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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学社转变前思想主张探析

自治学社转变前思想主张探析

作者:张云峰 阅读量:48 点赞:0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朝野内外要求清政府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后虽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但或成效甚微或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失败。八国联军侵华,晚清政府最终不得不走向变革之路,实行清末新政。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战胜专制大国沙俄,其原因实际上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这对清政府的震动极大,朝廷内部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代表中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派,开始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必要性,欲效仿日本走君主立宪制。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民众的民主素养不高,人治传统浓厚,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而合理的监督,民众对政治的态度冷漠,缺乏参与性。作为一直积极主张推行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南书房翰林吴士鉴率先上奏朝廷,提议仿照东西方良法,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以达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主权伸而民气和,举国一心,以日进于富强”的目的{1}。

  地处西南的贵州,在探寻救亡图存的征途上一直紧紧步随全国的步伐,在晚清预备立宪中贵州自治学社是贵州预备立宪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以往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自治学社一开始就是革命派团体,这是明显错误,与史实不相符合的。起初,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都属于立宪团体,其区别仅在宪政预备会为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自治学社为中小资产阶级和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组织。自治学社创办《自知学社杂志》(以下简称《杂志》),是研究贵州预备立宪时期自治学社思想主张的重要史料。据冯祖贻先生考证,《杂志》创办于1907年10月{2},创办之初没有社长,“社长及各职员尚未举定,暂举张君鸿藻、张君百麟以为暂时理事,担任编辑各事”{3}。自治学社成立之际的性质,从《杂志》刊发《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预约》中可以看出,自治学社创办“以助成立宪为宗旨”。《杂志》虽仅出三期,但是以支持立宪为目的,主要内容涉及时评、自治学社的章程、自治学社社员规则、社员姓名、介绍西方国家自治和宣传法律知识。自治学社发起者以“自治为现今救国之急务,言论与事实必一直并行”,宗旨以“助成立宪”,经济上“取协力主义”,规则上取“严制主义”,方法上“平和公慎,不害治安为求达目的”。{4}《杂志》创办主要目的在于反对革命,拥护清政府的立宪,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民族危机,警示民众,增强危机意识;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宣传法治思想。本文试以《杂志》为据,对自治学社的思想主张进行探析,以进一步加深贵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自治学社支持清政府的立宪,反对革命派的暴力革命,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培育民众。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长期在落后制度的框架里面固步自封,对内拒绝改革派的改革和镇压革命派,对外长期遭受列强凌辱。随着国权不断丧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朝廷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主张推到建设,直接推翻清政府。庚子之变后,痛定思痛的清政府决定实行“清末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新政改革上谕,{5}这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也是晚清政府对庚子政局的回应的结果。“新政”实施以来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特别是1905年上谕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以来,各阶层态度反映不一。自治学社将民众态度分为几类,其对于中国国家之现象“约有二种”,“—曰已开明之最少数人。其中又分二派”,—曰暴动派,即为革命派,“其主旨不望朝政之改良,惟坐视朝政之腐败。以期进行其暴动之方法,此革命排满家之谬见也”。贵州自治学社反对革命派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认为革命的结果将加速中国的灭亡,“中国最要之问题,乃国命死生之问题,非国体改变之问题也。幸而国无暴动,则国内协和。尚可以悄缓中国之亡;不幸而竞起暴动,则国内分裂,适足以速中国之亡而已”。二曰渐进派,即为立宪派,其对待时局“惟有待时观变,以求尺寸之进取,渐达爱国之目的。故其行为,大有缓步徐行之状”,立宪派主张立宪,但是对于清政府的立宪所为采取观望的态度。“二曰开明之最多数人。其中又分为二派”。一曰漠视派,“此派意在为我,只知自谋。虽明知国家之危急,而视之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淡然无所动心。岂知国衰则民奴,国弱则民辱,国家之关系于国民,不啻形体”,此派系大地主,冷漠麻木,无视国家何去何从。一曰无识派,“此派半皆醉生梦死,不知时事之人”,{6}此派多系无智识的百姓。针对这些观点,贵州自治学社从平和稳健的立场出发,对清政府寄予很大希望,予以大力支持,期望立宪改革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针对革命派对清政府立宪改革的批评,《杂志》认为,“一国一心,同仇同德,何惧内忧外患”,而革命派对清政府失去信任,对任何改革持否定和讥讽的态度,“国家有所举行,往往任意讥评放言高论,既不知朝廷之苦衷。亦不察官长之本意,凡因革损益,咸怀一腹非之见,而不思遵行,此我中国所以酿成一上下离异、危在旦夕之时局也”,只有开诚布公,民众“明悉国政”,官长“行政之意”,都不难“细察而知”,“庶不至妄听邪说,各怀私见”。民众熟悉国政,彼此知道相互的行动,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形成国家发展之路上的合力,才能够摆脱弱小受欺凌的境地。而中国的民众素质参差不齐,“无知识者困于欲情,有知识者囿于乱暴。无知识者仅知保守,不知保守中之改革;有知识者仅知破坏,不知破坏中之建设”。{7}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很早,但是发展缓慢力量弱小,民主观念的氛围和土壤异常薄弱。自治学社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推行必须落实在民众的身上,推行立宪最好的办法只有对民众进行民主政治启蒙,使其具备现代国民的意识,中国的民主政治才会取得取得进步,国家才会摆脱列强的欺凌,“惟是国民者,国家之元素也!世未有国民无自治精神,而其国为立宪国者;亦未有国民能自治,而其国非立宪国者。”

