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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孙中山的家国观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辛亥时期孙中山的家国观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作者:​周术槐 阅读量:39 点赞: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一直被当作一对十分密切的关系。综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无论是各类历史典籍,抑或历代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在“家”与“国”的关系问题上,均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与阐释。譬如: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周易》早就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孔子在《论语·季氏第十六》中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它表明,在孔子的治国理念中,良好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在“均无贫,和无寡”的社会状态下,国家才会“安无倾”。孟子更是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而在《大学》一书中,更是将“家”、“国”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该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4}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才有后世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系列倡言爱国思想主张的产生。

  受中国传统家国观的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扬其民主革命思想与参与民主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无不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激情,分别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家国观。本文对孙中山的家国观及其社会影响试作粗浅的分析。

  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在其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知识青年与广大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与教育,以唤起人们的革命热情,求得革命的早日成功。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家”与“国”的思想主张。

  首先,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要有革命建国的思想。为此,必须努力推倒现存的腐败分子统治下的国家,为建立贤良政府统治下的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在孙中山看来,在满清政府统治时期,正是由于政府的贪污腐败盛行,从而导致社会流弊丛生,管理混乱,灾难不可调控。他说:“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5}对于这样一种现状,凡是有爱国之心,有道德良知的人,必须奋起革命,为建立贤良政府统治下的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6}一句话:“革命为唯一法门。”“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7}

  其次,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讲求民族团结,确立天下一家的观念。中国有句俗话: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历史的合力,达到革命的目的。在孙中山的家国观中,讲求民族团结,是其处理家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极力呼吁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破坏满洲专制”。在孙中山看来,“凡一民族立志革命者无不成功”{8}。因此,必须做好民众的宣传发动工作,让更多的民众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为实现民众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孙中山坚信,只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造成革命之时势”,那么,“将见醒者愈多,则革命者亦愈众”{9}。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因此,在民主共和制度下,要求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团结起来,“五族一家”,“同心协力”,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0}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11}

  第三,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要有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为此,应致力构建新型的司法秩序,努力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人的法制观念历来淡漠。尤其在清朝末年,司法腐败更是常有之事。对此,孙中山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民事诉讼是公开的受贿竞赛;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是受刑的代名词——没有任何预审——对被告进行不可名状的、难以忍受的严刑拷打,不仅对可能有证据的嫌疑犯是如此,而且对被任何一个兵勇或地位较高者告发的人也是如此。”“在中国,某种暴行一旦发生,人们想得到‘法律保护’或公正是不可能的。”面对此一司法现状,孙中山明确指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部门中,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改革。”{12}国家司法制度有改革的必要,新型司法秩序应当建立。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必须确立法制观念,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与制裁。他说:“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惟自纳于范围之中,自免此祸,此相安之理由也。”{13}此处说明,要维持正常的家国关系,必须具有依法治国的基本观念,让家国关系在法制的框架下运转。

  第四,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基本准则。孙中山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出发点不在为个人谋取私利,不在贪图个人的享受,不在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人民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因此,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他尤其注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来教育党的领导干部、知识青年和广大民众。他多次强调,对于国民党党员来讲,应当“富有牺牲精神”。所谓牺牲精神,“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14}这种牺牲精神,无论在革命时代,抑或在建设时代,都不可或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民众真幸福的问题。为了实现民众真正的幸福,他所大力提倡的,还是牺牲奉献的精神。他说:“今日幸福虽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谛,究竟尚未到达,此时不过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即须以此为目的,务必达到而后可享真正幸福。所以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且要比从前牺牲加倍。如不能牺牲性命,不能牺牲权利,则真正自由之幸福即万万不能达到。”{15}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认为,作为军人,就应当有“与国家共存亡”的气概;作为政府官吏,“当牺牲权利,革去私心。时存国家观念,改良政治”{16};作为学生,“要立志救国”。既要“明白中国地位”,又要“认定自己责任”{17};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虽然说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18}。由此可知,“公”字当头,是孙中山在处理家国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

