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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述论

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述论

作者:徐适 阅读量:87 点赞:0

1911年10月武昌城的枪响,开启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11月3日,贵阳也发动了武装起义,清廷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贵州由此独立,成立了大汉军政府。11月4日,贵州省咨议局召集社会各界讨论军政府组建事宜,推选同盟会员平刚草拟军政府大纲,新军教官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11月5日,咨议局会议商议成立枢密院为最高决策机关,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担任院长,宪政派领导人任可澄为副院长。11月6日,会议讨论通过了平刚草拟、杨荩诚审议修正的军政府组织大纲,确立了大汉军政府的基本组织框架。次日,军政府改咨议局为立法院,仍以谭西庚、朱焯为正副议长。军政府建立后,选拔人员到各地区宣传革命,接收政权,仅一月,各地“传檄而定”,贵州全境光复。

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后,积极倡言推翻清廷统治,先后派军援川援鄂,表现出蓬勃进取的革命气象,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的危机矛盾却不断显现出来。首先发生的是张百麟与杨荩诚之间的矛盾。张百麟为控制军队,排挤杨荩诚,甚至“决心诛除杨氏”,杨荩诚因而被迫引军北伐,借以避祸。

在辛亥起义筹备和实施过程中,自治学社掌握的会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成功后,自治学社将其编为五路巡防营,由黄泽霖统领。黄泽霖起初采取“厉行制裁,不听者杀之”的政策,但计不得售。随即采纳部下建议,自立公口,试图以帮会规矩约束帮会势力。11月初,黄泽霖成立了光汉公,自任龙头,其下属及一些有联系的新军将领如蓝鑫等都加入其中。但随即“全省风靡”,大小公口纷纷设立,许多会众行为离奇荒唐,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秩序,民众怨声载道,黄泽霖却无法控制,非常悔恨。为恢复正常秩序,黄泽霖又以严厉手段加以整顿,先设计杀了不听命令,“率百人入城,胁都督索饷械,势汹汹”的会党中人罗魁,后又枪决了持枪勒索的七名巡防队士兵,以整饬军纪。结果,其下属中有人言:“黄统领待人刻,不去彼,获且及我。”耆老会、宪政派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利用了这个矛盾,挑动巡防队兵变,于1912年2月2日杀死黄泽霖,逼走张百麟,造成了“二二事变”。事变后,不少自治党人逃亡,如民政部长陈永锡、学务部长谭璟、交通部长孙镜等。宪政派、耆老会乘机笼络赵德全,改组了军政府。同时,为彻底打倒自治学社,宪政派、耆老会与关系紧密的云南军政府勾结,邀请滇军入黔,镇压自治学社。1912年3月3日,入黔滇军对贵阳各处要害展开进攻,轻易击败了没有防备的黔军,代都督赵德全如梦初醒,只好逃走。以滇军的武力为依靠,耆老会、宪政派再次改组了贵州军政府,完全清除了自治党人。

接着,宪政派控制下的军政府宣布自治学社为“匪党”,张百麟、黄泽霖、赵德全为“匪首”,向昔日盟友悍然举起屠刀,必欲置之于死地。一大批自治党人以及新军将士被无理残杀,贵州全境血流成河,一片恐怖。以“与各省人民同意组成大汉联邦民国,以达共和立宪之希望”①为宗旨的贵州大汉军政府在此惨景面前,显然已是名存实亡。贵州的辛亥革命因此归于失败。

贵州的革命失败后,遭到了惨痛的损失。宪政派、耆老会掌控下的军政府全力镇压“匪党”自治学社,以乱名,甚至无故,杀人无数,难以服众。时人感叹:“以自治党自恃反正之功,气焰稍炽,尚未杀人流血,而宪政党报复之惨,至于此极。”②贵州的革命意气、政治民主因此荡然无存。

占据了主宰地位的入黔滇军为满足其军阀扩张的需求,在贵州全境大加勒索,横征暴敛,极大地破坏了贵州本就瘠薄的社会经济。民元年九月十七日《国民公报》刊文称:“贵州地素贫苦,……民国光复后,协饷全归泡影,以是经济尤困难异常,现在省垣财产搜括殆尽,……唐都督与驻滇法领事订约,借款一百五十万……以贵州盐务作抵”。民国二年一月十九号《国民公报》又刊文揭露滇军勒逼财物的恶行:“滇人在黔,横恶极矣。……抄颜某家,因闻渠有家财万金,……故派巡警查抄,几无遗者,颜登时骇死。……又石雨龙石湛卿之子……已出七万,……贿唐之妻金刚石戒指一,金条二,补足十万方释出狱。又赵以炯之子……因造谣为赵家有百万,唐继尧忽派兵围赵宅……非抄家不可,……赵无法……奉亲率眷逃走江苏,家产全数充公。……呜呼!黔人何以堪此?”

