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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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贵州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试述贵州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作者:安尊华 阅读量:35 点赞:0

一、辛亥革命前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古为“西南夷”中的“南夷”,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自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始,在相继经历汉代郡国并治、唐宋时期羁縻州与藩国并存、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流并治等政治举措之后,贵州民族地区先后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社会。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先民与汉民族一道推动着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元、明、清三代较之以前历代王朝对贵州的开发是空前、持续的。特别是明代建省推行卫所屯田制以来,随着卫所屯田制的广泛实施,大批汉族人口进入贵州,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这不仅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移入,贵州的民族成份构成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到清代后期才形成“汉多夷少”、“夷汉杂居”的局面。就全省范围来讲,汉族人口虽已超过少数民族人口,然清代的汉民仍主要集中分布于城镇、交通沿线地带,尤以黔北、黔中居多。黔东南、黔南、归化厅(紫云县)、长寨厅(今长顺、广顺县)、郎岱厅(六枝特区)、罗斛厅(罗甸县)及永丰州所属册亨、望谟等地,依然是“夷多汉少”,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大农村。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贵州八十二县,苗夷普及六十县,据余遍查全贵苗夷区域所及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约有四百多万人”①。贵州可谓“苗夷民族集中的大本营”。从明代开始,贵州虽然逐步废除土司制设流官管理,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达到高潮。但改土归流具有不彻底性,到清末除大中土司基本被废除外,还有长官司54个及土弁、土目144个。土司制度下民族地区形成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封闭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鸦片战争后,一方面,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基本上无力经营少数民族地区,对各民族起义采取残酷镇压,贵州民族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逐步进入贵州,引起了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一些变化。首先,贵州逐步成为全国鸦片烟毒的重要产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毒害。大量种植鸦片的结果,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农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阻滞、破坏。“只有五六千人口的三穗县城就有‘售烟馆’24家。仅有400余户的黄平县重安镇竟有大烟馆8家,吸食大烟用的烟枪每户达1支以上”{2}。其次,洋纱、洋布的输入冲击了少数民族的家庭手工制作的土纱、土布的商品交换。鸦片战争之后,贵州的经济社会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局部的,发展很不平衡。“贵阳、遵义、安顺、兴义等地的变化较大,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仍然处于封闭状态,自然经济的基础未从根本上动摇”{3}。

由于贵州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交通闭塞、社会封闭半封闭状态,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到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则是全国18个省区中较为贫穷的一个。

二、辛亥革命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社会基础

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因巨额赔款及鸦片泛滥而造成的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为缓解这一困境,清廷对全国人民实行了最为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由于处于特殊的社会状况下,除受清朝政府、地方官吏的盘剥外,还受土司的剥削,承担的赋税地租更加繁重。“开州刘、杨两姓土司即得用田赋征收从中牟利。杨姓土司应征白银320两上缴,折合粮食160石。实际上征收粮食508石,多征和中饱了348石;刘姓土司应征银29.9两,折合粮食15石,实际征收108石,多征和贪污了93石”{4}。1907年黎平潘老寨的侗族歌手解鸿犹在其所编的《嘎辛亥》中唱道:“国政无主天下乱,百姓度日苦难当。六月无雨闹干旱,牛羊瘟融死丢河滩。”侗歌《辛亥革命歌》中“年景动乱百姓遭的这般苦,长夜茫茫何时才能见太阳”等无不反映了当时贵州少数民族所遭受的沉重灾难,以及对生存与命运的担忧{5}。