  第五,在处理家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爱家”与“爱国”的关系。“家”与“国”的关系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国”,何来“家”;没有“家”,也不成其为“国”。在如何处理“爱家”与“爱国”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有其独到的、颇有见地的思想主张。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进一步强调: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他说:“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有了爱国心,“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券而得”。{19}那么,应如何“爱国”呢?孙中山认为,首先应“爱身爱家”,然后“合而爱国”。在国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情况下,“民国之衰弱,即国民之衰弱;民国之富强,即国民之富强”。因此,务必做到“人人皆知爱身、爱家”。“若我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同理,“若不爱国,何有于家”?“故人人应担一系责任,或尽大力量,或尽小力量”。概而言之,“人人存爱国心,何事不成”!{20}

  由上可知,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家国关系的思想。其家国观属于其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社会影响表现为以下诸端:

  第一,孙中山的革命建国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面对日益腐败的满清政府,到底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极其明确,除了革命外,别无他途。这一思想,曾经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与海内外民众。在当时的环境下,要爱国,必须革命。否则,在恶劣政府的统治之下,无从爱国。

  第二,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当中盛极一时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推动了更为宽泛的家国观的形成,推动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知道,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其革命思想当中存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而孙中山提出的“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共致“大同”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家国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历史学家姜义华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就是改变了清王朝满人独居特权、各民族很不平等的局面,首次提出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确立在一个各民族互相平等的全新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族群整体的形成与发展。”{21}

  第三,孙中山关于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极其宝贵的主张。家国关系虽然涉及的是家庭与国家两个方面的关系,既涉及到家庭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国家层面的因素,难免掺杂主观人为的因素。然而,在处理家国关系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可以主观随意,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同样需要考虑社会的影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旧的司法秩序,增强人的法制观念至关重要。孙中山的法制建设思想,给当时的政治环境无疑如同吹进了一股怡人的清风,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有利于推动民众法律素质的提升,有利于人们反思自己的家国观。

  第四,在处理家国关系的问题上,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自始坚持国家、民族的利益至上的原则,充分体现出其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操。孙中山正是凭借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与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与革命民众,他们为了民主革命理想的需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惜舍小家、顾大家,不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五,孙中山关于“爱家”与“爱国”关系的阐述,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细胞,家庭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爱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同样能够受益匪浅。因此,应保持爱国与爱家的统一性。

  其次,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家国观对当代社会如何处理好家庭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启示之一:在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同样必须正确处理好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不能因家庭的建设而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也不能因国家的建设而忽略家庭的发展。两者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久治安;国家的繁荣与强大,可以增强家庭的安全感,提高家庭的幸福指数。

  启示之二: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处理家庭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到民族的因素。为此,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指导思想,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同时,在国际交往中,也应坚持同各国民族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则。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搞好同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启示之三:加强法制建设,提升人民的法律意识。法制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与冲突时常发生。其中,不仅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社会和谐的考量,基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必须依靠法律武器,客观、公正地处理好各种冲突。

  启示之四:坚持用先进文化来教育人民。所谓先进文化是指能够推动时代发展、与社会主流相吻合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许多推动时代发展、与社会主流相吻合的文化。在处理家国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用先进文化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国关系。


参考文献:

{1} 《周易》卷一:《上经》,许嘉璐主编:《十三经》(上),广州、西安、南宁:广东教育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 《论语》卷十六:《季氏第十六》,许嘉璐主编:《十三经》(下),广州、西安、南宁:广东教育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0页。

{3} 《孟子·离娄章句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4}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5}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426页。

{6}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7}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8}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9}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9页。

{12}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452页。

{13}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14}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1页。

{15}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16}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914页。

{17}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725页。

{18}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

{19}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页。

{20}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708页。

{21} 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上)》,《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第116页。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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