民元年八月梅若愚案也因苛索勒逼而起。梅若愚是入黔滇军重要人物,初任军警局局长。后任黔北三岸盐务督办,他到任后,行事贪酷,“如邓仲三以盐四挑因脚单漏盖图记,即以为私盐,勒搕银四万金。蔡锦以松坎事,勒搕银一万金,……又抄掳鸭溪场之商民数十家,封闭永隆裕等四号,妄杀无辜之盐贩脚夫数十人,暴虐残忍,莫此为甚”。又多方逼迫遵义团防管带鲁瀛,因而被杀。唐继尧则报告中央称:鲁骄,杀梅后“假各界名义通电上渎”,“以下犯上”,鲁“实为(匪)所煽动”。并称“惟念盐务为黔人入款大宗,亟应整理,而诸弊山积,私枭充斥,非少施重力不为功。”实则默认梅若愚有严酷之行。《黔人为鲁瀛辩冤致川督电》说:“滇黔起衅,实缘党争,彼击此攻,势同冰炭,以强权废公理,视人命如草菅。滇人梅冶逸来遵督办盐务,肆权逞虐,勒搕邓仲山、邓仲于等银数万两,惨杀盐贩廿余名,抄掠居民数十家,种种恶迹,人民怨声载道,土匪乘势猖獗,梅不知悔,复横征盐税,民不从,督饬团防管带鲁瀛封闭盐店。逆以盐为人民日用,一日封闭必起冲突,未敢奉命。梅即率兵攻鲁,兵兵内哄,梅死乱军。”“鲁去,人民号哭挽留,声闻数里,农工商各界停业奔逃,如失所恃。”(《国民公报》民国二年一月九日)

为牟取暴利,唐继尧大作鸦片生意,他说:“土药一项,实为黔省绝大财源。三十年来系于库款,收入最巨。”1912年4月,他下令征收鸦片印花税,同时宣称“已种之烟,断难遽铲”。变相鼓励民间种植。制定了“大宗云南鸦片入黔售卖”的方案,还与云南都督蔡锷秘密制定“包销贵州鸦片计划”,令“财政司长与唐省吾等拟办理”。③在这样纵容、鼓励的政策之下,贵州的鸦片种、运、售、吸规模日益扩大。

由唐继尧督黔开始的贵州军阀统治,连年战乱,政纲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连清末都不如。民穷财尽,生存都成为问题。而军阀政府的搜刮所得也大多用于军费开支,同样无力投资建设。

追溯贵州军阀恶政的根由,正在于贵州辛亥革命之失败。

从革命成功所需的条件来看,贵州辛亥革命前所进行的准备是非常不够的。

在思想方面,革命党人对向往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理念、制度建设等并没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当革命发生时,并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权组织、政治改革的设计。革命爆发之日,才由平刚赶出一个军政府组织大纲,次日由杨荩诚审议,开会讨论后便通过实行。“该政纲除抄袭国外或外省资产阶级政府组织的有关内容外,很少突出共和、民主思想,更缺乏实现民主、共和的一整套实施方案。”④

在组织方面,革命的主要力量包括哥老会、陆小学生、新军官兵。他们因变革的共识和自治学社成员的感召而联系到一起,共同推动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发生。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因为先进思想的缺乏,群体理念的分歧,这个力量便散乱削弱了。一些新军官兵、陆小学生援鄂援川,离开了政权中心;一些人则争爵逐利,参与政治斗争,成为新生政权的破坏者。哥老会势力发展得尤其不正常。黄泽霖率先开公口以后,省城内外大小公口竟设立达到数百处,“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口中人”。许多公口中人言行荒悖,有的“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草鞋”,如同演戏般招摇过市;有的“每日持枪露刃,游行街市,警察干涉,即被其打散”。于是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社会各阶层强烈不满,直呼为“匪国”。

在地方上,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党人虽自诩“传檄而定”,但在政权组织上由“所有全省司道、各府州县厅、各路绿练各营文武官员均照常任事”,完全依靠旧体制、旧官僚,这显然无助于新政权的稳固与发展。

张百麟为首的一些人缺少政治经验,对革命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缺乏预见性和警惕性。他们对郭重光、刘显世等旧势力、旧官僚的封建性认识不足,对公口横行的乱象无力控制。他们迅速地推倒了一个旧社会,却不知道如何全面、稳定地建设一个新社会。

但是,以目前的后见去衡量当时的人事,苛责其无知与失误,显然有失公允。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当代入当时的情境进行考量。萧功秦的文章指出:“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需要强势人物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型,对这种人才总是进行逆向淘汰。……当统治者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时,此类人却没有起码的体制内经验……”⑤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人事便印证了这一论断,张百麟等一批旧体制之外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满怀革新的热情和理想,但缺少实际的政治操作经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骤登高位,握持权柄,却难免举止失措。同时面临着满怀个人野心觊觎其权位的郭重光、刘显世之流的重重阴谋,失败的命运因此无可避免。       

参考文献:

① 《贵州光复并晓谕全省文》。

② 《神州日报》1912年5月1日社论《黔乱抉微》。

③ 李朝贵《辛亥革命前后的贵州鸦片状况》。

④ 林建增《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共识的形成、变化》。

⑤ 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看历史》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翁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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