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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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雁南的“同盟矛盾论”

论吴雁南的“同盟矛盾论”

作者:刘昊 阅读量:52 点赞:0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吴雁南治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后来治经学史和治社会思潮史都发轫于此。吴雁南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较早明确提出了“同盟矛盾说”的见解,形成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三种观点,他是第三种学术观点的主要代表。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弄清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认识辛亥革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即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围绕着毛泽东同志关于“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1}p1513这一论断的不同理解,与会者就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以夏东元等人为代表的阶级矛盾论,{2}以胡绳武、金冲及等人为代表的民族矛盾论,{3}而吴雁南则提出了同盟矛盾论。

吴雁南既不同意阶级矛盾论,也不同意民族矛盾论。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同盟之间的矛盾”,{4}p676是这两种矛盾的交织。

一、与阶级矛盾论者进行商榷

吴雁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民族矛盾不是“相对缓和”,而是逐渐激化了。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大规模的武装入侵转变为比较“温和”的经济侵略为主,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是趋向缓和,而是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管理中国的工具,成为“洋人的朝廷”。列强利用其特权在中国大肆进行投资活动,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主要以铁路投资和矿山投资为主。1895年到1913年不到20年间,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工矿的投资一亿三百多万元,超过了此前五十年投资四百八十二万九千元的十三倍多”。20世纪初10年间,帝国主义“掠夺和控制了粤汉、正太、沪宁、津浦、沪杭甬等十多条铁路”,加上此前已攫取的京奉、京汉等线,“全国铁路干线全被帝国主义控制”。{4}p677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资金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对中国的掠夺。这种掠夺,主要是通过战争赔款、欺骗勒索以及胁迫清政府出让开矿权、采矿权等形式实现的。

为了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外国在华开设的银行也越来越多。1895年至1913年,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有13所,分支机构达85处。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金融实力和侵略特权,在华发行纸币,吸收私人存款,经管清政府的借款,控制和吞并中国的工矿交通企业和金融事业。中国的经济命脉和金融逐渐被帝国主义控制。

列强为了夺取中国的权益,加紧巩固并扩张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彼此之间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沙俄武装侵占东北后,拒绝撤兵,妄图变东北为“黄色俄罗斯”。日本为了夺取中国的东北,与俄国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企图利用日本为自己开辟插足东北的道路,英国为了阻止俄国南下,亦支持日本对抗沙俄。日、俄为争夺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除侵占中国东北外,还加紧侵略中国的西藏。而英国也乘沙俄与日本争夺东北之机,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

英、德等国在长江流域的争夺亦很尖锐。德国提出租借洞庭湖或鄱阳湖,美、法两国兵舰也要求进入鄱阳湖;而英、法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也加紧进行侵略活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欧洲已经笼罩着以英国同德国的对立为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危机,列强无暇东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1905年以后虽然一度缓和,但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借革命的时机实现它们瓜分中国的野心。{5}p434-443这一切说明了,《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前途仍然十分险恶,民族危机日益明显。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民族矛盾不是“相对缓和”,而是逐渐激化了。

吴雁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仅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而且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内社会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但是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并不等于阶级矛盾就已经转化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吴雁南看来,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无论帝国主义是采取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入侵手段,还是转化为“温和”的以经济侵略为主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最大根源。因此,在研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应当“首先注意它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根本矛盾的关系”。{4}p682固然主要矛盾不能等同于根本矛盾,但主要矛盾要受根本矛盾制约。所谓根本矛盾就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与根本矛盾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当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民族矛盾就会成为主要的矛盾,也就是根本矛盾。如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也可以说是根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是相一致的。而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改变了侵华的手段和方式,使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比较“温和”的、而不是采取直接军事的手段;采取间接的“以华治华”,而不是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矛头更多地指向清政府,斗争主要表现为国内战争的形式。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但是,民族矛盾实质上不是缓和,而是更加激化。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制约着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既然二者都在激化,所以用“同盟矛盾”来表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更为准确、妥当。

二、与民族矛盾论者进行商榷

吴雁南不同意阶级矛盾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民族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逐渐加深了。但他也不同意就据此而简单地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论为民族矛盾。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在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即人民大众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也显示出极其尖锐性的客观现实。他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各阶级力量的配备和调度、革命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和革命斗争的形势四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各阶级力量的配备和调度发生了变化。

吴雁南指出,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西方列强通过空前苛刻的《辛丑条约》,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方式从过去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为主转化为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为主的方式,即比较“温和”的方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小规模的、局部的军事入侵虽然不断,但是,类似义和团运动时期那样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没有了。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这种重要变化,使人们对民族危机的感受不像义和团运动时期那样直接、深重、紧迫了,相形之下,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就显现出来了。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以及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人民群众一方面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另一方面感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更加腐败和无能,并把反抗和打击的主要锋芒指向清政府。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显示出了特别的尖锐性。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非一个民族矛盾所能概括,也非一个阶级矛盾所能概括。正是出于这样的分析,吴雁南提出了“同盟”矛盾论,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同盟间的矛盾”。{4}p685

