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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贵州大汉军政府的治黔方略

试论贵州大汉军政府的治黔方略

作者:安尊华 阅读量:82 点赞:0

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烽火。1911年11月3日贵阳新军和陆军小学中的革命团体和武装人员在自治学社的指挥下,响应武昌起义。贵州巡抚沈瑜庆眼见无力维护其统治,愿意反正和承认贵州独立,并交出印信等物。张百麟、谭西庚等自治学社首领在咨议局宣布成立大汉军政府,“升汉字大旗,蒙咨议局榜以大汉贵州军政府”。11月6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确定军政府由都督府、行政厅、枢密院组成。杨荩诚任都督,赵德全任副都督,都督主管军事,都督府下设参议厅和参谋、副官两处和军政、执法两部。行政厅管理民政,下设民政、财政、学务、实业、交通五部,周培艺(素园)任行政总理。枢密院负责军事,指导行政,下设秘书厅和军政、财政、学务、实业、交通、民班六股,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任副院长。11月7日将咨议局改为立法院,谭西庚、朱焯任正副院长。

  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一列措施,有条不紊地对贵州进行有效的治理。

一、晓谕全省民众的几种文告

  贵州光复后,于1911年11月4日(或5日)发布《贵州光复并晓谕全省文》:“贵州全省业已光复,公举杨柏舟、赵德全为正副都督云尔。……为晓谕事,照得中国各省,近月以来,人民奋兴,已次第宣告独立,义师所至,秋毫无犯,保护公安,绅民欢迎,本省处西南之中心,自当应时而起,以增我汉族之光荣,合将宗旨禁令宣告如下。

一、 宗旨:本省与各省人民同意组成大汉联邦民国,以达共和立宪之希望。

二、 禁令:(甲)保护官绅,不许伤害。(乙)保护教堂、教士、及游历旅居外国人等,以慎重邦交。(丙)保护人民,不分党派。(丁)保护衙署、局所、学堂、庙宇,及一切公地。(戊)不准奸淫赌博,烧杀抢掳,及强买强卖。(己)不准擅入民家。凡违犯以上各条禁令者斩。”{1}P12-13    

  贵州大汉军政府要求全省各地方政府和军队应正常工作,保护外国人。《通谕全省文武官吏》云:“本省于本月十四日子时军民全体反正,所有全省司道、各府厅州县、各路绿练各营文武官员均照常任事。由军政府委任士绅副署、其有所属教堂、教士及游历旅居之外国人宜先事极力保护,并严防土匪乘机窃发,不能稍涉疏忽,致干未便,至以后一切申禀收件,均直接投递军政府,听候准驳。”{1}p13

  1911年11月4日,贵州大汉军政府颁布《贵州军政府檄文》。该檄文罗列清政府有不重屏藩、不固边圉、不患心腹、不节财流以及与外国订立极不平等条约等罪行,痛斥清政府“对于吾族,抱定“宁赠友邦不给家奴”之异心”;指出黔中同志在光复贵州后,“公订约法”七章:男子一律剪发;家悬汉字旗;公务一律公决;公务人员不得擅离职守;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伪官属及旗人,一律保护;敢抗本军政府命令者斩。檄文还表达了贵州“各色人等”(各族人民)推翻清朝统治、“组织政体,惟一共和,统治中华”的决心。

  1911年11月6日,贵州军政府发布《贵州军政府令》,指出贵州宣布独立,已于前日举行,指出“所有专制苛政,一切扫除勿存。创此空前盛举,人民更庆再生。无论官绅士庶,各自安堵勿惊。倘有藉端□□,立予斩首不徇。为此剀切晓谕,具各一体禀遵”,重申全省人民,无论官绅士庶,都应当遵守军政府所颁发的命令和条例。

  文告、命令的公布,让民众知道军政府的性质、目的、作用,有利于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打消了当时的百姓、商人、绅士等社会各界人士惶恐不安的心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军政府的统治。

