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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辛亥革命

作者:林芊 阅读量:80 点赞:0

贵州新学在国体、政体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理念明确的宣传与论争的思想活动,是在1900年以后才逐渐兴起的。而在思想资源上,则与贵州留日学生关系密切。可以说是留学日本的贵州籍学生引发了20世纪初贵州思想运动中有关宪政的交锋,通过交锋又使新学获得一次广泛的传播。

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游学),是清末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向。中国由官方派生留学日本,最早是由1898年南洋与北洋在浙江、湖北两省选派,官费生共64人{1},而贵州直到1905年才有派出。之前,贵州已零星有人前往国外留学,但有多少贵州人在日本学习,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零星资料显示,乐嘉藻公车上书后即往日本,1902年有遵义人蹇念益及习水人谢况、端平、寅初{2},1903年有盘县人张友栋,1904年贵阳人姚华、修文人陈国祥、安顺人任可澄由北京派往日本。据另一史料记载,1903年贵州留学日本注册学生有骞念益、谢况等7人。{3}贵州有组织地大量派遣留日学生是在1905年。一年间先后分三次选送生员151人。留学日本的贵州人后来大都成为了贵州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在历次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辛亥革命前夕活跃于新政中的政治人物乐嘉藻、蹇念益、牟林、张鸿藻、平刚、杨荩诚等。

  清末贵州学生多选择日本留学,一方面是因为留学日本费用较廉。据史料记载:“弘文每年日币300,同文二百四十,清华一百八十可矣。所举之数皆约连零用一切在内。”{4}再者,清末贵州聘请了许多日本人到贵州充任新学教习,如在1900年创办的武备学堂、1902年创办的师范学堂、1907年的优级师范、官立农林学堂和普安厅师范学堂等,共有6名日本人充任教习。{5}许多赴日学生就出自这两个学校,因而贵州士子对日本较之欧美有较为全面了解,语言也无多大障碍;且长期以来中日文化同源之心理,社会生活文化较为熟悉,都是选择前往日本的理由。

  20世纪最初10年,传播新学与新学在贵州出现的交锋,多与留学日本学生相关。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主要受到三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一是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思想,二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前者主张改良,后者主张革命。三是汪康年、夏曾佑等为主的调和派。由于调和派的政治目的在于调和另外两派之主张,如夏曾佑所言:“只要宪法上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便可以填平革命、改革两派的政治鸿沟。达到联合对清的目的。”{6}且方式也倾向于改良,夏曾佑就批评当时激进青年鼓吹逐满、民权、流血之说,认为逐满非持平之道,民权有待民智已开之后,流血仡不得已之法。{7}故得不到多少学生的拥戴。

  孙中山与梁启超却是学生中的精神领袖。在日本的贵州留学生大都在孙中山与梁启超间做出选择,其中,受到梁启超影响尤其显著。就1900—1905年间的情况而言,在日本的许多反清志士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动力,而不是受到革命党的鼓动影响。贵州的不少留日学生奉梁启超为旗帜,参加其组织的政闻社。如蹇念益、陈国祥、刘显治、陈廷策、张协陆、熊范舆、戴戡等。贵州留学日本者多倾向梁启超立宪思想,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1900年左右,在日本和海外,革命派活动空间已很有限。“由孙中山历年经营所得仅有的地盘,被康梁夺取一大部分去了”。{8}原因是清廷的立宪吸引了大部份人的政治视线。孙中山自传中也说:“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第二,自立军发动勤王失败后,孙中山排满与民权思想,得到梁启超、林圭、章太炎等人不同程度的共鸣。此时梁启超政治观念开始超越康有为保皇党,思想较之戊戌变法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言论逐渐脱离康的羁绊,丢弃了公羊、孟子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伯理知理”,已有民权、民主、反对皇权专治,倡议民主共和;也主张“排满、革命、破坏、暗杀”的激进手段,宣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州,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主义”。{9}上述思想与手段离开了保皇的旧轨,或多或少与孙口山思想有趋同一面,其政治上较大的弹性为他赢得拥护,开拓出更大空间,因而赢得了许多学生欢迎。第三,尤其是梁启超宣传工作更具有吸引力。通过前后举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国风报》等报刊的广泛传播,以至于被论者称为“《新民丛报》时代”,“言论界的骄子”。{10}严复也不无感慨地写道,梁启超“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11}故梁启超思想对许多贵州留学生更有吸引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的蹇念益主张君主立宪而排斥革命手段,认为革命“是孤注也,矧不教之民,即革命奚见其可?顾不变无以救亡,亦姑循立宪之程,国之福也,不幸失败,则国人当益憬然于失败之由,而知所务矣”。{12}思想上的共鸣使两人“相见甚欢”。

