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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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贵州100周年祭

辛亥革命在贵州100周年祭

作者:无 阅读量:41 点赞:0

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平台,回望百年前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历史,它的朝霞升腾与落日余晖,既是辛亥革命辉耀后世的光彩,也有它自身时代的暮霭,值得人们去回眸审视。

历史的每一个进步,总是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倒退、先进与落后、经验与教训的交织。辛亥革命亦如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年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矗立起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最伟岸的丰碑。但袁世凯当了总统以后的倒行逆施,以及许多曾经的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妥协、倒退乃至蜕变,使革命在几经波折后失败。中国并没有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志士仁人浴血奋斗所追求的那样,实现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广大民众所期盼的那样,实现民富国强的近代化。而是孙中山痛定思痛后所指出的那样:由一个强盗——皇帝——的专制,变成无数强盗——大大小小的军阀——的专制。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尚未成功,都成为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再次探讨和解读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共性与个性,它“兵不血刃”地成为全国第六个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的省份,却在4个月后以“血流成河”的悲剧留下一段“痛史”。重新审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客观原因,并非仅仅为了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实为立后世之鉴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理性地聆听历史的教诲。

(一)

上世纪80年代,贵州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曾一度形成热潮,并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仍未消除,当时的学术空间亦有局限,也由于资料发掘不够和研究的欠深入,对领导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团体贵州自治学社及其性质均有争议。时至今日,争论依然存在,但笔者以为,造成贵州从立宪走向革命的进程绝非单一的一种政治力量或具体的一个组织使然,而是各种历史合力的共同推动。但在这一合力中,贵州自治学社显然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是各种力量中核心与主导的力量。因此,从理论与实践、从战略与策略、从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上来解剖贵州自治学社在辛亥革命中的成败得失,更能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在贵州的特殊性。

  贵州自治学社并非一成立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经历了一个由爱国——改良——革命的转变过程,在全国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最终才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当然,在其以“自治”推动立宪的初衷和实践中,与贵州宪政预备会是有所区别的,故有学者将其早期的性质定为贵州立宪派的左翼。而贵政预备会无论其理论和实践所主张的“立宪”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该组织在革命大势已不可逆转的关键时刻,也赞同革命,有一个被迫的华丽转身,但它毕竟顺应了时代潮流。即便如封建团练、封建官绅的势力,也在贵州宣布独立后,迅速地“咸与革命”,也不能笼统地斥之为“投机”。正是这各种不同政治取向、不同利益追求的各种势力,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后选择了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道路,才彰显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时代价值和民族复兴起点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说明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局限性,领导和参与革命的各种政治团体的历史局限和自身缺陷。

解剖贵州自治学社便能看出这种局限及其后果。

贵州自治学社一度以改良、立宪为其指导思想和实践活动的主流,在革命大潮的推动下,转变为革命派。当然,自治学社的转变虽速但不彻底,它一本爱国救国的初衷,却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对立宪满怀希望并倾注大力,对革命又素仰慕也曾有所行动;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革命之箭引弓待发之际,却又信心不足,故旧难舍,于是只好拖着一条长长的兼容并包的尾巴去领导迫在眉睫的革命。当然,在革命必胜的定势之下,自治学社的政敌贵州宪政预备会以及贵州当局和封建官绅,也都“咸与革命”,拥护“共和”。于是,有了贵州“兵不血刃”的和平独立。

(二)

自治学社的主要成员,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以前,即在没有决定并实行武装起义的方针之前,的确是一批抱有立宪幻想的真诚的爱国者,他们的立场观点是游移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上是在清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的改良或改革,即使也曾一度策划过举行武装起义。这种政治上的双重品格,实践上的改良与革命相互为用,在全国革命派和立宪派壁垒早已分明的当时,的确是十分独特的。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纲领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判断自治学社起初的性质,不可不先考察其纲领。在《自治学社杂志》所刊登的《发起自治学社以预约》中,明确宣称:

1、发起人以立宪为宗旨,赞成者当先审定,然后认可。

2、发起人以自治为现今救国唯一之目的,赞成者必同此目的。

3、发起人以平和公慎、不害治安为求达目的之方法,赞成者当认可此方法。

而《自治社章摘要》如下:

1、本社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立论者必负责,入社者必列表,与他党有别。

2、本社最初宣言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凡研究、行动皆以自治为社纲。

3、凡是具有品学之人,只须认定本社立宪宗旨及自治主义,愿守社章,自书姓名,得本社社员二人介绍,即认定为本社社员。①

上引《预约》和《社章摘要》与周素园在《贵州民党痛史》中所记载的《社纲》和《社章》是有区别的。前者确系最早的第一手和原始材料,后者是尔后不断充实,完善的结果。《自治学社杂志》第2、3期所刊载的《地方自治》《自治文原理》《自治学社成立演说》《自治学社成立一周年演说》等文,以及《贵州民党痛史》中所记载的该社领导人张百麟、张鸿藻的演说,可把自治学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核心概括为“三阶段、一目标”,即通过“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三阶段,达到立宪目标。张百麟还把从专制进入立宪视为“国家兴亡在此一举”②的当务之急。对于三个阶段的关系,张百麟认为应“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③上述自治学社的纲领及其领导人对纲领的解释,实质是幻想不经过武革命手段,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不触动封建君权根基的改良而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图注:

从自治学社成立到保路运动发生前的三年多时间,从自治学社主要的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客观后果看,除了有扩大组织,联络各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其转向革命创造一定条件的积极因素外,主要是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推波助澜。自治学社在立宪活动中得以名扬全国的,是它控制了咨议局。全局39个议席中,自治学社和倾向于它的所谓“超然派”或“不党主义者”占33席,所有重要席位除一副议长为宪政预备会的牟琳所获外,议长谭西庚、副议长朱焯及主要职员均系自治学社社员。自治学社除了与资产阶级上层所控制的宪政预备会进行唇枪舌战,为争夺在贵州推进立宪领导权打笔墨官司外,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在1908年秋的促开国会运动中,自治学社以“贵州唯一政党”的资格,包揽一切。在其上清廷的请愿书中,把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说成是“萍醴之变、钦廉之变、安庆之变、南关之变、及最近河口之变,暴动暗杀,风云惨淡”,“如痈疽然,毒不尽不止”;而“去毒之至计,莫如改善政治”。一旦“议院既开,宪法既布……革党虽家至户说,其谁听之?此所谓战胜于朝延也”。④这份请愿书的要旨,与梁启超代拟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奏章如出一辙,即“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道”⑤。

二、利用咨议局等机构,鼓吹“秩序革命”。自治学社所控制的咨议局,在巡抚庞鸿书的统率下,积极筹办地方自治,促进清廷立宪。而其所定章程,促立宪,行自治十分明确,“与山西所定章程,昭昭昏昏,适成反比例”,而其所提议案,当轴者亦称颂“勤恳足法”。⑥作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全省各城乡议、董两会,实质上是清政府地方基层政权的辅弼,且它的成立,完全是按照宪政预备会的首领任可澄所拟定的《城乡自治分期筹办表》去实行。

三、自治学社1909年6月创办的机关报《西南日报》同《自治学社杂志》一样,其所刊文字,均与其纲领吻合。《西南日报》的办报方针是“团结本省,联络西南,进而促其全国自治”。⑦《西南日报》发行周年纪念时张百麟发表专论,认为自治学社和《西南日报》今后应一本过去宗旨,“立言不贵猛烈,而贵静细”,要“藉政府威权,后以鞭策”,否则就“不易促成演进”,使政府与人民“相互的救亡”⑧。自治学社的活动主流上并未违背这一主旨。