  自治学社揭露列强对华侵略,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实行灵活的外交。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任意宰割,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贵州处于内陆,不临边也不临海,所以民众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危害的认识相对要缓慢一些。随着国土不断沦陷和国权不断丧失,资产阶级中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情绪高涨,纷纷主张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自治学社对国权丧失痛心疾首,学社成立开会之际,先由李小谷奏“风琴,歌开会词,伤亡国恨谱”,参加会议的人“声最悲惨”{8}。日俄战争,日本取得独霸中国东北的特权,密谋进一步与西方列强勾结瓜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以后相继传出“日俄协约”、“日法协约”,涉及瓜分蒙古、福建、云南。贵州有媒体指出瓜分的后果将带来极大的危害,{9}但是这样让人扼腕痛苦的消息仅在少数人中传播,多数民众的麻木很可怕,“惟吾国人对于此‘瓜分警告’之态度,有令人不忍观察,不忍传述者。他省吾不及知,吾不敢言。吾居留贵州,吾仅之‘瓜分警告’布后,贵州多数人对于此问题,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将信将疑也者,此诚出乎吾人意外,不能不引力大忧大惧者也”。贵州处于大山之中,“多数人不闻中原事本不足怪。云南邻近贵州,且为贵州之保障,其利害贵州人当共受之,亦必易闻之。今者,云南有危在旦夕之势。吾意贵州人对于云南当有如何之态度,对于自身亦有如何之态度。而奈何平民社会之醉生梦死者,尤居最大多数。”{10}自治学社人士认为抵抗侵略者的最有效方式是启迪明智,让中国民众认识到列强侵略的危害,主动参与抵抗列强侵略为最佳办法。《杂志》认为如果不抵抗列强的侵略,任由其蚕食,那么,“贵州山国”也将不保,“贵州矿产为全省人天然无穷之大利,外人垂涎久矣,迫矣。当道者极力设法以拒之,热心爱国者极力设法以争之”。《杂志》“不惮繁琐”,一一列举列强瓜分的方式,“受瓜分者尚见瓜分之痕迹”的“虎狼的瓜分”方式,“受瓜分者不见瓜分之影响,而暗中已实行瓜分”为“狐狸的瓜分”方式。甲午战争前列强对中国半用“狐狸的瓜分”。甲午战后,中国国势衰微,列强用“虎狼的瓜分”。面对列强不断入侵,“吾多数人犹依然梦梦昏昏,不知不觉”,作者列举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亡国的事实,希望对国人有所警示。面对列强入侵,应该正视现实,一改过去盲目排外粗暴外交,实行灵活的外交方式与列强周旋,忌走过去野蛮的盲目排外,“庚子拳祸以后,元气大伤,迄今犹被其余毒”,“野蛮排外之举动,固今日力力不可发生”。大力宣传列强侵略,唤醒沉睡的民众,“惟在揭列强瓜分之机谋,动国人瓜分之感念,俾人人有瓜分之恐惧,时时有瓜分之提防。如居漏舟,自求振[拯]救;如坐火民,自求安全”{11}。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对外。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方式上,采取以牙还牙,如果“列强用虎狼行为,则我以虎狼手段对付之”,如果“列强用狐狸行为,则我以狐狸手段对付之”。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相对晚清政府传统僵化的外交来说已经显得灵活多变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是抵抗列强的有效方式,“十三行省为一团,集四万万人人为一体,连气成云,挥汗成雨。投鞭足以填海,把锄足以移山,”{12}《杂志》以越南和波兰亡国为例,告诫国民:“人人有亡国的恐惧,人人有亡国的防备,人人自勉自强,保全了中国,不至亡国。”{13}《杂志》还刊发对西江警察权、苏杭甬铁路借款、滇越铁路的时评,点出贵州云南唇齿相依,“云南近障黔蜀,远蔽湘粤,云南之危亡,不仅云南遭其毒害,黔蜀湘粤亦将次第受其影响。滇越铁路不日将成,则云南等于越南南徼之险。法人将与我黔蜀湘粤人共之、削我手足,将及腹心。伐我枝叶,必及根本。我黔蜀人必先有以应云南人之呼号。我中国全国人亦必继有以内云南人之呼号也。”{14}此外,《杂志》还很有远见地指出日本有吞并中国的野心,日俄战争后,日本设置关东大都督,“不啻以南满为其领土。复驱其国之资本家,经营满洲之新富源,浸假及于蒙古。而欲与俄结共分之约,阻新法铁路之建筑,而垄断其利益。且以目无中国之眼孔,并吞间岛”,企图独吞中国,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以实现其“自命为太平洋主人翁之绝大希望,乃可与白人争世界之牛耳也”,{15}后来日本对华的侵略印证了自治学社的准确预见性。而对付日本的办法,作者寄望于与美国联合和实行贸易抵制。