  同时,在日本的贵州留学生中,也有一些人成为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崇拜者,加入了1905年8月成立的鼓吹民主革命的同盟会。早在1899年孙中山就为兴中会拟定总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利用在香港创办《中国报》大力宣传革命。1903年拒俄运动后,孙中山以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党的代表形象,被更多的留学生所认识。诚如章士钊说:“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诚以其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发此不绝如发之真气,深足为吾国民之先导。”坚信“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13}许多留日学生由梁启超立宪思想转向成为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一时间,出现了一批宣传孙中山的报纸,如《江苏》《大陆》《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广东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童子世界》《少年中国报》《女子世界》《俄事警闻》,尤其是宫崎滔天记录宣传孙中山的《三十三年落花梦》(金一译)一书,影响更大。章士钊(黄中黄)将该书编译成《孙逸仙》一书,称孙中山为“支那革命大豪杰”{12},赞扬孙中山为“革命北辰初祖”、“东大陆之华盛顿、拿破伦”。{13}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当同盟会成立时,在东京的贵州学生于德坤就面见孙中山,加入组织,并被选为评议员。随后平刚也由于德坤介绍加入。此时,正值贵州大量学生前来日本,也纷纷加入同盟会。仅1905年到日本后参加同盟会的就有漆运均、日本振武学校的杨荩诚、早稻田大学政科的胡肇安、政治大学的钟振声、弘文学校专门课的傅良弼、弘文速成师范的李永蓁、中央大学经济科的朱沛霖、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周仲良、刘潜、弘文师范的保衡、日本东斌学堂的郭光泽等。此后再到日本的留学生中也不乏加入者,如1907年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的胡德刚、1908年到日本拜章太炎门下的安健,190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钟昌祚、刘荣勋、张彭年,1910年入日本振武学堂的罗黔山、陈筑山、何应钦、谷正伦等。孙中山影响之大,就连原梁启超的许多信徒中也转而加入革命党。如1905年贵州第一批官派留学日本生、都匀的薛尚铭,在弘文学校师范科学习时,因与早一年在此就读的贵定人戴戡是大同乡故相从密切,戴戡加入梁启超的政闻社,薜尚铭因此通过戴介绍加入,后转变观念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贵州后在都匀宣传同盟会思想,鼓吹革命。{14}

  贵州在日本的留学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直接将各种新学思想源源传入贵州,推开了贵州新一轮新学传播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梁启超立宪派观念与孙中山革命思想。蹇念益、熊范舆等与梁过从甚密,是政闻社主要成员,可视为梁思想的代表。蹇念益也是1903-1904年间军国民教育会中主要成员。1907年加入政闻社的熊范舆,经常在杨度主办的《中国新报》上撰文唤醒和鼓动国民参与到立宪运动中来的政治热情,如他在《立宪国民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国民只有无“丝毫之倚赖”和“无丝毫之放任”的精神,并用于实际行动,才能把专制政府改造为立宪政府;通过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经验,以证明西方的立宪政治都是由国民推动而成;国民精神愈完美,则立宪政府便愈完美。{15}他们通过与时在贵阳参与新政的任可澄、唐尔镛等联系,在贵州传播梁启超立宪思想。而于德坤、平刚则由于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居正交往密切,并受孙中山委托在日本组织“东京之贵州同盟会支部”{16},于德坤还是1905年6月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参与者。平刚完全是一个激进的孙中山拥护者。还在来日本之前,就在贵阳创办新学乐群学堂中,“明宣排满之旨”,{17}“成为清末贵州反清革命先驱”。{18}其少年时便喜读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著述,受到反清思想熏陶,当读到章太炎《訄书》后便与之一拍即合,毅然剪去发辫以申其反清之志向,成为贵州剪发辫第一人。1904年11月慈禧太后70寿辰时,平刚著颂联一贞:“东观日本西观义,卅年来人皆进化。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变维新。”意即日本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千年分裂而积弱的意大利经近代民主革命也终于建立了独立而统一的民族国家。1903年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革命烈焰燃烧了起来,尽管清廷扑灭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反清革命起义,但革命思想深入民心。国内外的发展大势使慈禧感到清王朝日暮西山的穷途,形式所迫不得不“维新”了。以此来讥讽慈禧推行“新政”动机,这与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中所谓“咸与维新”之意相同,也与辜鸿铭1903年讽慈禧诗异曲同工。辜鸿铭写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平刚公然将颂联书于府卷口顾以任家门首。{19}颂联一出即刻在贵阳引起巨大反响,官府发文通缉平刚。平刚只得出走上海,1905年流亡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其排满思想与以排满革命著称全国的章太炎志趣甚投,两人立刻成为志同道合者。他们通过在贵州的张忞、蔡岳、张百麟等,将孙中山民主共和革命思想传播到全省各地。