  为了进一步让民众了解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发布公告(《代理正都督赵德全公告》),指出军政府革命的目的是争得民权,同时民权必须有军权作保障。“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民权之发展,民用工业赖军权维持于先,而后民权以伸”。若没有军权作保障,民权就不可能依存。“军权不尊,则民权脆薄,必不足以集事。革命时代之必设军政府,盖以尊军权,即以培民权,此中关键,自有相维而相系者”。这是设立军政府的原因。军权与民权相辅相成。因为民权尚无,首先必须以军权为重,然后才能培植民权,“军权为民权之母”。没有军权,民权安在?民权最终发展,军权自然过渡到民权,届时军权自然退出。当然这是十分理想化的目标。赵还指出,对于一切社会安危,地方利害,军政府将“严重干涉,以完我军权者,完我民权也”,该公告表明了军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民权,完善人民权利。{1}p18 《贵州公报》1911年12月24日刊布了《贵州立法院通告各厅州县自治团体书》。该通告强调“同人转告各界,公开谘议局会厅,宣布独立,悬树汉旗帜,改正纪元”,并将“谘议局正名为立法院,以为民生立宪共和政体之基础。由本院承认正、副都督组织军政府,执行军政;组织枢密院,执行民政。暂定三个月为军事戒严期间,限满改选,明定宪法,重新组织”。宪法是立宪国的根本法,宪法不得草率制订,“不得不先拟定宪法大纲,以定共和政体之概要”。军政府认为欧美虽有成文法典,但“多有折衷,尚恐不足以餍我国民之欲望”。并请民众指正以期修正,以便施行(立法院所颁布的大纲见下文)。这些充分尊重民众意见和建议的做法,有利于军政府开展工作。{1}p16

二、以西方三权分立为蓝本的

《贵州宪法大纲》

1911年11月7日咨议局改为贵州立法院,随后拟定《贵州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主要内容涉及立法宗旨、省级区划及政体、政权组织形式以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等。

为何起草《大纲》?立法院指出,因“新规未建,战争之结果,或为联邦国家,或仍为单一国家,事遥难度。目前省自为政,即不能不有省之根本法,以范围群伦,增进福利”。{2}p282也就是说,该宪法旨在维护贵州省,当时革命的前途无法预见,只能以省为自为政,不可能知道新的国家将采取何种政体及国体。

对于宪法的精神,一是确定临时期限,二是规定军民分治,三是仿效西方两党执政的办法。周素园认为:“本约章之精神,首在确定临时期限,明示社会无所贪恋。令法诚善,令人诚才,民所归德,继而续之可也。万一法有不善,人有不才,咄嗟改组,亦无大害。复次则军民分治。贵州去敌绝远,无施行军政之必要,且防武人专横之渐,并树文人。尔日立法之用心,盖亦思深哉。刚于开会时,力陈两党执政,结果不良。宜循立宪国常轨,一党负责,又一党监督。任可澄黔然。张百麟则主尽量容纳人才。厥后乐嘉藻、彭述文、朱焯、李泽民外,周恭寿、刘显世、戴戡皆被延揽入枢密院。”{2}p275

《大纲》将贵州定为省一级国家,下辖十三府。“贵州国领,以原有之十三府定之”,“国宪制度定为共和政体(采取美、法、德、瑞四国)”。贵州作为省一级独立国家,处于中华民国大联邦管辖之下,其理由是“统观中国领土之大,就现在独立情形推定,将来必为一联邦国。其关于联合上之宪法,为共定宪法;至各省自治之宪法,则为特定宪法。宪法为各项法律之所出,虽共定宪法,尚待联邦会商,而特定宪法,势不可缓。谨就现在情形,拟定国宪大要,以质我全体国民”。

  按《大纲》的规定,贵州设有立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同时规定三院的职权。立法院由上下两院构成,“下院议员以人口为标准,用直接选举法选举之。上院议员以行政区域为标准,用间接选举法选举之”,与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上议院具有议会召集权。立法院负责厘定法律、处理财产、收受人民请愿、监督行政司法、编制军队及民兵、互选行政院员等。行政院由“立法院议员之当选者构成之(但每府不得超过一名以上)”,对立法院“应负行政上之完全责任”,主要负责编制官制、官规及一切章程,“必经立法院厘定”,黜陟文武官吏,“得立法院同意”,有调动军队之权;派遣公使及认定公使,“但缔结条约须得立法院同意”。未规定行政长官是何职位,(例如,由民政厅长或者军政府都督任行政长官,抑或枢密院院长。)“司法院得编订适用法律”,向立法院求其厘定,“司法官执行法律有不受干涉之权”,司法独立,对法律有部分解释权。

