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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权力运作与 贵州辛亥革命

士绅的权力运作与 贵州辛亥革命

作者:王尤清 阅读量:47 点赞:2

对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探讨,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传统绅权较为强大的两湖地区和社会流动比较明显的江浙沪粤一带,而对贵州、云南等边地省份则明显注意不够。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多带有“革命”叙事的痕迹,过于笼统地强调人民群众,忽视了地方士绅的作用。其实,历史现象往往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内,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辛亥革命在贵州一呼百应,是一种历史现象的简化表征。这种被简化的历史表征下尚有一个以地区性士绅权力网络和传统话语作为文化性的启动力量而存在着,不探究这些因素,就很难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和从整体上把握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脉络。

一、团练与地方权势的转移

团练原非常规性地方武装,清王朝在社会秩序空前失范的危机关头,把举办团练看作社会控制的临时性手段。自19世纪中期以来,贵州民变此起彼伏,“维护社会治安为责职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缺却在逐渐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不为人所注意的职位”。①与此相反,士绅主导的团练或官督绅办的各类非官方机构,在基层社会控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平定动乱的“济变之略”和“安民靖寇”之良法。②

贵州偏处西南边地,历年所需饷银,全赖中央拨给。自鸦片战争始,朝廷除镇压各地起义外,还要筹措赔款,财政入不敷出。失去中央的财政支援,各级文武官员深感剿抚两难,进退失措,巡抚蒋霨远与漕运总督朱澍等人经过“悉心商酌,妥拟条规”,设立团练公局、团练公所等机构,放手让地方士绅办理团练以自救。基于本地绅权势力的团练,往往能以按户派捐或按粮征收附加税等方式筹措到较充足的经费,地方乡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乐意捐出钱谷,作为养练之资。据《咸同贵州军事史》统计,全省共12府、8厅、13州、21县办理了地方团练。③参与领导团练,包括组织团练和指挥团练的贵州士绅共34人。④

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清王朝另辟蹊径,放手让士绅组建地方武装,从而导致了士绅染指军事,即士绅的“武化”现象。⑤最典型者为刘显世家族,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率先办立团练,因镇压民变“有功”,被清政府晋升为同知、知府等官职,并委以总办兴义府五属团练的重任,刘显世也“功保”知县。刘官礼凭借清政府的赏识,兼并了周围几支地主武装,“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俨然盘江小朝廷气概”。⑥

通过举办团练,士绅除了组织对基层社会进行地方防卫和配合清军镇压叛乱之外,还往往参与社会救济、教化等事务,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如刘官礼“提倡公益,礼贤下士,延聘名流到兴,教育乡党子弟”。⑦正如胡林翼所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⑧

通过办团练,士绅地位不断提高,势力和影响也渐次膨胀,形成对地方官分权的局面,更有不把地方官府放在眼里者。唐炯耳闻目睹贵州兴办团练情况,在这群士绅中,端方得力者固不乏人,“而桀骜之徒往往肆其横暴,其始籍官以胁众”,“继则集众以挟官”,以至于“官不敢问,吏不敢诘”。⑨刘岳昭也看到部分团练士绅“始也镇压乡里,今也挟制官长”的危险性,明确指出,对于聚兵抗官者,立予惩办,“不准联团出境,有大团首名目,本属齐民应归地方官管束”。⑩这种局面的出现,虽有不少依仗权势,独霸一方者的实情,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绅权崛起与地方官争权的矛盾。

二、新政期间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废科举,建新式学堂。科举废除后,为了建新学堂,省设学务公所、州县设劝学所,“选本籍绅衿年三十以外,品行端方,曾经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由提学使札派充任”,{11}希望借助士绅的声望以获得民间社会支持,特别是民间资本的投入。因官府提倡,一批很有影响的名儒士绅成为新式教育的参与者和倡办人,私立新式学堂在贵州接踵而起。华之鸿、唐尔镛、任可澄等人创办了贵州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此外,还以宪政预备会的名义创办有公立宪群法政学堂;自治学社创办有公立法政学堂;张忞、平刚、黄子夫等人也纷纷创办私立小学堂;女子学堂亦不断涌现。新式学堂中捷足先登者多为功名士绅,既有的旧学基础为他们攫取教育资源提供了前提,同时,新式学堂成为旧式士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平台。

废科举、兴学堂等变革,对传统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12}失去安身立命的制度保障,贵州士绅群体开始向新式经济、实业与近代教育乃至文化、法政等领域流动,形成权绅、商绅和军绅等新士绅群。

