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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辛亥,我的外公与肖君

风雨辛亥,我的外公与肖君

作者:赵明和 阅读量:80 点赞:0

我的外公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继室肖君哀词》写于1916年,是他纪念逝去亲人的一篇悼文,主要内容却涉及1911至1916年间动荡的政局风云。

《继室肖君哀词》系六字句辞赋体,中夹作者的散文自注。辞赋体凡121句共723字(文末处有一四字句,另有一字阙如),散文自注分散于辞赋中,共18处,最短处仅12字,超过200字的有3处,注文共1700余字。

通常是一篇文字一种体裁,而《继室肖君哀词》却有独特的文本形式。辞赋体与散文并存一炉,水乳交融,相互对照,互为补充,既记载了贵州辛亥革命及其后几年的历史,亦记载了与辛亥革命紧密相关的个人际遇。为后人留下的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又是一篇极富审美价值的文学文献。如王书衡先生评价“……黄门悼亡之篇,兰成哀时之赋,合为一手,古未尝有也……”

外公长于辞章,著作等身,仅为研究辛亥革命留下的宝贵史料和重要著作,就有如《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民党痛史》《稽勋表册底稿》等,但以辞赋体加散文自注的文本形式留下来的,在笔者目力所见中,唯此一篇;而能从中寻觅到他的继室肖君身影的,更是绝无仅有。

肖君出现在外公最困难的时候,从1914年到1916年,与他共同度过颠沛流离的两载春秋。那正是国运处于岔路口,政局急剧动荡的时期,也是周素园及贵州自治学社在辛亥革命后最艰苦危难的时期。

肖君唯一的女儿宁一,我的四姨母。家人公认宁一大学时代那张相片,看去最像肖君。那是笔者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美得让人惊叹,由此可以推想宁一的母亲肖君的美丽。

研读《继室肖君哀词》可从多种角度,笔者却愿循此,概略描出1911——1916年间,外公与肖君那段生活的轮廓,同时,尽力描摹出一个清晰的肖君,让她从历史的烟尘中走进人们的视野,因为,她实在是一位不应被遗忘不应被忽略,却又鲜有人认识和了解的女性。

1911年11月,贵州自治学社长期酝酿,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已接近成熟。趁着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继而湖南、陕西、云南宣布独立的大好革命形势,为了减少伤亡,11月2日,张百麟、周素园、乐嘉藻等冒死进入贵州巡抚署,劝告巡抚沈瑜庆顺从民意,和平交出政权。沈一方面采取缓兵之计,拖延时间;一方面电令刘显世部队兼程赶来增援,镇压。自治学社见情况紧急,在11月3日晚即发动陆军小学堂学生起义。沈欲镇压,已来不及,援兵又还在路上,只得被迫交出政权。

如此,在以张百麟、周素园等为首的自治学社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成立贵州大汉军政府。成为继武昌首义之后第四个宣布独立的省份。大家以周素园政治经验丰富,推举他为军政府行政总理,主持全省民政。

在取得政权之前,周素园等过的是“早起戴着头颅出门去,晚餐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回来享受”(周素园:《身世述略》)的艰苦危险的斗争生活,一旦秉权执政,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军府草创,文书山积,衮衮诸公,各有所营,无复过而问者。全省政务行止恒决于余。余亦念人生几何,此正报国之时,竭智尽忠,五官并用,当食吐哺数起,夜寝不逾两钟。大局虽日在惊涛骇浪中,差幸行政系统尚能保持,社会秩序毫无紊乱。”(本文引号内文字,除注明的外,均引自《继室肖君哀词》,见《周素园文集》。)

周素园承担的军政府行政总理,实际是“把旧日一院(巡抚)、三司(布政司、提学司、提法司)、两道(巡警道、劝业道)和一二百位秘书、科长、科员分担的职务,都积累在我一个人身上。”(周素园:《身世述略》)五官并用到了“耳是不断地在听,口是不断地在说,手是不断地在写;吃一餐饭也得放下碗筷来酬对两三次;鸡鸣后上床睡觉,还让你披衣起来解决问题。”(周素园:《身世述略》)此后离黔流亡,“两目非加老光镜不能观书,遇事稍作思考,头脑即感昏眩。盖一生精力,完全牺牲于兹役矣。”,此时他不过才三十三岁,为辛亥革命几乎透支完了健康,贡献了全部精力。此后多年他身体不佳,与这段时间殚精竭虑诚有直接关系。

革命在紧急关头之时,我的外婆肖萃莹染疾,一病不起。“正炉火之锯著,值寝疾之缠绵”,但对外公来说,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贵州辛亥革命虽兵不血刃取得政权,却潜藏了危机。自治学社与长期敌对的立宪派的妥协合作,尤其是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把军队交给旧军阀统领,直接纵容了反动势力的发展。刘显世等表面表示忠诚,拥护大汉军政府,暗地里却伺机反扑,“方重申以盟誓,俄相见以戎兵”。

