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辛亥革命性质的再探讨

辛亥革命性质的再探讨

作者:蒋飞 阅读量:42 点赞:1

近年来,随着学术交往活动的增多,辛亥革命的历史命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海内外学者在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对话中的主要障碍,似乎已从“资产阶级”的概念使用与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水准的判断,转移到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问题上来。所谓革命的性质,就是指革命的实质或本质内涵。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其原因有三:第一,革命党人的家庭阶级背景,或者思想上已经属于资产阶级;第二,革命者所要创立的民权政治,其母体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其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的反映;第三,辛亥革命实质上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但是,如果以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与其说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本文在此问题上再做探讨。

一、“驱除鞑虏”与国内民族革命

在三民主义纲领中,关于“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革命先行者们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就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简而言之,即“驱除鞑虏”——革命排满。辛亥革命的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清帝的退位宣告了清朝历史的终结。从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结果——满清政权的倒台来看,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大致完成了,辛亥革命无疑算是很成功的。但是,辛亥革命的这种成功以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争斗,其原因有二:其一,清政府已经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二,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斩断了知识精英和清政府的联系,即是斩断了皇权和知识精英的利益链条,使皇权失去了合法性。

不少学者为了突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价值与意义,总是强调:革命先行者提出的“反满”旗号,是革命者为争取占据国家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的支持,而提出的政治策略,只是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创建民国。但是根据史实资料记载的当事革命人的系列言论和社会现实情况来看,这种界定似乎值得商榷。早年的汪精卫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就曾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1}《民报》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朱执信针对梁启超误解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遗书中关于政治革命的见解,也强调说:“星台对于种族革命之观念,实为最后决心,一定不摇,以为目的,而非以手段。”{2}革命者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宣统退位,满洲政权倒塌,孙中山信守诺言,让袁世凯接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换届仪式当天,孙中山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及数万军士在明孝陵行祭告礼,祭告推翻清朝的“光复”之功。此举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反满”的重视,表明他们将其作为革命主要任务和目的之一。同时,我们是否对此举还可进一步理解为,是对破除清朝二百余年的文化钳制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发展渴望,是对中华文明再辉煌的渴求,并非是“光复”旧制的表露,历史的事件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才能对前人的思想正确把握。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并非只是手段,而是同时是目的的深层含义。

当时,日本是反清革命大本营,留学该国的中国学生中,尽管并非都将“种族观念” 与“反满”视为同义词,但在对“反满”民族主义的态度上却都如出一辙,表现出极有默契的共鸣。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即称:“盖受业痛恶该党,暗中略有布置,凡有举动,颇先知之。……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3}章太炎也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4} 满洲政权统治阶级内部,某些汉族官员的行动也能为当时国人的“反满”意识作佐证。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在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却匿藏着黄兴这样的“钦犯”。在那严查密访的节骨眼儿上,黄兴能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离不开龙家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不仅在情感上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出面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赵某就愤而辞职了。这些现象,不仅是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的写照,还是汉族人潜在的“反满”民族意识的体现。  

此类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就连为维持清朝统治辩解的梁启超,也并不能完全摆脱。他在笔战正酣时口吐真言:之所以反对种族革命,“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5}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只因他认定排满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反而会遭来内乱与列强干涉,导致“亡国”,才反对种族革命。{6}  

辛亥革命是在反封建制度、反清朝民族压迫的背景下,革命党人联合了所有反清力量,其中包括秘密会社(会党是明末以来的最大的反清力量,革命党人领袖基本都加入过秘密会社)、对清政府不满的汉族官员、反对满清统治的民族主义者等各方面力量,同时联合了所有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进步人士。因此,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带头的,多种政治力量参与的革命。

二、政治革命与民权政治的开端

借助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于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华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启。孙中山用左手托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的同时,也用右手托起了人的尊严。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辛亥革命还没有民主的基础,也没有民主的意思和宣传,与其说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不如说民主共和震撼了人心。辛亥革命只能说是少数资产阶级为先导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一系列民主革命的序幕。

民国政府成立后,紧接着从清帝退位、到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中华民国就是在这么一个不成熟的、还未有民主意识的中国拉开了序幕。但是,这台戏的主题是民权,所以,任何形式的“私了”都是没有结果的。南北议和中的最大赢家袁世凯,即便念念不忘想要专制独裁,也不得不遵循这个政治游戏的主题,在这个民权的政体之下做文章。《军政府宣言》中关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庄严号召,已逐渐内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理念与行动,作为新的传统去规范国人。{7}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无疑是一场不会发生任何奇迹的走钢丝秀,而也正是这场钢丝秀,将他自己摔得粉身碎骨。政治斗争的云雾,掩盖不了民主革命先行者们那筚路蓝缕的足迹,同样不会掩埋独裁阴谋家那失魂落魄的败笔。因此,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未有坚实政治和群众基础的一场革命,即使当时未能取得民权的完全成功,但是政体构建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是政党政治舞台上的“常态”现象,清末的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贪污腐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下,不成熟的新生民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必定举步维艰。《临时约法》里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面前是无力抗衡的,立法机关的权利远远大于行政机关,这失去了三权分立原则的精神核心,不利于政治对抗的合法化。民主政权内部本身就不稳定,各级掌权主体间的吵吵闹闹更成为家常便饭,这就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向往和平的人们开始对民主政体产生怀疑,情不自禁地表露出不满。凡此种种,其实都能从当年革命的历史背景中,为孙中山等人找到政治革命失败的合理解释。一句话,新生事物的存在是艰难的,我们应该体谅新生民主政体的早产厄运。但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存在的”,民主作为历史进步的体制不管经历多少磨难迟早是要实现的。