四、自治学社积极参与全国的立宪活动,在省内组织立宪团体。清政府成立的资政院,堪称预备立宪中最堂皇的一块招牌了。自治学社骨干钟振玉当选议员后,张百麟、周培艺等人指示其赴京任务:“一、联合资政院民选议员,发起中央政党;二、开设报馆,宣传本党之主张。”⑨这充分反映了自治学社欲参与全国立宪大政的雄心。自治学社还先后派出一些领导人和骨干成员赴京活动。如杨寿笺与立宪派头目孙洪伊、汤化龙等发起宪友会,钟昌祚、张泽钧参与宗室载泽发起的宪政实进会和湖南籍立宪党人罗杰组织的辛亥俱乐部。在张百麟,黄泽霖等人的支持下,贵州成立了宪友会支部、宪政实进会支部、政学崇实会支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政务调查会、辛亥俱乐部在贵州的分支机构也正积极筹备。自治学社在上述这些养成宪政之政党中的卓越表现,实令贵州宪政预备会“瞠目祝诅,自愧弗如”。⑩

由于自治学社的宗旨及其主要活动,基本遵循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轨辙,贵州当局为标榜自己亦有意维新行宪,对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之间的斗争并不认为是革命与立宪的对立,而视为立宪中的两党之争,且对自治学社的骨干着意提拔。“凡新政机关,几无不有自治党员之足迹”,就是原先为宪政预备会所垄断的“教、商、农三总会,自治社皆得提挈而运用之”。{11}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虽有“平民派”与“贵族派”之别,势同水火,但贵州籍的台湾学者张朋园也认为他们都是立宪派,“皆以改革为职志”,“初时除了争夺教育地盘外,可说没有绝对不相容的立扬,他们都是拥护立宪的”。{12}就是支持自治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副都督后又代都督的赵德全,1912年1月致电黎元洪解释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之性质时,也认为“两党皆以催促宪政进行为宗旨,但自治主急进,宪政主缓进;而尤有异者,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土”。{13}

造成自治学社理论认识的落后和实践滞后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资本主义的萌芽缓慢,而封建生产关系根深蒂固。因此,由封建地主和大商人中转化而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封建主义既割不断先天的联系,也难确立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性。

二、贵州交通闭塞,风气晚开,“上海报纸,非经一个半月不能带到”{14}。封建势力抵制新思想的能量相当强大。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几乎没有经受过1905—1907年革命派对改良派大论战的洗礼,思想上对革命和改良的界限若明若暗。自治学社成立后,虽集体加入同盟会贵州支部,但仅靠往来通信,投递革命书报,受同盟会的影响十分有限。何况当时“交通梗阻,寄递为艰”,所寄者“多遭清吏焚毁查禁,致流行数量甚微”。{15}先进地区已陈旧衰朽的思想,在贵州仍称时髦,颇能被一般人接纳。

三、自治学社过分地从消极方面吸取了张铭等人在贵州密谋武装反清失败的教训,更因自己一度萌生的武装反清计划胎死腹中而采取“稳健”、“平和”步骤。1905年,张铭、吴冠等人在贵阳成立革命团体科学会,广结绿林豪客,设起义机关于华严寺,通款于东京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获复函促其在贵阳起义。次年12月,闻萍浏醴起义爆发,张铭等人亟谋响应,以占领省城为首要目标。事泄,当局札饬严办。张铭等人逃亡,而省内革命党人云流星散。

贵州响应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对贵州谋武装反清者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致使他们“一变绿林联合之步调,而为政治上之运动,相约树政党旗帜”{16}。自治学社于1907年春成立,不久,张百麟等致函东京同盟会贵州支部,申述自治学社之纲领帜志。经平刚、于德坤、胡肇安等共议,承认自治学社为同盟会同志,与之建立联系。平刚又致书住北京的张铭,介绍自治学社宗旨,张铭派人入黔与自治学社接洽。至此,贵阳、北京、东京三点一线,促成了贵州反清革命运动在拥护立宪和推行新政中秘密而稳健地发展。

1906年12月,“列强监督财政风说起,自治党大激昂……分遣党员四出演说”,倡办国民捐,“密议集有巨款,即备军械,城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反对者百计破坏,…… 自治党之伟划,归于泡影”。{17}为了逃避官厅耳目,不授对立面以柄,自治学社的活动更加审慎持重,而对官厅所允许的立宪活动却更加卖力。

(三)