1912年2月2日,大汉军政府成立近百日之际,立宪派主要人物发动政变,杀害了黄泽霖,张百麟侥幸逃脱,军政府开始瓦解;3月1日,立宪派更勾结唐继尧带滇军以阴谋手段进入贵阳,之后猛攻都督府,大汉军政府被彻底颠覆。紧接着,他们逮捕和诛杀自治学社成员,唯以周素园在社会上声望最高,一时还不敢贸然下毒手。“滇寇既糜碎军府,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戴戡推唐继尧为都督。继尧亦悉报显世等以高位重权。群寇协谋,以非常手段消灭异已。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甫自上海归,行次安顺见杀。舆论沸腾,斥其不法。余与同志藉民意掩护,遂得暂保首领……”此时的白色恐怖可见一斑。

在政治命运上正“窘党人于亡命,泣名士于新亭”之时,个人生活中的厄运也向外公袭来,军政府被颠覆的二十多天后,久病的外婆“临艰难而撒手”,撇下一子三女,当时,四个孩子中,“长方毁齿,幼者犹在襁褓”。 

而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密谋捕杀周素园等自治学社党人。此时,外婆在贵阳刚刚安葬,面对丧母的孤雏,外公心如刀割。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辛亥革命前夕,外公参与策划贵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主动承担运动贵阳警界支持革命党人反清。武装起义的秘密被泄露,清政府将周素园等列为要秘密诛杀的革命党要人,时时处于危险中,他却更加坚定地说:“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了要以为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陈永锡:《周培艺事迹》)但眼前如不走,无异于即成砧板上的剁肉,总不能作这种无谓的牺牲;再则,他有另外的考虑。他急会友人于仲芳并对他说:“我按站行走,至少须十日以外才能出贵州界。到处都布满天罗地网,他们只消一个电报,要怎样便怎样。我不怕死,但却不愿死在贵阳,让人家说周素园为公众谋利益,只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人们将借鉴覆车,以后没有人肯当笨汉。”(周素园:《身世述略》)

匆离贵阳,外公只能将儿女暂托与人。此后,由于他数度流亡,只能是请佣媪。有时佣媪离开还未有接替之人,几个幼儿就陷入无人照拂的凄惨情景。小小年纪失去母亲,也经常得不到父亲的庇护,孩子们的处境让外公“每一念至,心焉催割”,为从长计,他决定续弦,“于是乞婚于君”。

外公“乞婚”的对象不是别人,她就是外婆肖萃莹的妹妹,孩子们的姨妈——肖君。(注:由于很多史料在“文革”中佚失,知道肖君和肖萃莹一样是莹字辈,却遗憾无计查到中间这个名字。)

姐姐辞世后,肖君会不时去看望孩子,但这与放弃自己的前途,进入这个家庭,将命运与周素园结合在一起,毕竟是两回事。

对于周素园这样风口浪尖上的革命党人,正身陷“河山兮破碎,身世兮飘零”,他面临的是监禁捕杀,颠沛流离,“亲戚多冷眼,或从而讥讽”,避之还恐不及,有谁愿进得这个门?况且外公对肖君坦陈目前处境没法举办婚礼,而子女急需母亲将护,希望肖君“且要以不俟亲迎,即为余抚育子女”。

肖君不可避免陷入犹豫。“不俟亲迎”且不说,她要面对的,是一儿三女四个孩子,时最大的不足12岁,最小的仅1岁余;还要面对将来几乎会“濒于断炊”的穷困潦倒;更有摆在眼前的追捕和逃亡。如果应允,等待她的明摆着是一条漫漫苦难路……她明白,自己和周素园都极其慎重,她不答应则已,如答应,纵然前面是地狱,是刀山火海,绝不回头。

俩人的婚事一时议而未决。其间,外公的长子俊群,因没有大人照料,一天在毕节家中被滚烫的汤水烫成重伤,不治夭折。肖君闻此,心痛不已,毅然丢下曾有的犹豫,下定决心,置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于不顾,置世俗的巨大压力于不顾,“收劫余之灰烬,藐时俗之菀枯”,慨然接过姐姐留下的风雨飘摇的家,以母亲的胸怀拥进三个弱小无助的幼女,义无反顾成了她们的保护神。

1914年5月,肖君与周素园在四川泸州小市(小市,系泸州一地名)结婚。从此与周素园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并且是“君慷慨于一诺,坚金石而弗渝”。

这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那个特别的时期,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还需要极高尚的情操。