其次,革命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吴雁南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就必须同时反对清朝卖国政府,把反帝与反封结合起来,即反对中外反动同盟。这表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同盟之间的矛盾。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剿杀”所吓倒,他们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不屈不挠。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直隶人民的“扫清灭洋”起义、四川人民的“灭清剿洋兴汉”战斗,都吸取了义和团运动的经验,对革命斗争的任务和对象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开始自发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政府结合起来。

吴雁南指出,虽然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但从总的说来,较之义和团运动时期,他们的认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机,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接集中到清朝政府身上,认为“‘满洲政府,实足以召瓜分’,‘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4}p689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包括其他下层广大群众,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并不是像义和团运动时期那样,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清政府,体现出了内部矛盾的极端尖锐性。

再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纲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性。

吴雁南认为,从同盟会的政纲来看,它不仅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纲,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反封建的政纲。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意识到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与清王朝是“一而二,二而一”。中国人民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就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要挽救民族危机,抵御外侮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同盟会三条政纲中最重要的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民国,而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吴雁南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人民斗争的锋芒主要针对清政府,人民的革命意向主要是反清朝统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盟之间的矛盾”。{4}p692

最后,当时的实际革命斗争情形也发生了变化。

吴雁南指出,从当时实际的革命斗争情况来看,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他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人民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反帝同反封建斗争相互交织。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的各个阶层在反对清朝统治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这种总的意向和行动反映着社会主要矛盾,反映出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特点。因此,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就不能脱离当时革命斗争的特点。既然辛亥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同义和团运动时期直接指向帝国主义有显著不同,那么如果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20世纪初年,在民族矛盾逐渐深化的同时,阶级矛盾也显示出特有的尖锐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有民族矛盾,也有阶级矛盾。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结成了反动联盟,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吴雁南提出了有别于民族矛盾论和阶级矛盾论的第三种观点——“同盟”矛盾论,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同盟之间的矛盾。

三、吴雁南是“同盟矛盾论”的主要代表

1961年10月,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举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围绕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会党的成分、性质和作用以及一些人物的评价进行了热烈讨论。吴雁南提交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文,他在文章中以大量史实为依据,详尽地阐明了“同盟矛盾论”的观点。他的文章在大会报告后,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会上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吴先生的观点”。{6}p32《历史研究》、《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广泛报道了这次会议并介绍了吴雁南的观点。1961年5月19日《光明日报》以《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讨》为题,介绍了同盟矛盾论的观点。{7}《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问题》一文中介绍说,同盟矛盾论“认为中国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盟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都更加深刻化了。{8}《文汇报》1961年11月23日《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反满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对吴雁南的同盟矛盾论更是作了详细的报道。{9}

会后,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了由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写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吴雁南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文被编选入集。这部论文集所收集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日本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小岛淑男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对吴雁南说:“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拜读先生的文章了。”{10}p298他所指的就是这篇文章。

1991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一书,介绍了吴雁南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三种学术观点,将吴雁南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加以介绍:“吴雁南也主张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同盟之间的矛盾。”{11}p36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章开沅、刘望龄等主编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一书,将吴雁南的观点作为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作了详细的介绍。书中指出,吴雁南不同意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只包括一个反封建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因为这时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虽然主要不是展开直接的武装斗争,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缓和,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间的这一根本矛盾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吴雁南也不同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大众与业已完全成为“洋人朝廷”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的论点,因为这一提法忽视了主要矛盾必须受根本矛盾所制约,帝国主义在同清朝封建统治者结成的反动联盟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也不同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好像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同义和团运动时期一样,仍是同帝国主义进行着直接斗争”。他提出了“同盟”矛盾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义和团运动时期相比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民站在一边,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站在一边,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盟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2}p42。这充分肯定了吴雁南在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是“同盟矛盾论”的主要代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夏东元.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问题[N].文汇报,1961-1-6;李国俊.怎样理解“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J].学术月刊,1961(9);祁龙威、张锦贵.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J].江海学刊,1961(10).

{3}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J].学术月刊,1961(1);高洪志.帝国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绞杀者[N].光明日报,1961-8-30;王介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N].文汇报,1961-11-23;苏寿桐.试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J].历史教学,1961(10).

{4} 吴雁南.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A].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 [C].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参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 关捷.学富雕龙文修天上 才雄走马星陨人间[A].吴雁南纪念文集[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7}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讨[N].光明日报,1961-5-19.

{8}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问题[J].历史研究,1961(6).

{9}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反满问题的讨论[N].文汇报,1961-11-23.

{10} 转引自陈奇、黄沛骊.吴雁南先生传略[A].吴雁南文集(第6卷)[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11} 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12} 章开沅,刘望龄等主编.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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