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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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试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作者:尹传刚 阅读量:269 点赞:3

陈夔龙(1857-1948),贵州贵阳人,字筱石,又字小石。多别号,常用梦蕉亭、花近楼主、松寿堂、庸庵等。1886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历任河南、江苏巡抚,1907年迁四川总督、次年改湖广总督,1909年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许多事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辛亥鼎革后退隐上海,张勋复辟,列陈夔龙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陈氏刊有《梦蕉亭杂记》、《庸庵尚书奏议》、《水流云在轩图记》等书。他虽声名显赫,却对贵州的养育之恩无时或忘。曾收集和印行过一些贵州乡邦文献。

目前学界对陈夔龙已有一定研究【1】,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对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尚缺乏细致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对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至1912年2月宣统帝退位诏书发布以前,直隶总督任上的陈夔龙对革命的态度和为维护清廷在直隶一带的有效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做一考察,并就其行为做一评价,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陈夔龙

1909年11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派人照相,惹恼隆裕太后。20日,李国杰上摺参劾端方“大不敬”,端方在23日被摄政王载沣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革职。其所遗官缺由湖广总督陈夔龙调补,陈夔龙对直督之任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势较他行省为要,体制亦较他行省为肃。”{1}111。陈夔龙督直期间,陈三立评价他“为治务培国本,恤民隐,凡所敷陈,常持大体,度势所能行,不欺其志。……疏语中往复于重纲纪、挽学术、诫变更之繁、匡凌躐之弊,类皆切挚,戆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2}8-9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曾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以鄂系旧治,深悉彼中情势”,急忙密电内阁,建议将富于镇抚经验的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调任湖广总督,责令其收复武昌。陈夔龙认为武汉的新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兵变,建议朝廷速速发电“饬带兵统领统率南湖一带各军,并汉口驻扎军队,力图规复。”将驻扎在保阳的陆军第二镇第一协士兵,用京汉快车全部调往汉口,从而直逼武昌,以壮岑春煊声势,如此,则“彼系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陈夔龙的密电陈请并未被清廷采纳,当清廷调集的军队缓慢到达汉口时,陈夔龙感叹“鄂中叛党布置完备,羽翼已成,公然誓师抗顺,大局不可问矣。”[1] (115-116)

当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前方军事责成冯国璋督办。11月27日,冯国璋率军攻克汉阳后,本欲乘胜进攻武昌,袁世凯“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3}117得知冯军攻克汉阳的消息后,陈夔龙大喜,急电冯国璋,“请其率得胜之军,直捣武昌”。冯国璋复电说“汉口江岸缺少船只,不能径达省城。且奉京电,已有英国公使出任调和,北军暂在汉阳驻扎,不得越雷池一步。”陈夔龙睹电大怒,发电给内阁总理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作乱犯上”,不具备与清廷的议和资格,“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建议将汉江沿岸的千余艘船只快速调往武昌,“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行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即为应酬调人起见,何妨俟武昌收复后再行开议。声势既壮,折冲樽俎,尤易为功。”对于此建议,袁世凯以英使正在调停,不宜用兵而没有采纳。陈夔龙哀叹“事机一失,连江若赣、若皖、若苏、若宁、若沪,纷纷独立,遂至不可收拾。”{1}119 

陈夔龙称自己“始终惟知有国家,期不负三朝恩遇”,{1}120因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非常仇视湖北革命党人,站在统治者立场,不遗余力地积极为清廷出谋划策,但其建议均未被清廷主事者所采纳。

二、对革命期间的直隶的因应

总督为有清一代的地方最高长官,掌统所辖地区的文武、军民,总理戎政,有守土安民之责。当革命和独立风潮在直隶渐兴时,政治态度保守的直督陈夔龙为维护清廷对直隶的有效控制和社会秩序安定,积极实行了一些因应之策。

1.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维护直隶一带的稳定与社会秩序

剧烈的革命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稳定,引起人心不安。当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消息传到京津一带时,津埠“连日以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官商眷属纷纷迁徙,大都奔避上海以为狡兔之窟,即本地士绅亦多移居租界,甚且有昼伏夜动者”,结果“士不敢安于校,工不敢安于肆,商不敢安于市,杯弓市虎,动辄惊疑,无识之民睹此现象益信大祸之旦夕临头,且鉴于庚子之苦,相率作楚囚之泣……”{4}鉴于此种情况,陈夔龙多次发布安民要示,劝谕直隶官绅民等各守秩序,各安生业。