  此外,《大纲》还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人民以法定资格,得享有议员及文武官吏之权利”,人民于法律范围内“得享有身体、住居、财富、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信教各项自由之权利”。人民享有“法律保护之权利”,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纳税当兵之义务”,“人民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从当时的《大纲》的上述规定来看,存在几点不足。

  一是未将立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各自的权力完全划分清楚。正如周素园所说:“外表非常弘大,而按之实际,良不能行使职权。军政方面之设施,事前既不相关白,事后亦漫无责任,丛脞龃龉,不可殚诘。”{2}p275军政各部门的设立不完善,分工不明确,各部门未能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二是未平衡三院的权力。《大纲》规定贵州政权组织形式为三权分立,力图使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平衡,但实质上,立法院权力最大,“立法院以上、下两院构成之”,“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应负行政上之完全责任”,“司法院以立法院选出之正、副长,按照法律所定构成之”。行政院权力受到立法院的限制,比如官制、章程的制定、军队的调遣、和约的缔结都须经过立法院等。立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的权力划分不明晰,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这些为以后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院长之间的各种矛盾的产生埋下伏笔。

  三是未准确定位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没有制定相应的让与程度、配合程度。“至本法所不载者,皆让诸中央宪法。或中央宪法与本法有抵触者,本法得保留修正。大抵以美利坚各州宪法为蓝本,而斟酌国情,期于适合。然反对异议,选有所闻”。{2}p283《大纲》过于追求三权分立,未全面贯彻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然而应当肯定的是,自治学社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前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宪法方面的宣传具有积极意义,即令这些宣传鼓动家对西方宪政等学说的理解有片面性。如张鹤麟《社说:对于法政学者之希望》指出:“吾中国数千年来,为礼教之国,人民初无所谓法律思想,今骤欲整理而画一之,非取其旧有之惯习融合于新人之法理,改良而扩张之,求其与吾社会之程度相投合,而不相背驰,而欲收良好之效果,有所不能。”现在看来,这些宣传无不具有启蒙意义。

三、援川援鄂的对外策略

  一是关注南北议和。贵州大汉军政府审时度势,关注“南北议和”,预见南北双方将有一场恶战,进而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数省相继宣布独立,脱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不得不重新起用有“足疾”的袁世凯。袁世凯通过政治手腕,攫取政治权力,准备复辟。革命派和改良派分歧极大。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反清,以袁世凯反清为条件,将总统让与袁。鉴于此,贵州军政府当时认识到袁世凯的“打”、“拉”两种手段,提醒各地革命党人不要放弃武力进攻的手段,在回复武昌黎元洪电中说,“我代表诸公,当能对待受降如受敌,议和亦然。前敌诸公,总望时时作进兵之想,不致堕入术中”,要做好与袁世凯作战的准备,否则将受制于人。特别提醒武昌方面注意,“所云议和,未必足恃,仍须尽力和攻守之计云云,真至当之论”,若议和不成,“必有一番恶战”,“彼时胜负,即决定于停战内所增兵力之厚薄。此等义务,全国人皆共负担。”{1}p47

  军政府支持孙中山南京政府和革命党人,“南京孙大总统、各省都督钧鉴:南昌马都督沁电谓联军统一各节,洞中机宜,敝省赞成,乞即采择。”(《致孙中山各省都督电》){1}p45关注中央政府,担忧南北议和的结果。因为四川刚独立,无力北上。“甘军下陇侵秦,我东南之军,鞭长莫及……太原之师北退,我辈坐视同志陷死地,莫能相救”,“观清廷和议大旨,似有南北分峙之意。秦晋之受兵自意中事。然而和议之成,是否即吾民之所希望,尚未可知也”。军政府洞察到清廷的意图,建议中央设立参谋本部规划全局,“进行方略,以谋军事统一,事极重要”,还提议由鄂湘先设立前敌委指挥部。{1}p46从军政府回复其他都督的信中,我们也发现,军政府对议和之事十分关注,北方意在苟延,南方则应当速决定,停战期将到,是南方生死攸关的时候。