为反对封建剥削、压迫,从咸丰四年(1854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贵州爆发了全省范围内的汉、苗、布依、侗、水、彝、仡佬、回族各族农民大起义。由数十支各族农民组成的咸同大起义,历时二十年,扫荡全省七分之六的地区。在贵州历史上,咸同各族农民大起义参加民族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活动的范围最广,在全国的影响最大。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势力在贵州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觉醒,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向贵州的不断深入,外国教会势力在贵州得到不断加强,教堂遍及乡野,仅在绥阳县,区以下的一个场就建有四座教堂。外国教会、传教士、不法教徒,强占民舍,随意圈地,私设公堂,凌辱百姓。而各级地方官员,慑于外国教会势力,在处理诉讼事件时,往往偏向教民。在征收赋税时,只敢向非教民的百姓催收。外国教会势力活动猖獗,更加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从1901年至1906年,贵州掀起了以务川、仁怀、桐梓、贵定、都匀等各族人民以反洋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就其性质而言,各族人民成了反教斗争的主力军。随着“斗争规模逐步扩大,由只反对教会上升到既反教会又反官府,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6}。1902年至1904年间,广西会党一度打过南盘江,得到黔西南、黔南当地苗、侗、布依等族人民的积极响应{7}。广西会党起义军入黔时人数不多,但贵州各族人民踊跃参加,“众至万余”。1905年,为反抗地方当局推行“新政”而增加捐税的剥削勒索,黔南爆发了以苗族为主体,各族民众参加的抗捐斗争。这次斗争波及都匀、贵定、独山、都江(三都)、定番(惠水)、麻哈(麻江)以至广西南丹等地,时间一直延续到1907年。安顺扁担山布依族人民因当地政府以推行“新政”需“禁烟、铲烟”为名惨遭滥杀,于是联系“广西游勇、湘省难民来相会合,号称数万众”,多次打败清军的“进剿”,使“安顺全境摇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次斗争一直支持到辛亥革命爆发。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民都面临着被奴役的厄运,反帝反封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在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下,贵州少数民族反帝反封斗争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反帝反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以武装起义为革命特点,以反帝反封为性质、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辛亥革命在贵州迅速取得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贵州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1、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导致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救国于危难之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勃然兴起。维新变法虽仅维持百余日(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便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失败,但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却起到了开启民智和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此后“新学”在全国普遍兴起,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快速发展,便是维新变法运动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成果之一。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贵州共兴办了各类学堂800余所,仅1905年一年,通过官方和自费留学的学生即达151名。到辛亥革命前夕,为了适应新教育的发展,贵州“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都匀、镇远、独山、天柱、荔波、施秉、兴义、毕节、古州(今榕江)、丹江(今雷山)、八寨厅(今丹寨)、麻哈(今麻江)及青江(今剑河)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了师范传习所或师范速成班,培养新学师资”{8}。新式学堂的开办和留学的出现,造就了清未时期的贵州第一代挣脱封建儒学束缚并吸取西方民主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建立科学会、日本东京同盟会贵州分会、历史研究会、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资产阶级团体,利用报刊书籍等途径传播爱国救亡的革命思想。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贵州知识分子由维新改革走向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最终积极投身到辛亥革命中。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武昌起义中的领导骨干。

苗族知识分子王宪章,原名王应贤,贵州安龙普坪水井塘人。1904年考入兴义府新制中学。在革命新思想影响下,1905年赴省城贵阳新军营当兵。数月后,改入贵阳警察学堂。其间,加入由张铭、平刚等组织的以“一修学、二革命”为宗旨的贵州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会,并成其为骨干。1907年,科学会成员密谋起义,事泄后,为避清政府的抓捕,其骨干四散。王宪章出走武昌,投入湖北常备军第一镇工程第一营当兵,与同营几名士兵组成名为“将校研究团”的反清革命团体,王为团长。1911年3月,将校团并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王宪章被推为文学社副社长。自此,王宪章成为武汉地区革命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筹划武昌起义时蒋翊武为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总指挥。10月9日,因参谋长孙武在汉口赶配炸药爆炸,清官方进行大搜捕,王宪章临时避难汉口,未赶上辛亥革命于武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王宪章与文学社阳夏支部长胡玉珍指挥汉阳起义,并取得胜利。