坊间有政府官员日内逃亡之传言,人心大为不靖,陈夔龙“传谕士绅万勿轻听讹言,致滋纷扰”{5}但是这无法阻止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官场中人纷纷迁入租界,陈夔龙知道后,饬下属详查移往租界的地方官员,开单送阅,查明奏参核办。{6}顺直咨议局亦向陈夔龙陈请,近日“各衙署局所官眷纷纷迁移,全埠人心为之摇动,请严行禁止,违者重予参办以整官常”,陈夔龙此前已经数次传谕禁止各官避入租界,但情况没有改观,此次因咨议局陈请而下严谕,“官眷纷纷迁徙,尚复成何事体?各官为观瞻所系,倘昧守土之义,先存苟活之心,此等人员实属不知大体,殊堪诧恨,应即通饬严行查禁,违则参办以杜谣诼而肃纪纲。”{7}

张朋园曾言,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往往视革命者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8}190民众对于革命的恐慌,乃是因不了解革命,正如《大公报》所论,当问及民众为何慌张时,“则懵懵然曰革命党至矣!革命党至矣!”{4}陈夔龙虽然极度仇视革命党,但对革命党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为化解民众因惧怕革命党将至而产生的恐慌心理,陈夔龙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告示:

……尔等须知革命党众多聪颖才智之士,富有政治思想,决非居心破坏地方秩序之人,但其有激而成,不免有所决裂,然推其心迹,无非欲我国立宪政体早日实行,媲美列强,增进人民幸福……北直各省必不致再有急切暴动之举,尔居民人等,务望各安生业,万勿再起猜疑。{9}

告示中陈夔龙为使民众不陷入慌乱中,对革命党有正面描述,对其宗旨亦有曲解之处,可谓用心良苦,他还在以后的告示中,透露出兵警和军队都在严阵以待,可保护直隶人民,“所有兵警亦颇能防患未萌,昼夜戒备,凡我商民人等务各安居乐业,切勿轻听讹言,惟虑有不逞之徒,造谣煽惑,扰乱治安,现已饬巡警道探访局督饬兵警严密侦查,一经拿获,定行尽法惩治,为民除害不宽贷”{10}。“驻滦兵队纪律本极严肃,军民相安无事,……至天津市面繁盛,平日防范本严,近复督饬警队昼夜加意防备,本督院日以保守治安为事,吾民大可放心。”{11}

其次,屡次发布安民告示之外,陈夔龙批准组织成立保安会,准人民组织有自卫性质的保卫社,以维护地方稳定。

陈夔龙在看到顺直咨议局呈请通饬各州县创办乡团的议案后,认为其“所请通饬各属举办乡团与巡警联络为防制土匪,共保治安起见,事属可行”{12},乃劄覆顺直咨议局,准人民组织自卫性质的保卫社。{13}已经成立的保安会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大作用,陈夔龙亦极为重视,邑绅王劭廉欲辞保安会副会长之职时,陈夔龙对登门的王劭廉再三挽留,“自保安会成立以来,本省诸事赖以维持,官民信仰。”劝其切勿辞职,“总以保全本省大局为要”{14}。

有感于陈夔龙的坐镇,天津没出现严重的混乱和失序,《大公报》认为近日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已失去其统帅能力,“惟赖地方长官有英伟豁达之人物,能胜保护人民安靖地方之重任者,使之坐镇其间,不动声色以维持今日之大局,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15}

再次,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借款维持市面、蠲免部分税捐等。

武昌起义后,京津一带物价奇涨,金融周转不灵,市场无法维持。陈夔龙以“津市危迫,饷需万急”,电内阁准其向洋商借款二百万两以维持市面,得上谕允准。陈夔龙乃向汇丰、德华两银行借银二百万两,以本省烟酒税及滦州煤矿股票作抵。{16}