在晚清社会动荡和新政开办时期,绅权渐次张扬。士绅借助团练制获得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士绅在传统地方社会本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团练举办,无疑使传统士绅的权力溢出其固有范围,其地位亦发生历史性变动,即“权绅”化现象。宪政筹办、自治机构成立,不仅为士绅提供接受近代法政知识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在地方发挥政治影响的新职业。巡警局、劝学所、咨议局等政治性机构的设立,为士绅提供进入国家权力场域的平台,制度性的变革为绅权扩张带来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使相对隐蔽操持地方公权的传统士绅变为公然的“权绅”。{13} 

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清廷不得不抛弃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强调“以工商立国”,{14}把相当一部分士绅卷入其间。商绅的形成大体有两种形式:一是非士绅从业者,在经营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为获得更高的社会身份认同,不少人通过捐纳异途跻身于士绅行列;二是部分士绅摆脱传统偏见,涉足商业活动成为亦绅亦商者。在贵州,华之鸿是商绅势力崛起的典型代表,投资和创办有规模较大的文通书局。活动超出商业范围者如富商乐嘉藻,贵阳最大的丝绸商蒲藏锋等,这些新式商绅通过争取地方自治机关的自主权和创设新的地方自治组织等方式,积极地参与清政府所筹办的地方自治。清政府力图控制地方自治领导权,但新式商绅凭借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量,尤其是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农会、教育总会的出现,均为商绅提供介入政治的活动场所和职业。

士绅群体中崛起的另一支力量是军绅。贵州军绅势力的崛起有两个渠道,一是团练起家,直接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另一渠道是仅有低级功名的士绅因科举废除,上升路径断裂,主动或者被动地通过从军渠道谋求出路。贵州陆军小学堂的开办,正好适合这部分人的需求。在陆军小学堂中不仅可以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同时还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陆军小学堂先后培训过5期约500余名学生,较著名者有何应钦、谷正伦、席正铭、王天培、袁祖铭、杨荩诚等影响贵州乃至全国的军绅势力,这些“新派”军绅多与旧朝廷反戈相向,成为光复贵州的中流砥柱。

三、士绅在社团中的权力运作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地方人士在“新政”的影响下组建起仁学会、科学会、历史研究会、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社团。新式社团的产生为士绅介入地方权力中心提供了政治平台,他们借助新政的制度化建设而进入“体制”内,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当时,影响贵州地方政治生态的社团主要是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

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筹办“地方自治”。张百麟等人以研究、宣传、赞助推行“自治”为名,报请清贵州当局,谋求成立“自治学社”。1907年,自治学社成立。为在全省发展成员和建立分社,张泽均等骨干“足迹踏遍上下游,所至造谒耆老缙绅,贤豪魁杰,语以政乱国危……闻者莫不感动。故经过之地,分社随以成立”。{15}不到两年时间,全省成立了四十七个分社,成员达一万四千人。{16}

自治学社的发起人多为下层士绅,目的虽“以催促宪政进行为宗旨”,{17}实质是希望通过经营学堂、发行报刊、协助巡警道举办的社会慈善事业等渠道获取政治资源。自治学社不少成员通过这些方式得以直接进入权力部门,“周培艺以巡抚庞鸿书辟,于调查局及诸议局筹办处,旋兼任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科长。张百麟告入审判厅筹办处,旋兼任提法公所科长、禁烟局文案。……黄德铣入劝业公所,宁士谦、钟昌祥、肖开锦、张泽钧入警务公所……凡新政机关,几无不有自治党员之足迹”。{18}

宪政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为实际负责人。成立之初,任可澄宣称“本会以预备宪政为范围”,“方今朝廷预备立宪期以九年,然上既有立宪之政府,下必有立宪之国民,惟是国民程度必成就于政治团体,故政治团体实为立宪国民之必要”。{19}

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出身勋名门第,社会地位较高。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借筹办“新政”之机,从开办近代企业、举办教育入手控制新建立的各类学堂,掌握全省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农务总会等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阵地,活跃在清末贵州政坛,参与全国立宪派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

  新式社团之所以能够成为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心,与士绅阶层的介入分不开。早在新政推行之初,各级地方官员就力求得到士绅的支持。清政府颁布自治章程,“地方官大抵不解自治为何物”,则相率优礼自治学社成员,“以备顾问,受方略”。{20}不甚了解宪政事务的各级官员,对宪政预备会也优遇有加,凡事必咨询。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两个新兴社团成为当时政策性政治资源的来源,彼此具有竞争性,为双方在咨议局等权力场域中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四、辛亥革命前夕的士绅权力纷争