土家族知分子席正铭,贵州省印江县人,贵州陆军小学第二期学员。1908年,以其为首,联络志向相同的几名学生,创立“历史研究会”,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尤其是席正铭简直是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在贵州众多资产阶级团体中,除“科学会”外,该团体为唯一一贯坚持革命主张的革命派。1910年初,席正铭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成为该校革命学生中贵州代表,并先后加入“振武学社”、“共进会”、“同盟会”革命组织。并将其联络的100多名同学介绍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较大的贡献”{9}。武昌首义时,为总联络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军务部参议,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彝族知识分子安健,贵州安顺府郎岱厅人。曾加入清末民初贵州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团体——自治学社。后东渡日本,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最早的少数民族会员之一。多次参加孙中山亲自策动和组织的武装起义,并常到云南、贵州等民族省份开展革命活动。即便在日本时,也以“通信方法,灌输革命想思”{10}。1911年夏,安健曾函告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等,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将发难于长江,速做准备”。张百麟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安健报告于同盟总部,请向孙中山先生转陈:“革命力量仍冒死奋斗,积极发动起义以响应武昌。”{11}安健积极协助孙中山对贵州革命活动的指导工作,无疑对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侗族举人龙昭灵,锦屏县茅坪镇阳溪村人。1908年参加贵州自治学社后,随即创立天柱自治分会,鼓吹革命。同年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后被委任为自治学社组织的五路巡防营“东路指挥兼下游标统,统率平越(今福泉县)、镇远、石阡、思南、思州、黎平、都匀等府的乡兵训练工作,并在家乡开办兵工厂,造枪炮武装乡兵。辛亥(1911年)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贵州自治党人公推昭灵为代表去湘鄂联络。抵鄂后,领取新枪三千支,取道长沙,运至镇远,创立国民军。因其事迹卓著,获嘉禾勋章奖励”{12}。

2、少数民族民众为取得辛亥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

1911年11月4日,为响应武昌起义,贵州爆发了以自治学社为核心,联合宪政预备会、新军、陆军小学学生及哥老会成员,以武装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并于同年6日建立了大汉军政府。在贵州辛亥革命斗争中,哥老会实为主要的武装力量。哥老会是由清嘉庆初年随着清军的调动,由四川、湖南传入贵州的民间秘密反清排满组织。由于哥老会是代表社会下层利益的帮会,贵州各地少数民族多有参与。“无论大邑通都,穷乡僻壤,糜不有若辈踪迹”,“大自省垣,小而乡邑,莫不公口林立”。如兴仁县哥老会“光(绪)宣(统)之际漫延及穷乡,几于无村无寨无之。”{13}清末之时,哥老会已为贵州重要之社会势力,因而也就成为贵州资产阶级团体走向以武装反清革命道路过程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对于哥老会的争取,尤以“历史研究会”、“自治学社”最为凸显。所采取的途径,或争取哥老会成员成为会员;或自己设立堂口,成为哥老会组织者及成员。

1906年,贵州成功编练新军,计一标1953人,其“兵员注重土著”,不少新军士兵为少数民族。贵州新军除下级军官多来自湖北新军外,大部分普通士兵包括班长在内百分之九十是哥老会成员。为了争取新军,成立于1908年,以土家族知识分子席正铭为首的“历史研究会”建立了“皇汉公”堂口,加强与新军中哥老会的联系。即便席正铭、刘莘园等毕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后,“历史研究会”的负责人仍然未改其宗,将其改名为“汇英公”,继续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

1907年10月,自治学社成立后,分别于全省各府厅州县设立50余个分社,其中近20个分社由哥老会成员担任负责人。各分社工作“大部分是由有关的哥老会成员的社员去进行的,并且多以当地哥老会成员为主要对象” {14}。自治学社不少县的骨干分子,既是哥老会成员,又是少数民族代表。如大定(今大方)分社的骨干陈永锡为彝族,镇远分社的骨干潘德明为苗族。“贞丰州除城内有少数汉人外,一出城完全是少数民族”。1905年原“仁学会”成员胡刚等人在“兴中会”派到贵州来发展组织的黄市诚指导下建立了实为贞丰地方性革命组织,名为哥老会的“同济公”。“同济公”的骨干“贞丰的梁士荃(明清)、王履端是布依族;姜瑞熊(辑五)、姜孟熊、姜应熊(伯群)是苗族”{15}。“同济公”绝大多数成员后来参加了自治学社,在该社首创成员中约占三分之一。这批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和黔西南区的革命骨干{16}。各地哥老会成员大批加入自治学社,甚至有的分社社员全为哥老会成员。哥老会成员成为自治学社的基本群众,促使自治学社力量日益壮大。自治学社成立不到一年,“已有正式党员十四万八千余人”,最多时达到十万之众,其中不少为少数民族。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的“责任内阁”,实为集权于皇室的“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贵州自治学社领导人最终抛弃了立宪改良的幻想,开始接受同盟会方略,明确从立宪团体转向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立场。随即“计划组织哥老会弟兄成为自治学社的革命武装力量”,并通过由自治学社掌控的咨议局提出以各地哥老会实际掌握的训练乡兵方案。同年6月,自治学社于黔北、安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黔东南、黔南、盘江等地,组建以哥老会成员为主的两千多人的多民族武装队伍——东、南、西、北、中五路巡防营。与此同时,自治学社还通过哥老会加强与新军、陆军小学学生的联系,以加强革命武装力量。