  后来南北议和,贵州军政府认为南北双方“彼时胜负,即取决于停战期间内所增兵力之厚薄”,“此等义务,全国人皆共担负”。对于促请组织中央政府,军政府指出,应当推选孙中山任总统,并将广州作为都城。“组织临时政府,自不可无代表之人,推孙逸仙总统,敝处赞成。但中央政府所在地亦须虑及,就目前形势而论,总以广东为宜。立不拔之基于南海,北向以定中原”。{1}p42

  二是支持重庆军政府。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员张培爵等在重庆起义建立蜀军政府。遭到袁世凯手下部队的围攻,向贵州军政府告急求援。贵州军政府认为,“中国行省二十有二,革命军已光复者仅及四、五,前途尚多艰巨,况川黔利害,异常密切,我亟助川独立,有事则川为我障。反之,川为清有,即我沿边数百里处处旰食矣”,“又兵额骤增,饷源益匮,它日财政必有不支之虞,不若大举援川,公私交济”。{2}p278张百麟则认为,“保路同志会,为川省革命前躯,沈瑜庆出兵协剿,实伤两省感情。今兹助川独立,藕补吾过。且董福开、鲁昌禧所部兵械,皆贵州精华,亦宜就援川之便,设法收回”。军政府认为援川之举既可从感情上加强联络,弥补前政府的过失,又可从军事上收回董、鲁两部兵械,从而达到两全齐美的目的。通过研究,军政府果断决定派叶占标率军入川,支援蜀军政府。

  三是援助武汉革命军政府。1911年11月,武汉遭到冯国璋围攻。湖北都督黎元洪向贵州等独立各省求援。贵州军政府派杨荩诚率新军二个标的军队驰援。黔军军官中,鄂籍占十之七八,成为赞助革命的中坚力量。但因汉阳遭到袁世凯的冯国璋第一军围攻,黄兴败绩,武昌危急。贵州军政府认为此事事关重大,讨论时意见分歧较大。周素园分析当时的情形:“立法院移书,主张都督自出,职务由副都督代理。荩诚欲毋行,而难于辞谢,亦许诺。于是配备兵力一混成协,资粮器械,悉从优给。”{2}p280援鄂之举旨在保卫武汉,因为“武汉首难,竭一省之力与北虏相支柱。今虏负恃徒众,凭陵江汉,义师寡弱,天下寒心。黔省不武,万不忍首义区域,横见蹂躏。以简精锐三千,由荩诚躬自统率,兼程急进,肃清鄂渚,泛归燕云。请从诸公之后。”{2}p280通过分析,军政府认为援助武汉军政府的利大于弊,最后派出军队,成功地援助武汉。

  四是反对滇军干涉川黔。贵州军政府认为,“蜀中事,仍须听蜀人自主张之,力有不及,始为助”,言外之意是反对其他力量干涉贵州、四川事务。对于贵州,军政府认为,自反正以来,党见尚未全部消除,各自拥兵自重。“近日势机日逼,又有借外间兵力干涉内部之意”,如果有外兵入境,“则势有偏重,大乱即在顷刻”,提出外省大兵来黔,“暂作罢论”。{1}p49

  此外,针对北伐,贵州军政府曾提出合力三路北伐战略:“滇黔全力定川,进合川陕之力以定中原,此为西路;苏皖杭州定南京,联合东进取燕云,为东路;中路以鄂为第一聚兵点,以湘为第二聚兵点,合两广闽江西,全力谋之。”{3}p125

四、开源节流的财政策略

  军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府库只有二十余万两,无法支付年开支一百二十万两的巨费。军政府想方设法解决财政问题。

  一是公布各地原有官钱局所发行的纸币仍照常流通,可换现银和完粮纳税。“一概承认兑换现银”,“一切买卖得完纳粮税,皆宜仍旧通用”。对于不收受这些纸币者,加以惩处,“准来军政府报告,立予处分不贷”。

  二是统一管理各种款项的开支。如《军政府关于财政管理给各属照会》指出:“兹经本院议决,所有请领一切款项,请照本院此次所定暂行通则办理,以杜弊端,而通核实,相应备文,抄粘各条照会,请烦查照通告施行。”统一各种款项开支。颁布《财政部支领款项暂行通则》,规定发款日期为“三、六、九日午后一时”。所领款项,须呈文由枢密院审核盖章再领发。并规定相关的手续,“凡新委各属文官预支公费,限两月扣清。”其中最重要的是,所领到款项须经由枢密院审核。{1}p19