自治学社尽管有许多先天不足,但它毕竟是辛亥革命中贵州独立的主要领导者和主要力量。自治学社由主张改良为主转而主张武装反清,始于四川保路运动掀起高潮之际,而真正决定实行武装起义计划,则是武昌起义胜利以后。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之一的周培艺有如下记述:“辛亥秋,川路风潮起,赵尔丰淫虐屠杀,阻绝交通。”自治学社“披露川祸真相,由黔局通电全国,声清吏之罪,人心积愤。未几,而武汉遂首举义旗。是时,自治党亦有所密谋,……分头部署,着手运动。咨议局则借丁粮附加问题、铁路移款,召集临时会议,与官厅为激烈之宣战。一则使人民积怒当轴,益晓然于革命之不可以已。……至九月(农历)初旬,新军全体已表同情于自治党,陆军学生亦有联合”{18},各项准备方着手进行。

1911年11月2日,自治学社领导人集体赴巡抚署,请求巡抚沈瑜庆顺从民意宣布贵州脱离清廷,遭到拒绝。次日,耆老会又出面请求沈瑜庆宣布独立,不让自治学社专美。沈瑜庆只同意由封建官绅组织自保会,巡抚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此举在缓兵,俟旧巡防军胡锦棠部扩充武装就绪,刘显世率兴义地主团练抵省后,按册诛杀自治学社领导人。而自治学社对官厅的阴谋早已侦知,已先行与新军、陆军小学约定起事。旗帜、示谕、教令等亦皆准备就绪。当晚,陆小、新军发动于城外,城内警察、巡抚卫队皆已支持革命,社会上又盛传自治学社社员刘鲁香所领导的哥老会武装“铁血军”数千人亦将入城。官厅惶骇不已。沈瑜庆见大势已去,手书承认贵州独立的便函,交劝业道王玉麟送咨议局交给张百麟等人。于是,拟议中的武装起义事实上成了政权的和平移交。自治学社成员分头部署,占领各要害,鸣金告众,维持秩序,并开城门迎接新军和陆小学生。11月4日,贵州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就此结束。

1912年3月4日,贵州军政府被唐继尧部滇军和刘显世为首的旧巡防和地主团练武装所颠覆,被称为“兵不血刃”获得的胜利,仅4个月便丧失在血雨腥风之中。辛亥革命在贵州轻而易举的胜利,远没有它轻而易举的惨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更值得重视。

贵州军政府之迅速被颠覆,根本的原因同辛亥革命最终没有建立真正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是一致的。但我们从贵州革命派的失败中,却能看出贵州与全国不尽相同的一些特殊内因: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自治学社强烈的反满的民族情绪,模糊了革命派的视野,使他们在关键时刻把与满族贵族站在一起反对革命的汉族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引以为同盟者,向革命的敌人实行妥协。代表贵州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宪政预备会,其主要领导者任可澄明与自治学社弃嫌修好,暗中向官厅告密,出谋献策,企图扑灭革命。以郭重光为首的耆老会,是封建官绅酒食争逐之团体,当革命高潮来临时,一面与革命派明刀暗箭相对抗,一面又要求沈瑜庆宣布独立,企图垂手可得贵州政权。耆老会组织的自保会,在革命政权未建立前,实际上已插足于革命之中。最不可思议者,自治学社数年之间历尽艰辛磨难,终于拥有社员10万余人,并获得了新军、陆小学生、巡抚卫队、省城警察、大多数旧巡防武装和各路哥老会众的支持,本可按原定计划夺取政权。然而,他们错误地把反对封建的社会革命,当成反满的“种族革命”,只要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没有把旧民主主义革命继续推进。在贵州宣布独立前夕,一纸盟书的秘密签订,就把贵州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盟书全文如下:

自治学社 宪政预备会 宪友会 宪政实进会 政学崇实会

各团体诸君鉴:现在贵州宣告独立,各团体均已化合,非如前之势不两立也。况从前立宪之目的在推倒满清政府,兹各党诸君共出死力,不惜生命,达此目的,则彼此自应勿相猜疑,化除界限,和衷共济,以挽时局。且宪友会范围及于全国,如此次各省宣告独立,以宪友会之人占多数。湖北之汤君化龙、湖南之谭君延闿,其例也。宪政分会诸君亦皆此主义,目前共处患难,幸勿同室操戈,贻他人口实也。