同盟会元老平刚曰:“在清未光复之前,由张百麟、黄弗卿、陈兰生三人,分函各县调集哥老会分子来省。反正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达省垣,故纵使新军不发难于先,而革命亦在所必行。”由此可见,除新军外,有不少少数民族民众参加的哥老会成为贵州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

“1911年上半年,自治学社派出成员,分赴黔北、安顺和少数民族居中信的黔西北、黔南、盘江等地,发动汉、苗、布依、彝族、回各族群众,组织革命力量。6月,组成两千多人的多民族武装队伍,集结于贵阳附近,‘静待命令,相机发难’”{17}。贵州少数民族民众除了于11月4日直接参与贵阳辛亥起义外,贵州赤水厅各地以各民族人民参加的哥老会组织为主体,于贵州辛亥革命前夕,相继建立“同志会”声援和支持四川保路运动。致使贵州巡抚沈瑜庆急调新军第一营前往仁怀厅、赤水厅、长寨厅等地以防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贵阳光复的压力,间接支持了贵州辛亥革命。贵州松桃苗、土家、汉、侗族人民还组织2千多人的“光复军”,参加1911年10月28日袭取湖南凤凰厅城的战斗,对凤凰厅的光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贵阳光复后建立了大汉军政府,随之贵州全省各府厅州县纷纷起义响应,少数民族积极投入到贵州全省辛亥革命斗争中。如,同年11月4日,为响应贵阳光复,黎平府人自治学社成员周伯良、张德馨召集起黎平寨、黎平所、中朝、洪州等侗汉民众1000余人,攻打黎平府。张、周二人先后被杀。后在贵州军政府管带艾树池率一营的兵力的援助下,黎平宣布独立。11月8日,在自治学社骨干彝族知识分子黄济舟的领导下,大定府(大方县)苗、彝、汉等各族人民1000多人,参加大定府光复活动,并取得胜利,建立大定军政分府;在清江厅(剑河县)光复过程中,民军的革命行动除了得到厅境西部苗族群众的积极响应外,清水江北岸的苗族首领潘笑山还率部与民军一起,打下了柳雾、南嘉。11月13日清江厅光复,并建立军政分府。在贵州各族人民的斗争下,贵州全境先后成立军分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3、少数民族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贡献