  自治学社推行地方自治,加强国民个人道德的培养。地方自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这一制度是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志之一也被引进了中国。在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大力提倡地方自治,不仅可以提高民众的教育和政治素养,而且可以扩大地方绅士的权力,从而使传统君权削弱,以便扩大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地方自治是推行立宪的基础,而提高国民的素质是实现地方自治的有效途径。“国家者,由众人集合而成者也。个人能自治,于国家无补也;少数人能自治,于国家无补也;必也多数人能自治,且能发生国家思想政治能力”。{16}地方自治主要功能在于“养人民之政治思想,炼人民之政治能力,以为立宪之准备”。地方自治作为伸民权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受到主张立宪的自治学社推崇。自治学社拟“组织社团,共求学理”,创办《自治学社杂志》研究西方国家自治情况,走“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的道路,《杂志》对自治“学理皆当次第研究”,同时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最终达到“人人有道德意识,养成良善品行,造就完全人格”。《杂志》认为实现地方自治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立宪国民资格者占大多数,欲使国民有新智识道德和法律思想,有完全自治的见解,可收地方自治之效。在个人自治、地方自治达成之后,国家将由专制转为立宪,立宪之国将完全独立于世界之中,国家自治即完成。自治学社还提出,欲达自治,需要铸炼国民人格,需要培养国民道德,需要责任心。而道德心是自治的基础,国民之责任是“救国自治之惟一无二之大前提。而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即本之以发生者也”。{17}自治的含义为:“知某事为适于正义公益之法律行为,则行为之自治之义也,知某事为不适于正义公益之非法律行为,则不行为之,亦自治之义也。”{18}每个个体素养的提高必然推动民众整体素养的提高,“国民者,组成国家之元素也。自治云者,又铸炼国民之方术也。世未有国民不自治,而能强国保种者;亦未有国民能自治,而亡国奴种者”。只有“养成人格的国民,使多数人有国家思想、政治能力,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国民自治素养形成,将使得国家政治顺利发展,“政府而实行立宪耶,吾人赞襄之、协助之可也;政府而无意立宪耶,吾人启发之,请祷之可也。有立宪国民之精神,即有立宪国民之价值,之幸福。其感召殆捷于影响,则国民自治主义之进行,足以缩短中国立宪之时期”{19}。在内忧外患之际,实现国家的富强是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因内忧外患之交迫,国家将由专制进于立宪,最大之责任将望诸国民之自身。缩短立宪之期限,使国家强而存也,是在吾国民;延缓国家立宪之期限,使国家弱而亡也,亦在吾国民。则吾预备立宪时代之国民,应有若何之智识之道德,始能胜任而快愉”。{20}“智识者行为之引导也;道德者行为之模范也。合智识道德而为精神,又产出国民之元素也。”而贵州自治学社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将自治的基础放在了国民个人道德的培养上,认为自治应先从个人自治开始,从培养个人的新道德智识和法律思想开始,培育国民的自治精神是立宪救国“根本上之计划”,“国民自治为预备立宪时代之必要”。具体做法为:“铸炼个人人格,修养地方团体人格,助成国家人格”,“凡个人应有之智识、道德,皆入其范围”,即地方自治这个制度是以培养国民新道德、新思想为基础的。