  贵州日本留学生对贵州新学的传播举足轻重。他们的传播内容,已不是之前那种多重于西方器物文明的描述、或学理浅显、笼统又充满情感的“浪漫主义”政治宣传 【1】。更重视政治学理的阐述与政治体制的分析,触及到民主政治观念精髓,如民权、三权分立、共和制度、联邦体制等核心理念。因为在日本他们听到、看到、学到在国内省内未曾知也尚不敢言说的民主观念。如漆运均记1905年在东京第一次听孙中山演讲:

  今日中国之国民,无享受共和之权利,苟上流社会诸公能推倒专制政府,则无异于举共和授之于民,则民欣然受之矣。俄罗斯今日之议立宪也,民争而得知,日本之得立宪也,安而授之,俄民之不感谢其君王,势也。吾顾与诸公同抱高尚之思想,一跃而入共和之邦,为必如行旅改良,必由轿而人力车而电车而汽车,盖人力车、电车,譬如立宪也。

  如茅塞顿开般领悟,漆运均于是写道:“川称江户一高楼,演说三民此为头。多士静聆齐感奋,清人帝业自兹休。”{20}这是政治觉悟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深入学习的契机。熊范舆在1907年9月《中国新报》上撰文,提出了改革政体、开设国会等内涵,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周仲良在《民报》发表《涓涓谈》一文{21},通过对明末贵州黎平人何腾蛟(1592-1649)抗击清军的爱国英雄主义行为,与马士英变节投清卖国主义丑恶嘴脸,一方面抨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讥讽拥清立宪的改良思想。于德坤也以“虬髯客”名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上撰写文章,在《嘉应党狱感言》一文中分析了“建设共和政体,然后中国永绝君主之迹”关系{22},主张国体改革。实行民主共和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以此为基础而导入贵州的新学思想便有了明晰的理论高度。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观念,随着留日学生回黔,也由于留学生将国外的思想信息传递回省,加速了新学在贵州的深化,也使两种思想的碰撞从此在贵州拉开了序幕。此时清廷推行新政,1905年又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故君主立宪政治观念具有一定的合法空间,而孙中山民主革命在国内被严厉禁止,因而1903年前后孙中山思想还不大为国内人士所了解。由于教育会1902-1904年在其刊物上不懈宣传,将孙中山塑造为“革命北辰初祖”、“东大陆之华盛顿、拿破伦”、“支那革命大杰”{23},偏远的贵州才逐渐感受到民主共和思想,据刘辛园的回忆,1905年时在遵义城中,已有章士钊宣传孙中山的著作《黄帝魂》出售{24},也第一次目睹孙中山形象,有胆识者也暗中传递孙中山照片【2】。且1905年以后,不断从日本发回省内的消息,也由于陆续有留学生回省,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与同盟会革命党在贵州也打开了局面,并与立宪派形成了争锋。清末民初贵州新学传播进入到高潮。

  第一,留日学生努力向省内灌输孙中山革命思想。于德坤在《民报》创刊后,每出一期必购三册寄回贵阳,约两年间从未间断。{25}平刚也“由日本通函,……并输入《民报》十余册,同人次第传观”。{26}由于日本留学生的努力使省内各阶层得以传阅《民报》,秘密宣传《民报》言论。达德学堂是一个传播重地,许多人从这里借阅。另一个重地是1906年开办的贵州陆军小学,《民报》《复报》在该校学生中秘密流传。此外,据田君亮回忆,在贵州模范学堂读书时,阅读的刊物有《民报》,书籍有《訄书》《明遗民录》等。再就是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成员直接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1907年同盟会贵州支部成立时,来自湖北的会员刘翼卿带来的书籍中有宣传孙中山的《支那秘密运动》《三十三年落花梦》,宣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等事迹。贵州都匀人薛尚铭1906年在日本入同盟会,1908年回贵州,在都匀宣传同盟会思想,鼓吹革命。{27}《民报》载汪兆铭论托拉斯主义的经济论文,很快也被介绍到贵州,如《自治学社杂志》载文说“国家必先裕民生,乃能进民智”。主张实行大托拉斯主义,“始足以聚资,足以统一经营管理,足以言经济竞争,抵制天骄之列强远来叩关驰骋。{28}重要的是,革命宣传演变成了革命的行动。贵州自治学社的构想是在同盟会影响下形成的,自治学社创始人张百麟回忆道:“平君刚由日本通函,发起自治党,以为同盟会机关,并输入《民报》十余册,同人次第传观,君(指黄泽霖)阅毕,请开秘密会议于百麟处,提议准备革命事件,遂决计采取急进主义。”{29}最后形成了辛亥革命前贵州思想界激烈的交锋 【3】。更激进者如张忞,他1906年已参加同盟会,时同盟会组织萍浏醴起义,张忞乘此机会准备在贵阳起事,与文崇高、王国军、王宪章、王文华等人秘密策划于贵阳华严寺,并于1907年在修文筹划起义,为此电告东京于德坤、平刚等支持{30}。后起义不幸流产,张忞避走重庆,亲揭邹容墓,献诗一首抒革命之志:“英雄已逐暮云飞,此地空余白板扉。欲哭不能歌不得、嘉陵江上立斜晖。”{31}1910年秋天平刚返贵阳,与张百麟一道谋划推动了贵州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又参与组织军政府,代表同盟会贵州分会参加枢密院。