以肖君的美丽、聪慧,大可以嫁殷实富裕人家,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她却应允了这门婚事。仅仅出于善良与同情不足以支持这种选择,作为一位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女性,她认定周素园的事业正义,为国为民,如有可能,她愿与他共赴国难。只是儿女累赘,虽非亲生,她也愿更多地担当家庭重任,以让周素园无后顾之忧地去从事革命,因为这也是她的心愿。唯有这种在更高层次上的认知和认同,唯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她才会在家国破碎,衣食堪忧,前途叵测的灾难面前和他走到一起,为他分担风险,与他共度危难和清贫。关于这一点,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两年中,处处有所体现。

外公带着肖君和女儿们在泸州小市定居,才不到一月,刘显世党羽追踪而来,不得不避之重庆,不久又辗转到合川,在此邂逅新任为知事的故交张秉衡,遂应邀为其办文,一则避难,二则养家糊口。但不久张秉衡又被戴戡派兵追捕,在戴尚不知外公也在合川的情况下,外公星夜急走汉口躲避。

此前流亡北京期间,外公设法通函各方,广集资料,经过甄别考证,写成《稽勋表册底稿》交付北京临时稽勋局。《稽勋表册底稿》近10万字,记载了自治学社和贵州其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297人的简历和革命事迹,成为研究贵州辛亥革命的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将云流星散在北京的革命同志组织成“黔人冤愤团”,奔走呼号,伸张正义,并起草了《黔人冤愤团宣言书》等等文件,为贵州革命派鸣冤。后被唐继尧向袁世凯密告为革命机关,被袁世凯下令通缉。因而此后几年,即便是已避难到四川泸州小市之后,外公一直是处于袁世凯和唐继尧等人的多重迫害下,多方都在搜捕他。那几年中,外公曾数度濒临虎口。

每次被追捕,紧急仓促中,外公都会将善后全部交与肖君,无相顾及。肖君的责任不轻:或许要藏匿周素园正在写作的文稿,或许要知照周素园与人预许的约见,更主要还有三个女儿和她自身的安全。危难急逼之时,肖君总能临危不惧,有条不紊地处理应对。“余闻警而奔迸,君在难而从容。愧丈夫之七尺,傲女子以三从。”每次“闻警奔迸”都如一场劫难,但有她的周旋与操持,不仅诸事处理得当,劫后,总能护佑着三个与她形影不离的女儿,平安出现在周素园面前;流离辗转、栉霜沐雪后归来的周素园总能重新获得一个虽清贫,却是温暖、完整的家。

稍有安定之日,每当周素园对肖君“惭婚仪之草草”,他领略的总是“识雅量之温温”。一位如此清新温婉而又深明大义、胸襟豁达、忍苦负重、智慧贤良的女性形象凸现眼前,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四处逃亡,躲避追捕只是一方面,还有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外公与肖君带着孩子们从合川急走汉口后,承亲戚相留,蛰居于汉口英租界,一家五口靠借贷度日。1915年后有段时间风声稍稍松动,外公从汉口到北京谋职,但处处碰壁。只得又回到汉口。此时的情况如他给友人信中所说:“仆穷困羁旅,濒于断炊。非同乡诸君拯我,殆转死沟壑矣。然乞贷为生,又胡可长!”(《素园书牍》卷五)“室家累人,债台高筑……出入无机会,去租界一步,即入饿乡。”(《素园书牍》卷六)

肖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拖着三个并非亲生的女儿,守着一个常常濒于断炊的家,伴着一个债台高筑、时时四处逃亡、甚而贫病交加的周素园……然而她自始至终,无怨无悔,坚贞不渝。

外公因辛亥革命而起的政治避难历时近十年,他始终念念不忘挽救被颠覆的革命事业。他与张百麟商定:“无论何党何派,凡能解决贵州问题的,我们便与他合作。”为此,在搜捕放松后的几年,他不无违心地与徐树铮、袁祖铬等军阀当权者周旋,希望借助他们之力,向在贵州野蛮屠杀和倒行逆施的反动势力复仇。但最终他痛感:“与我之希望者不啻背道而驰。”(《素园书牍》卷八)直到1920年贵州“民九事变”,王文华(即王电轮)带领其部下驱逐了刘显世,王文华与其兄王伯群开诚欢迎周素园回贵州,共举振兴贵州的大业,怕因形势险恶路有不测,并指派部队一路护送回黔。外公认为贵州自治学社的仇已假王文华之手得报,也想重回家乡尽力,遂下决心结束流亡生活,携着四个女儿于1921年10月回到贵阳。

在外政治避难十年,尝尽千灾五毒,最危险、最落难、最穷困潦倒的时间,大约就是1912至1916年,肖君正是在此期间与他共度大难。但,在外公回黔时,他的身边多出了一个女儿,却永远地没有了肖君……

外婆肖萃莹曾生育有二男三女,但两个男孩均在苦难中不幸先后夭折。肖君很自然地盼望为周素园生一男孩。有了身孕后,曾指腹含笑,说看迹象必是儿子。“余丛尤而损嗣,君后顾而彷徨。忽指腹而含笑,曰履迹以呈祥。”生活虽然穷困而且充满动荡与不安,将要有一个小弟弟的来临,成为全家期待和高兴的事。孰料“结冥想于福始,讵隐种乎祸胎”,1916年3月,肖君在汉口生产,因难产施行剖腹手术产下一女儿,自已却在术后第三天不幸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

已经是颠沛流离的政治避难,个人生活上竟又一次遭遇如此沉重的打击,确实难以想像,外公如何挺过这一关又一关!