张百麟 朱焯 任可澄 杨昌铭 陈元栋 雷述 同顿{19}

这纸盟书,在六人名下虽钤有“大汉贵州军政督枢密院图记”,但显系事后加盖,也无年款,更有违军政府关于用印须实行副署,由都督杨荩诚、副都督赵德全、枢密院院长张百麟、行政总理周培艺4人共同署名盖章方有效的规定。从各种记载推断,此盟书签订的时间当在农历九月十二至十三日之间。

云南独立的消息传来后,自治学社已决定了武装起义的方略。宪政预备会害怕贵州权力落入政敌自治学社之手,表面亦要求独立,暗中与官府勾结。沈瑜庆已接受任可澄所献之计,电令刘显世入省护卫,且与前按察司严隽熙密谋,俟调发既集,将革命派一网打尽。巡警道贺国昌素与自治学社友善,官厅一切密谋均及时转告。蔡岳、乐嘉藻遂出面调和。蔡、乐知宪政预备会“抵瑕伺衅,旦晚爆裂”,自治学社多年的努力将功亏一篑。于是,“乃大会两党领袖,苦语调停,令消释嫌隙,毋相防碍。张百麟、任可澄款面结约,蔡岳与乐嘉藻、周培艺、凌云、黄禄祯、杨昌铭等,皆署名负责。两党博战中止”。{20}这是两党要人初步达成的谅解,而盟书便是两党谅解基础上的产物。两湖独立后,全国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曾数电自治学社,“催促独立”;湖南独立后被立宪头目谭延闿所篡权,因而给自治学社造成一种错觉:革命乃为立宪派所造成。这在盟书中已显而易见。在盟书上署名的六人中,张百麟代表自治学社,朱焯代表咨议局,任可澄代表宪政预备会,杨昌铭代表宪友会,陈元栋代表宪政实进会,雷述代表政学崇实会。盟书既达成了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妥协,在自治学社内部,又承认了各立宪组织之名分。因为自治学社的妥协,最后招致流血惨祸。

二、贵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理论上不成熟,在实践上动摇游移、软弱妥协,但在武昌起义后便有了较周密的武装起义的部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自治学社对于取得政权后如何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既无充分准备,又缺少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对封建势力的卷土重来缺少应有的警惕。这是导致革命迅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宪政预备会之革命和迅速背叛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失败。贵州军政府的组织形式也是特殊的。它由都督府、行政院、枢密院三部分组成,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这一类似西方资产阶级联立内阁的政权组织形式,并不是贵州革命派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体制自觉的实践,而是出于对各种政治势力兼容并包和妥协分权的产物。在构成军政府的三大组织中,枢密院隐然凌驾于都督府和行政院之上。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系两党党魁。最初的7个枢密员中,张、任分别代表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平刚代表同盟会贵州支部,杨昌铭代表宪友会,陈元栋代表宪政实进会,雷述代表政学崇实会,周培艺代表新闻界。后补入的刘显世则似有代表军界之意。军政府成立后,百废待举,然内部矛盾或明或暗愈演愈烈。

首先是宪政预备会头目与新近接纳入枢密院的刘显世地主团练武装、耆老会及其“自保会”武装的结合,率先脱离革命。在内制造军政府内部和各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外勾结会党、土匪,使军政府为了编制、升降、黜陟等事,内部风潮迭起,社会秩序混乱。由是提供了他们乞师滇军入黔平乱的口实。

  其次,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都督杨荩诚埋怨枢密院揽权,使自己徒拥虚名;自治学社个别成员恃功骄蹇,不乏攘权争利者。资产阶级上层和封官绅、地主团练头目、旧巡防将领嫌自己分享的权势不够,与新军和自治学社各不相让,军政府只得一一位置。叶占标率部分新军援川和最终决定都督杨荩诚率新军援鄂,虽是顾全大局的堂皇之举,但内中确与军界、政军的矛盾有关。