  这一时期新学在贵州的传播,也打上了自己的特征。虽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成为两种理论、两种信仰视若水火,而在贵州思想界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由于孙中山民主思想在贵州的宣传力度有限,理论解释也不够明晰,整体上孙中山思想影响也没有梁启超立宪改良派广大。因此省内有限的思想资源很难使人在两者中作出明确选择,以至于汇聚于贵州的新学思想潮流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且由于思想资源又由日本泊来,使本土政治家打上了深深的日本思想家烙印。这应当是落后地区政治发展中的特有现象。再由于回省之学生,大都在日本停留时间不长 【4】。而孙中山《民报》与梁启超《新民丛报》不同政治观念之舆论大论战,始于《民报》创刊后之几年间,贵州留学生对此了解不够深入是不可避免的了。以上原因,使抑或标榜革命的贵州自治学社、或主张君主立宪的宪政预备会,在各自的思想舆论宣传交锋中,既大多与梁启超思想相同,又有明显的日本思想家色彩。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在评论民初人们对梁启超政论宣传所持方法时,批评道:“然附合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感,……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其政治上之目的。(王国维:《论近世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95页。


【2】 韩汝奎、丁宜中《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一文中,言丁宜中就曾将《民报》上的孙中山小照翻印出来暗中送人。(《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查台湾版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报》,第一册载民报各期图画一览表,末见有孙中山肖像。可见大概回忆者因时隔久远,记忆有误,当是由教育学所办《警钟日报》上获取。

【3】 关于贵州预备立宪派与自治学社两党思想上的交锋,参见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史》第二章,载《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1905年由督抚林绍年三次派送日本的贵州子士,大都进弘文学院、政治大学等短期速成学校。弘文学院规定,学习期限分别为六个月、八个月、九个月、一年和一年半。贵州学生大都短者半年,长者也就一年半,而转入正规大学学习者寥寥无几。


注释:

{1} 舒心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174页。

{2} 余显灵:《高等法官谢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3}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湘江潮》第7期。

{4} 吴稚晖《东游统计表》《岭东日报》1903年12月7日。

{5} 《夏曾佑书事》(1900),《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989年版,第1363-1364页。

{6} 《夏曾佑书事》(1905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989年版,第1390-1391页。

{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8}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10}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载《学衡》,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11} 黄中萱:《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12} 陈敬第撰《民国蹇念益墓志铭》,载《贵州省墓志选集》,贵州博物馆编,1986年12月,第224页。

{13} 《江苏》第7期,1903.10.20.。

{14} 章士钊:《孙逸仙》,《辛亥革命》(一),第100页。

{15} 台北贵州同乡会发行:《贵州文献》,第18期,第80页。

{16} 平刚:《于德坤传》,载《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80页,贵州认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编》,第4编《列传》,第1429页。

{18}熊宗仁:《平刚与贵州自治学学社》,载《辛亥革命与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19} 参见平刚:《平刚日记》,1936年6月12日,载《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一期。

{20} 席少丹编:漆运均文集:《同盟会员、贵筑志士漆运均 1878—1974》,康荘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印,第41页。

{21} 《民报》,第15号,1907年。

{22} 《民报》,第25号,1910年。

{23} 章士钊:《孙逸仙》,《辛亥革命》(一),第100页。

{24} 刘辛园:《我在晚清光宣时所受的封建教育》,载《刘辛园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5} 漆运均:《贵州新学之动机》,载漆运均文集:《同盟会员、贵筑志士漆运均 1878—1974》,康荘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印,第209页。

{26} 张百麟:《黄泽霖传》。

{27} 《贵州文献》,第18期,第80页。

{28} 《论挽救中国之经济宜主张大托拉斯主义》,载《自治学社杂志》,第一期,贵州省博物馆藏。

{29} 张百麟:《黄泽霖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30} 《周素元文集》,第93页。

{31} 《张营普一鳞一爪》(手稿),贵州省博物馆藏。


作者简介:林芊,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翁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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