无论是武力反清,还是创建民国,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不太成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革命党人自己没有掌握军权,没有自己的部队。有人会说,既然反清任务能够完成,就说明客观条件较之于主观条件而言,相对成熟。但是,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构筑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其难度不异于在一块流沙地上奔跑。   

革命固然可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的作用。在革命的武装力量与民主素养均未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所发生的辛亥革命,尽管不曾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民权政治的舞台,对于一个专制传统土壤深厚、拒绝任何形式民主的国家来说,这种舞台的提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诚如带着同盟会的革命履历走向共产党的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所指出的:“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8}既然我国的民权政治几乎是从零点开始,那么政治革命本身就不存在什么失败,任何的尝试都是一种进步。至于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恰恰需要更多的建设者用劳动和智慧去证实和充实,而不是看客式地指手画脚。这是因为,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

总之,由国内民族革命所带动的政治革命固然没有取得十分可喜的成就,但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完成更多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推翻清朝和皇朝政治制度,这些有效的成就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

三、辛亥革命性质的再认定

以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我们应该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反映了多种政治力量的变革要求和中国存在的诸多矛盾。

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和火烧圆明园的破坏,《中日马关条约》的打击,清朝统治阶级的改革及社会新生力量的暴力行动等在满是疮痍的中华戏院里扎成一柄巨大的历史扫把,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不少障碍。20世纪最初的十年,既是孙中山艰苦卓绝地谋求反清的十年,也是清朝政府谋求“新政”的十年。在此期间,清政府采取了不少相关的措施,其结果确实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如果将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作为主要依据之一,那么,就需要对也在谋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命对象——清朝政府,做出一定的分析,如果说清朝政府还是一个完全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政府、绝对维护小农经济的“封建”政权,显然不妥,这个政权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力量,一切都在变化中。{9}显然,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政治经济危机,以及洋务运动以来的社会新变动,正在迫使清政府承认社会变革的必然。如果清政府能有这样的掌控能力和变革魄力,中国或许能够实现和平改良的变革进程。

我国史学界曾经非常注重革命思想主张或救国纲领的阶级性,这就使得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常常被忽略。且不论国内民族间的矛盾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制约很是显著,也不论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与思想意识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是否已分化得使人一眼就能明晰,单从当时的仁人志士的西学东渐观点来看,各派的阶级意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至少从曾、左、李引进“器物”,到康、梁等引进制度;从康、梁引进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等人引进民主立宪制,他们都是首先将引进之物作为救亡手段和工具来考虑的。与其关注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实效与阶级属性、阶级力量的变化关系,不如从认识论角度去探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过程是如何由浅入深的,探求中国人变革的举步维艰的历程所表现出的文化纠结。再则,从民主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向往“代议制共和国”的康德,这些西方思想先哲总是结合不同时期的经验性知识,从理论上研究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探究完善的社会政治体制。当然,有些主张超越了思想家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的限制,呈现政治制度与政治主张阶段性不相符的现象。这些基于人类命运与个人的学术认知,不是从羡慕统治者的财富与权力,不是看重某集团或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勇敢而独立地发表政治见解的行为,正是推进思想进步和政治革命的助推器,是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社会功用。孙中山选择民主立宪制,从而引发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而首先是从救国民于水火、寻求发展的角度来引进西方的新制度的。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还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稍后还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在批评孙中山的判断失误之余,也许还应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孙中山并不是代表着这个完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们更多的是反映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孙中山在对辛亥革命做总结时说,他之所以确定在“反满”成功之后选择民主立宪制,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以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人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亡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为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10}这三个理由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资产阶级或绅商或“市民等级”的参政等利益来考虑的。因此,我们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时,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寻找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因。  

至于辛亥革命在实际上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参与政权,也亟待推敲。部分研究成果表明,以同盟会骨干为主体的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8月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关于选举人的资格规定,恰恰不利于广大资本家参与新生的民国政权。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地被认同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辛亥革命应是一场国内民族与政治民主革命,客观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变革要求,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多种政治力量的变革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先声,是近代中国历史性巨变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2、《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4、《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1} 《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9页。

{2} 《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7页。

{3}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4} 《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5}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6}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7}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4页。

{8} 《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9}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93页。

{10} 《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责任编辑:谢建平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