但陈夔龙所借的二百万两外债,显然不足以缓解天津市面的紧迫状况,故报载陈夔龙还电内阁总理袁世凯,请允准其向法国汇理银行借款三百万两,以滦州煤矿股票等共四百六十万两为抵押,藉以维持市面。{17}此外,他还曾打算借公债三百二十万,用于辛亥革命期间直隶省的军费、教育、实业等开支。{18}

鉴于“天津商务停滞,小民生计维艰”,陈夔龙还发告示将津埠的一些杂捐分别蠲免,“以固邦本而安人心”。{19}为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和维持粮价平稳,陈夔龙采取非常手段,“通谕各属,晓谕禁止奸商贩粮出境,以免民有乏食之虞”。{20}还劄覆顺直咨议局,饬赈抚局速由赈抚项下拨款一万两,急赈文安县胜芳镇遭遇水灾的民众。{21}

陈夔龙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直隶一带社会安定的措施,虽然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但客观上对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局面,保障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等,具有积极意义。若动乱过巨,绅商和官府中人固然可以逃入租界过优裕的寓公生活,受害最烈的无疑是普通民众。

2.拒绝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

继武昌首义成功和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后,各省纷纷起来响应,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内地18行省中有14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潮流所届,“直隶绅耆迭次会议,向直隶总督陈夔龙宣言仿照山东故事布告独立。”{22}所给出的独立理由乃因“直隶首善之区,乃各省领袖,闻风兴起转在他省之后,如人格何。”因此请陈夔龙俯顺潮流,宣布独立,一切治军行政等事,仍由陈夔龙主管。

陈夔龙敷衍道,直隶情形与各省不同,直隶范围最广,包括北京在内,北京现有皇上,如此大事必须秉承谕旨,岂能效仿各省私自独立。且国体是否更改,要等到国会开时才能由舆论决定,目前不是我辈所能谈的。

陈夔龙强调自己“忝任直督,当此人心不靖之秋,惟以保卫地方为宗旨。勿论新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此言充分显示了陈夔龙维护纲常观、清廷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用心。在场的张怀芝亦以维护津地治安,保护直督为言,使得“该绅士等以目相视,默然不语”。{1}123

陈夔龙默察他们的反应后,说此时只有官绅一体,妥善筹划保护地方之事,况且天津租界甚多,华洋杂处,如果党人无知狂妄起事,诸君一味盲从,难免不会有匪徒乘机肇衅,我身为总督,有守土之责,万一力有不继,本人不惜以死报国。总督为一省长官,若不幸身死,则治安由谁负责?“势必纷纷扰扰,戈刃相寻。诸君不获党人之利,先受党人之害。”听到这样的话后,士绅们说,以死殉国之说,于今非宜。惟愿总督大人政躬康复,以天津地方民众的安全为重。{1}124

陈夔龙以自己顽固的政治态度和部分军队的支持,以守土之责和保护地方秩序为由,扬言不惜一死,逼退了部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要求。

3.防范和镇压部分新军及革命党的起义

1911年10月29日,驻扎在北京以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驻扎奉天的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电奏清廷,代表各军将士请愿改革政治,提出政纲12条。军人通电干政,使清廷惶恐不安,在直接军事威胁之下,清廷全部照允。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进京组织内阁。

屯兵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于11月2日截留运鄂军火,电请明降谕旨,速停战争。4日,清廷以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是日吴禄贞到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商组燕晋联军,合张绍曾之滦州军,准备一面北取北京,一面南袭彰德,威胁清廷,断绝袁的后路。

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吴禄贞发密电给张绍曾密商两镇军队会合事宜,但此密电为陈夔龙所得,“翻其码不可解,陈固疑吴、张有异志,遂不转送,吴在石家庄待张复电久不至,而兵亦遂停留不发。”{23}在石家庄停留的吴禄贞,失去了军事进攻的良机,且疏于防范,7日夜间被袁世凯指使的马步周刺杀,吴禄贞部因群龙无首而溃散。吴禄贞之死,让“绍曾势孤,气为之夺”。{1}120清廷改授张绍曾为宣抚大臣,以潘矩楹署第二十镇统制官。