  三是发行定额股吸纳银币或纸币。军政府成立,前政府只有遗留银二十万两。四川协饷中断,全赖各县局解决。在万难之时,财政部长菜岳思索自给策略。菜岳拟定计划,定额为每月银一百万两,分为二万股,人民投入五两银即可购买一股。购买股时若无现银,准以财产契据作抵押,同时须在银行承借与所认股等额的纸币参与流通。军政府让民众知道纸币畅行,百姓自己也获得利润。同时,银行得到股东拥护,基础更加牢固。此法推行,百姓积极购买股。此法对吸纳资金起到很大的作用。

  四是厉行节约,严禁贪污、浪费。军政府规定,部长以上不支付薪俸。发令通告,要各地征收赋税,不得另外加派或索取。“各府厅州县,凡属丁粮照旧征收,勿得勒索增加”,务必做到“民间所完纳者与解库者针孔相符”(《贵州公报》1912年1月1日)。

  三个月后,各方面的财政措施取得实效。财政收入银八十三万余两,共支出八十一万余两, 积余二万余两。“先后共收入银八十三万有奇,共支出八十一万有奇。从容应付,从未丝毫扰累民间”。{2}p282

五、有效的社会控制策略

  军政府成立后,采取积极手段控制社会,稳住了政局。

  一是整顿吏治。发布《通谕全省文武官吏》,规定旧官吏照常行事。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违纪行为,严加惩处。如《军政府撤军政部部长职牌示》指出:由于军政部部长廖谦反抗减薪,辱骂经理处总理官陶镕,引起公愤,被“撤差查办”,“合亟牌示”,告慰天下{1}p22。裁撤官府、军队中的各种佐杂人员、多余的学官等,严禁官兵掠夺人民的财产;严禁盐商囤积居奇,借盐盘剥人民,保障老百姓吃盐。军政府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是革除陋习。军政府发布《军政府牌示严禁衙署人员敲诈勒索》,指出清朝的衙署内执事人员将各种陋规视为应享的权利。这些陋习有门包、茶封、礼拜、喜钱等,军政府一概予以废除,“方今与民更始,有弊即除”。并规定军政府所有内外执事人等,“均优给薪资”,“不许在外需索分文”,若有“此项情事,准指名禀报,或扭解来辕,无不立予重罚”,“除派员随时密查外,合亟牌示,仰该役人等一体知悉,幸勿见利忘义,甘钱试法”。对于军政府所有公职人员,若违犯,将严加追究。{1}p20

  颁布《枢密院革除弊政》,规定对外省售油的,收取百分之三的税收。“城中油行原供贵筑县差,凡省外卖油来省者,须抽百分之三以作行规。改革后百度维新,油行代表某等禀请枢密院,向所供差油,着归何部,祈示祗遵。昨经枢密院批示,谓设行供差,系满清虐政,今与民更始,自应一律革除,勿得再向商人抽收。”指出“设行供差”是满清虐政,“应一律革除”。{1}p21

  三是整饬军队和地方团练。军政府颁布《军政关于办团公告》,指出军政府虽只有三个月的职责权,但应当在法律范围内保护全体人民的公共安全。“现在各省业经公同电商,推湖北为中央政府,各省于三个月后将军政府取消。本省独立非人各独立,不受地方官管束之谓。乃各个人自由于法律范围之中,以保持公共安宁为目的。一切自治事宜,仍当禀承地方官核办,以符共和立宪国之主旨”。同时指出,办团练的目的是保护地方安全,要求各地“认真办团,原冀以保安地方为要图”,以“保持公共安宁”、“除暴安良”和“自卫同胞”。并规定办团练的费用,“只能就本地现有公款筹办一切”,“其有愿意乐捐者”,“听人自便,不得格外苛索”。{1}p20对假借办团,任意勒索人民财产米谷,“敛收肥己”者,“一经查实,定按军法从事”。告诫民众,不可以“挟嫌妄控”,否则“反坐而遭重谴”。

  四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后,贵阳和各府州县均插上汉字白旗。当时谣言说军政府将“扶汉灭夷”,从而引起民族矛盾。如定番(今惠水县)汉苗人民相互械斗。