三个幼女好不容易重获母爱,却在风雨中,复又无情地化为乌有。尤其是出生仅三天的婴儿(四女儿宁一)“儿未入于襁褓,母已委于蒿莱”……此后的日子,宁一是在父亲和姐姐们的呵护下成长,尽管姐姐们并不比她大几岁。

外公与肖君感情笃深,肖君的离世让他悲痛万分。“期人寿兮百年,君独遘此六级。

愿偕老而食贫。倘积劳兮思息,幂慧心以宿草,腐秀骨于荒丘。招幽魂兮惝恍,托好梦兮绸缪。”“余获罪而逢怒,匪我生之不辰。天夺君以相厄,浸暮齿于酸辛……”作者绵远的挚爱,刻骨的痛楚,无助的悲愤,似穿透纸背,无论是出于血脉的牵连,还是出于文字的感染,字字句句,如叩击心弦,如撕扯肝腑,每读至此,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肖君被安葬于汉阳四川义园。两个月后,即1916年5月,外公再次将四个失去母亲的女儿暂托与人,只身从汉口到了上海。

此行为应张百麟之邀请,推荐他到陈英士处谋职,为陈英士当助手。陈表示欢迎,但不几天后陈英士被人刺杀。同年6月,也是应张百麟委托,外公从上海到北京找黎元洪,要其在倒袁一事上表示明确态度。黎表示要再考虑,并约定好不超过一二天答复,但就在当天傍晚,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1917年初,外公将四个女儿接到北京。此时他先是被任命为交通部顾问,后又任众议院秘书厅秘书,仅一月,因“张勋复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他复又失业,于是靠借贷度日,闭门研究明史,并整理自己的文稿。

无论政海如何的波澜叠起,如何的沧海横流;无论生活上几多的磨难与艰辛,失去肖君让外公感情上受伤太深。此后多年,虽有四个女儿的拖累,外公坚持一个人又为父又为母,直到1921年12月,才与付嗣徽女士成婚,与她共同生活到生命的尽头。

肖君辞世近二十年后,她唯一的女儿宁一已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宁一的美丽让人惊叹,但她秀外慧中,勤奋努力,更是一位有志的热血青年。宁一的性格、外貌、甚至说话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都让家人想起肖君。约在大学三年级,几经思考后,宁一决定放弃名牌学府的学业,奔赴革命的中心和圣地延安,并已做好准备,只等时机一到就出发。

此时,历经坎坷与磨难而不断寻求真理的周素园,在思想上已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一位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并已跟随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宁一的思想和行为,一方面是受到父亲周素园的直接影响,另方面,又何尝不是来自母亲肖君身上的品质与风范?

从参加辛亥革命到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资产阶级革命者到社会主义革命者,从一个16岁就考取秀才的旧知识分子到信仰和践行马列主义,外公个人思想和命运的转折是与中国革命的大转折结合在一起的,是与他对真理的求索和奋斗紧密结合的。

几十年来,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常会看到他。1999年,外公诞辰120周年之际,在省政府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周素园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在讲话中称他为“年高德劭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贵州人民的优秀儿子”、“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我们学习的榜样”。“周素园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的一生,因而是光辉的一生……人民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他。他的名字和业绩永远铭刻在贵州大地上,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都可以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王三运:《在周素园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而肖君,是默默站立于仁人志士背后的女性。几乎没有人提起她,极少有人知道她,她默默无闻到甚至没有完整的名字,但绝不等于她不曾存在。在1911年后那些艰难的日子,以她的方式,实实在在地为革命事业付出过,奋斗过,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克拉拉·蔡特金在《列宁印象记》一文中记述过列宁这段话:“……无产阶级的妇女在革命时期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她们,我们的事业不会取得胜利。或者几乎不会胜利。”

这段话应该也适合于中国,适合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为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劳动妇女,适合于一个数目庞大,却又无名无姓,默默奉献的无数的“肖君”。

肖君像一颗流星,用全部生命将自己点燃成炽热的火花,在周素园那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的生活中划过,在历史的天空划过,虽然光芒短暂,却与那段历史一起,在《继室肖君哀词》中得到永恒。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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