  自治学社精选法学通论编译为白话,在民众中大力传播法治思想。20世纪初年,为改变落后挨打的国运,很多留学生东渡日本和远涉欧美,寻求救国良策,许多留学生首选法律和经济。“自预备立宪之诏下,而学法政、学法政之声,乃洋溢于国内,风起泉涌,极一时之感留学生之联袂东游,习法制经济者,尤膨胀至数千人之多,可谓大观也已。虽然有所虑者,则以法律之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不善为学也”{21}。在推行民主政治过程中,国民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可以加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而其中国民熟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尤为重要,“国民之能自治者,生存于法律,活动于法律。竞争发达于法律。有义务即有权利,不为仆婢之义务。有权利必有义务,不望盗贼之权利”{22}。学习法律的目的:首先民众“养成其有法律之人格及政治之能力,而为立宪之预备,使知夫权利、义务之为何物,立宪国民之资格既具备,而后国家乃可臻于完全独立之地位”{23};二是更好履行权力和义务,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需要;“国家社会为个人之集合体,法律一方面维持国家社会,一方面即保护个人”{24}。为普及法律思想,《杂志》“精选法学通论佳本,编成白话”,{25}介绍相关法律的知识、法律分类、法律渊源。由于中国法律的欠缺,“乃不得不研究外国之法律,以补其缺”{26}。我国原有法律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的社会是完全不适应的,缺乏对权利观念的逻辑规定和论证。加之既有法律以家族和社会为本位,忽视个体的价值地位,因此我国法律对民权采取否定甚或摧残、扼杀的基本态势。《杂志》告诫法政学堂学院必须遵守劝三戒三:国民不知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没有生长的环境,官吏地主行动不受约束,无法无天,专制残暴;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就是能够行使权利和义务,法律为其实践的有力的保证;中国既有的法律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完善;法律是维护国家和个人的有力保障,学习法律者应维护法律尊严;学习法律者必须秉公办事,具有高尚的职业操守;中国的法律落后,应该借鉴西方法律,消化吸收。{27}自治学社寄望于清政府走立宪道路,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上来,而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众来说,统治者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把民众从压迫下解救到法制的轨道上来,让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受到法律的约束,是个相当艰巨的工程,而《杂志》大力编译宣传西方法制,其目的就是为在民众中传播法制思想,为清政府立宪做准备。

  自治学社是贵州最早的立宪团体之一,其把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望于晚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其思想主张在《杂志》中很鲜明,反对暴力革命,赞成和支持晚清预备立宪改革。为唤起民众的支持,自治学社大力宣扬民族主义,把国家面临的危险不断对民众宣传以唤醒国民的危机意识。主张地方自治,不断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欲培养新的国民,大力传播西方法治思想,对贵州民众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立宪政治启蒙,自治学社的思想主张是中国近代史爱国进步思潮的组成部分。而自治学社的社员虽然接受过维新思想的熏陶,受列强侵略刺激和清政府的立宪而萌发了新智识,接受了模糊的民权思想,但是对西方政治学说还处于粗知皮毛的阶段,其思想理论不成系统,没有形成体系,显得杂乱、零散。反映了自治学社整体思想水平不高和本身的零散和肤浅。由于贵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新思想的传入受地理位置的阻碍,即使传入也是在教民中传播,影响有限,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人士都是走出大山后获得。因此,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在贵州民众中影响几乎微乎其微。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断兴起留学救国的浪潮,走出贵州大山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政治。由于浓厚的传统教育背景、现代学术基础较薄弱和救国心切,使得自治学社把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望于清政府,忽视了当时中国内部尖锐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清政府已经丧失改革的最佳良机。在宣布立宪后清政府倒行逆施,违历史潮流而行的做法与立宪派最初的厚望和为实现立宪而积极奔走形成鲜明对比,最终清政府把自己坚定的支持者——立宪派推向革命阵营,革命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自治学社在立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假立宪”本质,开始由立宪向革命转变,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为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1—714页。

{2} 参见冯祖贻《关于<自治学社>杂志》,《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

{3}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4页。

{4}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2页。

{6}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

{7}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7页。

{8}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7页。

{9} 《瓜分警告》,《黔报》1907年9月16日。

{10}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11}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8页。

{12}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页。

{13}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0页。

{14}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2页。

{15}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6页。

{16}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2页。

{17}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9页。

{18}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2页。

{19}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

{20}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2页。

{21}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7页。

{22}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2页。

{23}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7页。

{24}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9页。

{25}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7页。

{26}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9页。

{27}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7-159页。


作者简介:张云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翁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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