对此事,贵州军政府及时发表宣言,颁布《军政府都督关于苗族问题的牌示》,阐明军政府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是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当时的情形是“光复后军政府称大汉,夷人已怀疑,黠者又蛊惑之”。军政府详加解释:“照得共和政体,首在不分畛域,天下为家。此次鄂师起义,全国欢迎,是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早为天下共晓。吾黔反正之始,即在旅黔旗人,一律出示保护”。“苗民世为汉族,男女衣著,悉遵古制,其不受满清羁绊,较之臣服胡虏者,奚啻宵址。本军政府方起,敬之不暇,何敢稍有异视。”军政府对于苗民,更不能“稍有异视”。指出有地方刁痞“借端煽惑,谓此次反正,将不利于苗民,种种谣言,实堪痛恨”,要求苗民不要相信谣言。军政府表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组织民主共和的鲜明态度,宣称“方今推翻专制,组织共和,本军政府一视同仁,不分种族”,“凡尔苗民,无非黄帝孙子,血脉所系,手足相关”,“仰苗民人等一体知悉”,指出苗民和其他各民族都是同胞,皆炎黄子孙,情同手足,“天下尽是同胞”,都应当得到军政府的保护,“切勿为若辈愚弄,自外生存,致遗后悔”{1}p21,不要被他人愚弄。

  张百麟曾深入民族地区“开喻事理,优其待遇,并给自治学社徽章千枚,慰遣之曰:‘自今以往,犹吾兄弟也’。”对于借事造谣、要挟政府、扰乱秩序的匪首罗魁进行就地正法,并刊布牌示(如《都督府正法巨匪罗魁的牌示》)。

  这些举措,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使各少数民族“欢欣传语,反侧以安”,{2}p281及时消除少数民族人民的疑虑,赢得民众的支持,有利于团结贵州各族人民和巩固军政府政权。

  我们引三则评论来说明军政府所控制的局面。

  上海《时报》云:“贵州政、军、学各界于九月十四日由新军及政党、学界齐集谘议局宣告独立,兵不血刃,大局安定。”“刻下地方平静,士商称快,民军万众一心。闻川省未能克日光复,已拔遣大队赴川助剿。独山一邑,号称难治者,亦于九月初恢复。目下民军政府已下令剪辫,民皆大半剪发,毫无反抗之徒从中生事。惟黔属边境,风闻少数乡民趁此匆忙时代仍种罂粟以求厚利而已。”(《贵州各府同乡联合会通告书》){1}p24-25上海《民立报》评论贵州省独立:“一切秩序井井有条,人民皆安堵如故”{1}p26。“贵阳省城自九月十四日光复后,举定杨君为都督,将满官一律驱逐,用新政人员办理各项政务,教士、教堂、外人财产悉完全保护,省城及各属均不血忍而入民军之手。”{1}p27这些综合性评论表明军政府有所作为,民众的态度转变,积极支持军政府,全省秩序井然。

六、结 语

  1911年11月4日大汉军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2日失败,贵州军政府执政三个月,时间短暂,但积极意义应当肯定。贵州军政府具有战略眼光,能审时度势,采取的各种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团结了民众,宣传民主共和观念,扫荡了清王朝的统治,推动了贵州的转型,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贵州军政府领导集团成份复杂,有自治派、宪政派成员,还有新军营成员等,背景不同,思想混杂,政见不统一,且存在时间较短,不可能在各种措施的制定上都完美无缺,其治理思想也不成熟。毕竟是刚从旧政权脱胎而来的临时新政权,其措施方略存在不足不可避免。比如对于外国侵略势力未提出对付策略,处置旧政权中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等也未及时,各部门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作用等等。贵州军政府的这些不足,成为贵州军伐统治的诱因。时代使然,不能苛求前人。我们认为,贵州军政府在三个月里所推出的治黔方略,虽为草创,但意义深远,为后继者治理贵州提供了必要的实践经验和策略准备。从这一层面上说,贵州军政府历时虽短,但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2} 周素园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3} 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主编.贵州近代史[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4} 辛亥革命史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7(总第七期)。

{5}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安尊华,贵州省思南县人。历史学硕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翁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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