全国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政权很快被代表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利益的袁世凯篡夺,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贵州辛亥革命受全国形势的影响,未能摆脱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的目的仅限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却没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加之大汉军政府内部自治党与立宪派之间只为权利而争,不为主义而战。导致了1912年2月2日,立宪派与刘显世等为代表的地方保守势力相勾结,发动“二·二”兵变,自治学社领导人、五路巡防营总统黄泽霖被杀,自治学社领袖、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出逃。为彻底消灭自治党力量,宪政党人乞求北伐滇军唐继尧部“移师入黔,代清匪乱”。3月初,滇军入黔,唐继尧出任军政府都督,对贵州自治学社骨干成员、新军将士、帮会成员进行大屠杀,革命的贵州军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被颠覆。随之贵州各地宣布独立的军政府也先后被颠覆,革命胜利的成果很快被扼杀。其间,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贵州少数民族民众及其代表人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2年2月3日,安健与自治党人钟山玉、刘荣勋三人准备途经云南回贵州,而抵昆明。得知宪政党人已乞请蔡锷派唐继尧率滇军赴黔,“就便铲除张、黄党”等信息。于是,他们三人便在昆明“连日上书、登报、发函、奔走各界,冒死挽救”。直至2月10日,在获得云南军政府关于蔡锷已命令唐继尧所率滇军改道入川的正式答复后,三人才动身离开昆明返黔{18}。后唐继尧为己之野心,借北伐之势,带滇军捍然入黔,并自任贵州都督,杀戮成性。安健借助贵州通讯处刊印《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与宪政党血腥暴行。“旅鄂全黔维持会会长王宪章,湖北第二镇统制也。时举滇冠暴行,聒于元洪”。贵州锦屏苗族吴慕尧“回黔中见刘(显世)等辈所为非义,乃大相讥评,因而致罪离筑,再走京津,联络黔省志士以除强暴”{19}。贵州军政府立法院院长周恭寿与副院长毕节彝族余达父为首的议员,站在用政治和法津手段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斗争前列,对唐继尧自任贵州都督一职进行抗议,认为其任该职未经省立法院承认,实为非法。并对唐继尧等“以私人名义串借外债、认销滇盐事,将声罪致讨”。后唐继尧将周、余以及自治学社的议员一并除名。

掌控贵阳后,唐继尧以贵州辛亥革命后“蛮夷大长,窃号自娱”为借口,大肆对贞丰、关岭、安顺、郎岱、威宁、水城等地少数民族进行屠杀。威水少数民族在彝族安三妹、安桂林姑侄二人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安桂林牺牲后,安三妹“号召党徒,迭次押城,声言报复。兵团莫敌,伤毙多兵”。经过二十天大小十余战,安三妹战败被杀。对此,唐等认为是受安健革命思想影响所为,与革命党有关联。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援鄂黔军为陆军八十三、八十四两个团,席正铭为八十三团团长。贵州巨变,“管带陈开钊率两营,艾树池率一营逃入湘境加入席正铭部”。“黔军拥席正铭为司令官,誓师回黔”{20}。十月,席正铭、陈开钊、田荆椿等率兵打回贵州,以夺回革命之政权。至铜仁,得到松桃江口少数民族2万多人的积极支持。“少数民族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是攻城的主力”。黔军败后,“何麟书、刘法坤、黄毓成等迁怒居民容留席正铭所率黔军,将城外民房付之一炬,于乡民之售给席军刍粮者捕杀无遗。”{21}为夺回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贵州少数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贵州特有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了贵州辛亥革命必定是一场多民族的革命。在这场继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以来贵州历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运动中,贵州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不仅起着宣传、组织、发动的作用,而且直接站在辛亥革命斗争的最前沿;贵州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不但间接而且直接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中来。在贵州辛亥革命的进程中,无论是在革命前的准备,还是在夺取革命胜利、捍卫革命成果中,贵州少数民族民众及其代表人物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冯祖贻、顾大全著:《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4. 李全中著:《西南少数民族爱国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范同寿主编:《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版。

6. 刘毅翔编著;《贵州辛亥人物传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 陈国均;《贵州苗夷社会概况》《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 石玉新、徐俊元、李秉新:《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3} 唐玉芳:《贵州当代发展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4} 程昭星:《辛亥革命前贵州社会的变化及少数民族的觉醒》,《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5期。

{5} 曾祥明:《辛亥革命时期黎平的社会氛围》《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版。

{6}{17} 李全中著:《西南少数民族爱国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90页。

{7} 林建曾:《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共识的形成、变化》《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版。

{8} 张羽琼:《清末教育改革与贵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版。

{9} 陈国安:《试论土家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10}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1}{13}{15} 参见姜钟彝《贵州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2期。

{12} 吴恩荣:《清末民初的苗侗英杰》,《文史天地》2002年8期。

{14} 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3》中华书局 1962年版

{16} 参见杜厚权《论辛亥革命前黔西南地区思想文化教育的转变及作用》《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版。

{18} 参见刘毅翔编著《贵州辛亥人物传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9} 吴恩荣:《清末民初的苗侗英杰》,《文史天地》2002年8期。

{20}{21} 姜钟彝:《贵州少数民族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斗争》,《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2期。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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