陈夔龙对已经失去兵权的张绍曾仍不放心,派张绍曾之故友,通永镇总兵田文烈以犒师为名,驰赴滦州一探虚实。张绍曾对田文烈称“夙隶北洋部下,决不敢犯扰天津”。田文烈通过观察,知绍曾气怯,不足成大事。次日回津向陈夔龙复命,请陈勿庸过虑。在革命党人起事的传言中,压力巨大的陈夔龙多次与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和巡警道秘密会商,商定若革命党在天津起事,即将张怀芝所练之巡防营分驻韩鸦堡及杨柳青等处,与革命党决一死战。{24}

未几,田文烈升任陆军部侍郎,通永镇总兵一缺,由陈夔龙调其信任的王怀庆调补。此时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官兵经过多次筹议,决计推王怀庆为北方民军大都督,遂将单骑而来滦州的王怀庆逼入密室中,迫令其接受共和并宣布独立。陈夔龙得到消息后,接连发电报给王怀庆,嘱其设法逃离,可是无法到达王处。王怀庆为形势所逼,假意答应独立,说自己愿意驰往开平筹饷,乘众人不备,策马奔逃。王回到开平后,向清廷发电报告滦州情形。曹锟率第三镇乘特别火车,前赴滦州镇压起义的新军,“王、施二管带,被第三镇兵所获,其余四散,复经王怀庆派兵截杀,纷纷逃窜。革命之事,遂不崇朝而归泡影矣。”{25}269

镇压尚在进行时,王怀庆即发电给陈夔龙,电云“督宪陈制军鉴:现经职镇所部淮军,暨初到之陆军,于夜半三钟,在滦西与叛兵接仗,大获胜捷。怀庆在雷庄督战,先此电禀,请纾廑望。怀庆叩。”{25}270睹此电报后,兴奋之余的陈夔龙“赋《飞将军歌》以策王君之勋”。{1}121

除滦州兵变,天津还曾发生震动一时的王钟声案。王钟声曾充上海民军参谋,来天津后谋划武装起义,因其时清廷已开放党禁,陈夔龙诬王钟声为“著名土匪”,以此照会奥领事,出票拘捕王钟声等七人。张怀芝、杨以德未经审判厅审讯即将王枪毙。陈夔龙出示告示,称王钟声等七人意图在天津“造谣生事,意图乘机扰害”,因此将王“尽法惩治”,将其余六人分别监禁,此外不再深究以省株连,并辩解称“本大臣此举专为除害安良,保卫吾民起见,决不忍稍有牵累”。{26}

陈夔龙为维护清廷统治,“智力几穷,誓以一身报国”{27}220,但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与陕西巡抚升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极力反对共和,{28}因此当袁世凯控制下的内阁迫使隆裕降谕,将国体问题交由国会解决时,陈夔龙即决计挂冠而去。{29}当得知隆裕拟宣布虚君共和国体的消息属实时,陈夔龙“抱绝对的反对,然又无力回天”,不胜抑郁,以决绝之心奏请开缺。{30}在清帝退位诏书颁布的前几日,他得谕旨赏假三月,得以在清亡前,挂冠而去。 

三、忠清与守土安民——辛亥革命中陈夔龙行为的根源

在初刊于1925年的《梦蕉亭杂记》一书中,陈夔龙表面上叙述其一生荣枯,但其中记载的内容和作者的态度却饶有趣味。陈夔龙在书中对其清末同僚的评价,显示了他的忠清思想,在书中他对曾通电赞成共和的岑春煊大为不满,多次流露出对奕劻的政治盟友袁世凯的愤恨。在遗老眼中,贪鄙的奕劻对清朝之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奕劻死后,溥仪谥其“密”字,按谥法所言,追补前过曰密。陈夔龙为奕劻之干女婿,在仕途上得奕劻之力甚多,但在此书中谈及自己和奕劻的交往时,却极吝笔墨。晚年时只言“一生知己两文忠”,即只感念荣禄和李鸿章,完全不提奕劻,又写信给王湘绮,力辩与奕劻无往来。对奕劻的政敌,同样忠清的瞿鸿禨却多褒扬之语。其对清朝的耿耿忠心于此书的笔调中清晰流露。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直督任上的陈夔龙在面对革命力量时,一直采取强硬立场。