1909年,贵州省咨议局成立。咨议局的成立,大大拓展了士绅的活动空间,使其“由乡村社区走向全省范围,由非正式权势走向正式立法机构”。{21}绅权由此超越传统乡邦故土的狭小空间而介入地方最高行政当局的权力场域。故还处于筹办阶段,咨议局就成为士绅群体进行权力争夺的对象。积极参与筹办的士绅有唐尔铺、华之鸿、任可澄、乐嘉藻、周素园、文明钰等人。{22}最能体现权力争夺的是咨议局选举,三十九席议员中,自治学社通过各方运作,占据了三十三席。常驻议员选举更是大显身手,宪政预备会无一人当选,咨议局几乎全为自治学社所控制。与省的咨议局属同一性质的各县议、董两会的组成,“自治社员占十之七八”。{23}

面对自治学社规模和成员的不断壮大,唐尔镛、任可澄等人以宪政预备会的名义组织反对派进行对抗,并创办《贵州公报》以抗衡自治学社的《西南日报》,但这些措施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唐尔镛向云贵总督李经羲称周素园和张百麟是“革命党”,希望以此削弱自治学社。张百麟借上书反驳的机会,提出改变西南现状的建议,受到李经羲赏识,被委任为审判厅筹办处科长,周素园也入巡警道贺国昌手下任警务公所科长。{24}为培养骨干,自治学社于1909年设立公立法政学堂,并聘请到审判厅厅丞朱兴汾,加强官僚结合。

除咨议局外,学务场中也是权力纷争较为激烈的领域。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兴办学堂诠释为“进步”士绅投身现代教育和从事革命运动的表现,这固然是历史的一种真实面貌,但除去充满理想色彩的道德诠释,置身历史现场,兴办学堂实际也是各种士绅力量的角逐场,其间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利益纷争和权力攘夺。新政实施过程中,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传统士绅凭借其既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事事捷足先登,而后起之秀张百麟等人,虽然雄心勃勃,但很难大显身手。自治学社在全省蓬勃发展,这是宪政预备会最不愿看到的景象,于是运用手中握有的资源对其进行遏制。宪政预备会掌握全省的学款、学产,其名下的教师待遇优厚。自治学社办学经费需要自筹,办学校址也是租赁而来,教师待遇更无从说起,双方围绕教育经费和校址的纷争愈演愈烈。

虽然在咨议局的选举中,自治学社利用互选,垄断了具有审议权的常驻议员的席位,就实力对比而言,宪政预备会仍更胜一筹。双方局面的逆转发生在唐家杀人事件上,唐尔镛的从兄唐飞被父亲枪杀。《西南日报》收到揭发稿件,自治学社以不刊载为条件,向唐交涉,要求分配公款,遭到唐拒绝,杀人事件见报,司法部门介入,唐尔镛因此辞掉议员,离开贵州,同时辞掉掌握教育资金分配权的教育总会会长一职。{25}自治学社乘机要求改选教育总会,结果,乐嘉藻担任会长,其他三分之二的职务由自治学社成员出任。{26}原先为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把持的“教、商、农三总会,自治社皆得提挈而运用之”。{27}宪政预备会受到重挫后,开始寻求上层御史渠道,弹劾支持自治学社的巡警道贺国昌和巡抚庞鸿书,庞鸿书因此辞职,贺国昌也受到处分。{28}新任巡抚吸取前任教训,疏远自治学社,重视宪政预备会士绅。

就政治理念而言,双方“原无党派之分”,“皆以改革为职志”。{29}“自治与宪政两派士绅的斗争,初时除了争夺教育地盘外,可说没有绝对不相容的政治立场”。{30}两派之争表面是争教育经费和校址,实际上是为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展开的角逐,学校是培植后备力量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最佳场所,各自主导的学校就是自已的势力范围。宪政预备会的权力争夺以往多被看成是“劣绅”恶行,自治学社作为新兴的下层士绅,过去的研究也往往从革命角度来诠释他们的思想行为,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综观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冲突,多是因权力分配产生的矛盾,并非“改良”或“革命”的理论交锋;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理论的辩驳。双方没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无法形成建设性的制衡,政争只能是以不择手段达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致光复后军政府的制度安排也一如其旧。

五、军政府中的绅权势力

武昌首义后不到一个月,自治学社、宪友会联合新军发动起义,咨议局议长谭西庚等参与其事,迫使巡抚沈瑜庆交出政权,宣布贵州独立,成立大汉军政府。咨议局在独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筹组军政府的会议以咨议局名义召集,“独立后军政府的第一张安民告示,也是盖用咨议局的关防;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在反满独立过程中之绅权政治及地方势力”。{31}

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成员大多是士绅和地方实力派。都督杨荩诚,副都督赵德全;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行政总理周素园。都督只管军事,行政总理担负行政责任,枢密院表面与都督、总理平级,实际“居都督与行政机关之中枢,名曰调和军政民政,实则隐握大权”。{32}