再次,全省各属虽传檄而定,自治学社多参与掌权,而原各属的清吏大部分都仍在职维持秩序。如安顺府之反正由方策等主其事;遵义府之光复由江志鸿、鲁瀛等领导;大定府之光复由简书、谭冠英、简忠义等首倡;兴义府光复由钟云楼等发难;铜仁府光复由张文基、谭钟灵等响应。这些人都是原清吏而奉自治学社之命行事,仍在职维持秩序。这些留任的旧官吏,常勾结地主豪绅作崇,新秩序一时难以建立。全省匪患迭起,地方不靖,各属混乱。加以周培艺建议:眼下新旧军近万人密集省城,不免有骄横举动,力主由张百麟、杨荩诚各带若干人,分巡上下游,以黄泽霖率3000人助川独立(后改叶占标),使兵流则不腐。这样一来,省城遂无首脑,兵力空虚,给反动势力以乘机扩充实力的机会。

辛亥革命在贵州如此顺利获得成功,大大出于革命派的意外。连最早在贵州倡导革命被迫流亡日本,一度鼓励张铭等在贵州首先发难的平刚,在政府成立后也感慨地说:“吾初不意及身亲见推翻专制,建设共和{21}。”革命派普遍缺乏执政的思想准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以不“贪恋权位”为荣,将革命领导权轻易地抛弃,置革命大业于不顾。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临时期间,以三个月为限”。故三月期满,不少居高位的自治学社人士纷纷提请辞职。就连张百麟巡视上游归来,也“致书立法院请辞职”。代都督赵德全也曾三次呈请辞职。有的径挂冠而去。

贵州革命派的软弱无能最突出的表现,是对革命敌人的优容接纳,对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丧失警惕。张百麟历来主张:“曰革命不流血,曰国民的革命,非英雄的革命。力排众难,坚持和平。故对于清吏、对于满人、对于政敌,其待遇皆极优渥。自谓以诚感人,人亦无有危害之者。故变起仓促,不及抵抗而奔。”{22}1912年“二二”事变,系反动势力策动的叛变,五路巡防总统黄泽霖被部下戕杀,张百麟被袭击而逃亡,贵州军政大权实由代都督赵德全执掌。原系奉召率500徒手兵进省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在军政府成立后,张百麟不仅允其进驻省城,且不顾杨荩诚等的反对,发给枪械,编入新军,授以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高位,所部遂成了颠覆贵州军政府的基本力量。当刘显世、任可澄等勾结唐继尧假途灭虢之迹象已明,部属建议赵德全,遣炮队扼守茅口河,出其不意掩袭之,以破滇军阴谋。而赵执意不从,反谓:“人方急于国家之难,吾奈何信浮言,犯不韪?”1912年3月2日,入筑滇军和贵州反动武装已发动突然袭击时,诸将请战,赵却说:“吾为都督,才不称位,贻人口实。今以拥护私人权势之故,震惊合城父老,吾不忍为也。{23}”此种“古学道君子之风”,实迂腐可笑。最后赵亦微服出逃。

三、同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贵州自治学社在发动革命过程中不能不利用群众的力量,取得政权后又脱离群众。辛亥年间贵州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抗暴斗争,对自治学社的反清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各地哥老会众是自治学社借以发动武装起义的一股基本力量。但自治学社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利益,从而失去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控制能力。而当群众稍有反抗或越轨,革命派又只能对群众进行镇压或钳制。这种恶性循环似的矛盾演进,使革命派彻底孤立。

贵州革命派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过程中,虽把眼光放到下层社会,但他们不去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是过分依赖城乡的秘密会社——哥老会。哥老会众中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日后便成了革命的腐蚀剂。张百麟初拟之行动计划是:专用自治学社社员部勒哥老会,分四路进行。同时,令各属自治学社会员亦采取用同一步调,先后发难,俟当局派兵四出镇压,省城空虚之时,大本营以哥老会为先锋,劫夺军械局起义。自治学社社员钟昌祚亦致力于在乞丐、流民等下层社会做工作,在鼓动革命时借助江湖义气固结人心。后因周培艺、陈永锡、平刚等建议,“主张联络军界为必要,始变方针,从各方面着手”。{24}