陈夔龙在暂卸直督后,临行之时,给直隶士绅留下一纸赠言,在这纸赠言中陈夔龙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解释,称自己身为疆吏“职司守土,责在保民”,“故自秋及冬,竭力筹防,惟以维持秩序,保守治安为事,其他不遑计及,区区苦心,当为绅民所共谅。幸而官绅和衷协力,辖境赖以粗安……鄙人与诸绅民患难与共,相见以诚,现虽暂时卸肩,私怀不胜惓惓。所望同心同德,仍本鄙人保卫地方之意,互相劝勉,共维公安……”{31}这席话中,陈夔龙将自己在革命中的行为动机归于“维持秩序,保守治安”。

在1912年2月初的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摺中,陈夔龙写道“顾兹赐履之河山,敢谓功同完璧”。{2}1781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还在刻意强调自己将“完全疆域还之朝廷”,以不无得意的笔意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1}124这显示了陈夔龙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忠君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即使在面对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式革命时,仍将其视为一场叛乱,在动乱中坚守“匹夫有责之义”{2}12和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守土安民之信念。

陈夔龙在辛亥革命时期防范和镇压革命党人的行为属逆历史潮流而动,予以严谴之余,不妨借用吴天任评价遗老梁鼎芬的话来对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作一理解之同情:

  论史者往往持有主观,以为“甲朝之忠臣,即乙朝之罪人”,以衡量前人功罪。如此必难得平允。先生既属清室忠臣,吾人当设身处地,就其当日立场,尚论其人。盖人必有所立,即有所守。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即其所以过人之处,不必问其为彼为此也。

在“武汉事起,土崩瓦解,弃城而图存者相望也”,“有效孤忠者几于举世非之”的情势下,“公独以只身犯大难,可谓皦然不欺其志者矣”。{2}5-6陈夔龙的坚守,在今人看来难免有愚忠和顽固的面相,但对于这种坚守的精神和守土安民的信仰,不妨投之以适当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3} 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4} 《为本埠人心慌乱正告大吏与居民》,大公报,1911-10-29。

{5} 《阁电照录》,大公报,1911-10-31。

{6} 《督函照登》,大公报,1911-11-2。

{7} 《劄覆照登》,大公报,1911-11-3。 

{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9} 《督宪安民要示》,大公报,1911-11-16。

{10} 《督示照录》,大公报,1911-11-29。 

{11} 《督示安民》,大公报,1911-11-12。 

{12} 《劄覆照录》,大公报,1911-11-12。

{13} 《陈请挽救》,大公报,1911-12-17。 

{14} 《挽留会长》大公报,1911-12-13。

{15} 《各省人民自保之计划》,大公报,1911-11-6。

{16} 《借款已成》,大公报,1911-11-8。

{17} 《陈夔龙拟借洋款三百万》,盛京时报,1911-12-22。

{18} 《巨款何用》,大公报,1911-11-23。 

{19} 《实惠及民》,大公报,1911-11-15。 

{20} 《直隶禁粮出境》,盛京时报,1911-12-25。 

{21} 《议案劄覆》,大公报,1911-12-11。

{22} 《独立声中之直隶》,盛京时报,1911-11-14。

{23} 《吴禄贞被刺纪实》,盛京时报,1911-12-24。

{24} 《陈制军防乱之密计》,盛京时报,1911-11-15。

{25} 郭孝成:《直隶革命记》,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6} 《督宪拿办匪党告示》,大公报,1911-12-6。 

{27} 徐一士:《一士类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

{28}《各督抚不赞成共和者》,盛京时报,1912-1-25。

{29} 《陈筱帅拟往青岛》,盛京时报,1912-2-10。 

{30} 《陈督请开缺原因》,盛京时报,1912-2-11。

{31} 《直督赠言》,大公报,1912-2-6。 

注释:

【1】关于陈夔龙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马秀娟:《末代直隶总督陈夔龙》,《文史天地》1999年第2期;侯清泉:《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贵阳文史》,2006年第1期;杨凯:《论末代直隶总督陈夔龙》,《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等。


责任编辑:尹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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