贵州独立后,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宪友会、宪政实进会、政学祟实会等五大团体签署的“盟书”中仍强调合作,但在权力分配上,自治学社为了控制军政府,排斥新军以及宪友会等其他士绅势力,枢密院院长、行政总理、立法院院长都由自治学社成员担任。虽部分宪政党人在军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陈廷棻为秘书厅秘书长,何麟书、华之鸿、戴戡等进入军政府的权力系统;以团练崛起的军绅刘显世也进入枢密院任军事股主任,但总体上军政府完全是以自治学社为主导。

军政府表面形势大好,实际上为了“编制、调过、升降、黜陟,内部恒酿起风潮”。{33}杨荩诚当上都督后,张百麟等人不仅安排了与都督平级的行政总理,而且还安排表面与都督平级、实际却凌驾于都督、总理之上的枢密院,并且调整五路巡防,由黄泽霖出任五路巡防总统,杨荩诚仅能号令新军和陆小。这样的权力分配,势必导致杨的不满,也给宪政会士绅以可乘之机,将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同时,“枢密院大于都督府,总统又大于枢密院,立法、执法则与都督平权,用人行政各不相谋,都督命令不行,实一无政府现象”。{34}

当时,影响贵州政坛的还有以郭重光为代表的耆老会,虽周素园、张泽均、黄泽霖等主张取缔,但此派多为退休官吏和传统士绅,政治经验丰富、社会基础深厚,未能如愿取缔。拥有实力的权绅、商绅、军绅不甘于在军政府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各种力量开始合流,展开夺权的政治运作。任可澄、郭重光等意识到帮会力量的强大,郭重光首倡大开公口,{35}与党人争夺帮会控制权,同时借助帮会的力量制造社会混乱,这也成为日后向云南请求援黔的借口。郭重光还出面收编旧中路巡防队、城防营,组织成保安营。文明钰、唐尔镛等巨姓也出面组织武装团丁为宪党、耆老会助威。

在任可澄等宪政派士绅的运作之下,仅仅三个月,即1912年2月2日,以团练崛起的军绅和旧官僚发动“二·二”兵变,杀害五路巡防总统黄泽霖,赶走自治学社领导人、枢密院长张百麟,改组军政府。并请求云南军政府将领唐继尧“代定黔乱”,唐继尧出任军政府都督,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出任要职,自治学社骨干成员、新军将士被捕杀净尽。凌霄在《贵州革命史》中曾说:“革命后,军政府之组织,且自为风气,运用失当,遂转为反革命之官僚、权绅所覆灭,而演成全国未有之惨象,使民国成立20年,贵州始终劫制于官僚、权绅之手。”{36}

贵州光复可以说是在士绅的相互合力下实现,光复后新政权中的主角也是士绅,革命党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由士绅转化而来,纯粹的革命党人在政权中只是少数。推翻清朝这一共识是各种新势力汇合到一起的动力,然而改旗易帜后,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何进行权力分配,以及怎样安排过渡时期的社会秩序,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无论是自治学社还是宪政预备会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革命派也没有提出一套合理有序的制度安排。换了旗帜,权力运作模式一如既往,基层社会并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也是革命不彻底的地方。

参考文献:

① 贺跃夫:《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04期。

② 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8,第9页。

③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1编第9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文海出版社。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44页。

⑤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⑥ 吴霄涛、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97页。

⑦ 同上注。

⑧ 《胡文忠公遗集》卷86,上海著易堂光绪十四年铅印本,第33页。

⑨ 唐炯:《援黔录》卷3,第6页。

⑩ 刘岳昭:《滇黔奏议》卷3,第2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文海出版社。

{1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86页。

{12} 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序),《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

{13} 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03期。

{14} 《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4页。

{15}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9页。

{16}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4期,89—90页。

{17} 《赵德全致黎元洪电》,《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18}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3-434页。

{19}《贵州发起宪政预备会大会纪详》,《申报》1909年12月30日。

{20}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第429页。

{21}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22}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1页。

{23} 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2编,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

{24}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3页。

{25} 张彭布:《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l962年,443页。

{26} 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l962年,460页。

{27}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3 页

{28} 胡刚、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资料》1956年4期,100页。

{29}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143页。

{30}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144页。

{31} 胡春惠:《民初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32} 《神州日报》1912年4月29日。

{33}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3页。

{34} 《中华国民报》,《国民公报》1912年4月13日。

{35}有关会党与贵州辛亥革命的关系可参见欧阳恩良的《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一文。

{36} 凌霄:《贵州革命史》,《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第,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178页。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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