月3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谈了40分钟的话。毛泽东对周素园讲了国内和抗美援朝的形势,并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兵力详细地告诉了这位老朋友。周素园提出贵州矿产资源丰富,为了支援国防建设,希望能早日大规模开发。毛泽东说,没有铁路,你们那矿能运得出来吗?周素园提出自己年老体弱,担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有困难。毛泽东说:“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是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什么都好了。以后政协开会,你能来就来,不能来不要勉强,总之,以身体为第一。”(转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七,1951年11月3日)周素园在日记上还写道:“告辞后,主席亲自送至大门外院,看着上车,又给了一匣燕窝,是海南岛的特产,市上买不到的。”第二天,周素园又给毛泽东写了信,送去《开发及扩充贵州矿业建设》等建议。回到贵阳,周素园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向省党政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向省政协全体委员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鼓舞。

遵照毛泽东要他“起带头作用”的指示,周素园除了积极参加省政府工作之外,还配合统战部门作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各方面的统战人士谈心,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自己每天手不释卷地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政策水平。他还经常给报纸、电台写文章,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在减租退押斗争中,他甚至准备变卖存放多年的棺木,以偿还剥削债。在土地改革中,他让亲属率先把所有的土地契约和管业证呈交农民协会听候处理;他写了《为实施土地改革警告地主阶级》一文公开发表,并说:“固然没人催促我,但我想在贵州这篇文章是没有第二个人比我合适的。”(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四,1951年2月27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办而高兴。他写了《镇压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一文公开发表;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他写了《谴责美帝暴行》等六篇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号召全省人民坚持抗美援朝斗争直至胜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写了《警告违法的资产阶级》一文。当有人因贪污问题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律拒绝。他说:“按我的职责,对这些分子只有主张依法处理。亲友还是亲友,不能混为一谈。”(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八,1952年3月11日)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制止浪费的提案。他说:“我考虑到的是浪费是节约的敌人,要根除浪费,拟建议有关机关制定一个专律,像惩治贪污条例那样,使得负责人都兢兢业业,不敢疏忽大意。”(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十七,1955年6月8日)为了配合“一化三改”的顺利进行,他用三年多的时间,参考了许多的书籍,数易其稿,写成《劳动原是人类的本能》一文,送交全国人大刘少奇委员长。他说:“我的文章概括来说,就是要改变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最好先改变人们对劳动的观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还可以使它(劳动第一)变成遗传的东西、本能的东西。”(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十九,1956年4月6日)

(五)

周素园对毛泽东非常热爱与崇敬。他计划写一篇文章,题名《世界劳苦民众的三大救星》。文章的提纲中,除了马克思、列宁之外,他说:“毛泽东是精熟马列主义,抓紧无产阶级领导权,结合了被压迫的广大劳苦群众,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里,赶走了根深蒂固强大无比的帝国主义,给予了东方民族以事实上斗争胜利的模范,证明了国际革命不惟可能,而且必须的第一人。”(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四,1951年3月5日)他还结合长征的经历写道:“毛主席是天才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尤其是天才的组织家。任何团体、任何部队经他一番调整,面目就为之一新。”(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五,1951年6月17日。)

但是,周素园对毛泽东并不是一味地附和、吹捧。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看到快要死了,但怎样对得起人民,怎样对得起领导?自己想说的话,应该鼓起勇气说出来,也才可以说一个‘死而无憾’。”(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二十,1956年11月20日)于是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说,土地改革后,农民从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从农村反映到城市,就形成一股举国融合的高度爱悦的大洪流。粮食统购以后,出现了轻微的抵触。”“合作化运动,大体说是农民自愿的”,“可是一般说来,条件还不成熟”。有的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右倾保守,他们一股劲地冒进,遇到障碍,更加上强迫命令。个别干部,他们那种主观武断,不按政策办事,几乎不能令人置信,好像他们有意脱离群众似的”。“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收入这一口号能否实现的问题。”他建议:秋收后,将农业税的一部分,“作为一次特别农贷,即一次无须偿还的农贷,使农民皆大欢喜”。他又说:“我知道,这建议牵动了本年预算,甚至牵动了五年计划,本不该瞎说,但古云:‘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群众情绪是可以捉摸的,动向是不难测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保证不出弊漏。”“弥患无形的措施,可能受到人们的反对,但是一点雨,一点湿,我相信它是不会落空的。”(引自周素园:《光明日记》卷二十一,1956年11月16-18日)他自己觉得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太大太重了”,几经修改,送请当时贵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却在会上受到批评。这封信虽然没有发出,周素园说:“它是我的良心。”

(六)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去世了,终年78岁。他走过的曲折道路,是我国老一辈正直善良、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必由之路。他勤奋好学,膺服真理。他在学习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他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继之转变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最后转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在一些历史关头,党引导他,让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方阵营。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他的尊重关怀、体贴照顾,体现了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巨大的感召力,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宣传作用、桥梁作用,使他的后半生,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毛主席至死不渝。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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