军政府成立后,在贵州的各种武装力量,有新军、陆小学生、巡警、巡辑队、旧巡防军、哥老会武装、警察等,滞留省城者近万人。为统一会党政及新旧巡防军,将其统一偏成东、南、西、北、中五路巡防,由黄泽霖任总统。然“军界多事,流弊百出”。民政部长陈永锡曾建议:“会党助声有功,可酌给赏贲,听其自营生计。若辈桀鹜性成,万一破坏法纪,神圣军人之名誉,因之扫地。”{25}为约束会党之胡作非为,陈永锡还成立宪兵队,加强巡警力量,但收效甚微。黄泽霖则企图因应其势,带头设立公口,以维系军心,统一法纪。此举既符合会党私心,又被耆老会等加以利用,一时间,“省内外公口凡数百处,汉刘势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26}黄泽霖之“部卒驻省者,或恃功不法,扰及平民,辄捕治不稍假借”。{27}黄诱诛巨匪罗魁,声望日隆,与代都督赵德全逼处,部下疑惧祸及自身。刘显世等尤忌恨之,使人游说赵德全守中立,收买其部将唐灿章叛变,刺杀黄泽霖。“泽霖死,其部将皆反颜事仇”。{28}流氓无产者破坏性之充分暴露,适与自治学社的主观愿望南辕北辙。

在近代中国,每当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公众人物出现“道不同不相与谋”或“道不同而相与谋”的分分合合、矛盾斗争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常态。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历史,正是这种常态的表现。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能紧跟潮流的政治势力与各种立宪组织、封建势力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既联合又斗争,最终把矛盾斗争推向诉诸暴力的极端,强弱胜败完全颠倒易位,又成辛亥革命时期带规律性的常态下十分典型的变态。这也是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在贵州的特殊价值所在。

辛亥革命在贵州惨痛失败,许多革命党人被屠杀。在抵抗滇军及反动军队袭击中死难的士兵和亡命后颠沛流离致死者不算,在贵州被杀害的革命党重要人物,据周培艺《稽勋表册底稿》统计达18人。“兵不血刃”的胜利以流血牺牲而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途,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愿望正好相反,不是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而是为封建军阀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条件;二、政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决不能与革命的敌对势力共享;三、任何对革命敌人的仁慈,都是对自己的残忍,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也只有依靠强大的武力才能维持;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革命党内部的团结统一,是防止敌人分化瓦解革命势力的根本保证。但以自治学社为首的贵州革命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总结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教训,既是对辛亥革命先驱者最好的奠祭和告慰,也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所必需。

注释:

{1} 《自治学社杂志》第1期,1907年12月印行。贵州省博物馆藏件。

{2} 《自治学社杂志》第3期,1908年10月印行。贵州省博物馆藏件。

{3}{4}{8}{9}{11} 周素园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周素园文集》,《贵州民党痛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第244页、第263~264页、第251~252页、第269页。

{5} 《五大臣出洋考察奏章》手稿,北京图书馆藏件。

{6} 《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宪政篇》。

{7} 吴雪铸、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80页。

{10}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06页。

{1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印件。

{13} 《黎副总统政书》第3册卷4。

{14} 忍庐:《辛亥革命在贵阳》,《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第2篇第2册,1962年台北版。

{15} 陈承仁:《国民革命在贵州之经过概述》,《新轨道》第4期,1946年出版。

{16}{21} 《稽勋表册底稿·平刚》《周素园文集》第120~121页。

{17}{22} 《稽勋表册底稿·张百麟》《周素园文集》第113~116页。

{18} 《稽勋表册底稿·谭西庚》,《周素园文集》第126~127页。

{19} 原件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20} 《稽勋表册底稿·蔡岳》,《周素园文集》第125~126页。

{23} 《稽勋表册底稿·赵德全》,《周素园文集》第102页。

{24}

{25} 《稽勋表册底稿·陈永锡》,《周素园文集》第123页。

{26}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74页。

{27}{28} 《稽勋表册底稿·黄泽霖》,《周素园文集》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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