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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新政与辛亥贵州风云

新学、新政与辛亥贵州风云

作者:厐思纯 阅读量:48 点赞:0

新学入黔的播火者

鸦片战争之后,在外侮日深、内乱不止的现实状况下,中国士人走上了一条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在半个世纪的摸索中,有的人学习列强的坚船利炮,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的人冀望发展工商业,进行洋务上的革新,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有的人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中的商约,特别是修改关税税则,以此“求强”、“求富”以自强。

天津人严修是戊戌变法前后对新学入黔贡献最大,被贵州士人视为“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的伟人。1894年11月,严修入黔任贵州学政。在任期间,他创经世学堂,办官书局,疏开经济特科,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此开启民智,改变“夜郎旧习”,从而使贵阳成为维新变法最早的舆论阵地。

身处“大变局”时代的严修,清醒地认为:“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有才,非合众不能励学。”到黔履任后,他于1895年仿天津书局之例,在贵阳开设贵州官书局,大量购进中西启蒙思想的文史、政治书籍,如亚当·斯密、边沁、穆勒、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以及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时事新论》,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这些著作,使贵州士人耳目一新,心灵震撼。由于“泰西之学”在贵州传播,格致(物理、化学)、算学(几何、代数)、英文之类的教科书亦渐渐被人熟悉和认知。

1897年12月15日,严修任满离开贵州,返回故乡天津。在任三年,严修为贵州培养了不少英才,他们在清末民初的政坛、文坛、学界均有不俗之表现。如遵义人毛邦伟,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高等学校校长;黄平人乐嘉藻,后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参与订正《贵州通志》,著有《古代建筑学》;兴义人刘显治,留学日本时参加梁启超的政闻社,民初任国会议员,贵州督军驻京代表;麻江人周恭寿,后留学日本,返国后创办九所官立小学,民初任省教育总会会长、教育厅长、贵州大学校长;贵阳人姚华,著名的学者,艺术家,书画名重一时,享誉中外。

对贵州新学教育有着巨大贡献的另一位名人是李端棻。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因“滥保匪人”(指康有为、谭嗣同等)而被革职查办,流放新疆。遇赦返里后,虽历经磨难,但心志愈坚,利用主讲的贵阳经世学堂,极力向学生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专题讲授《卢梭论》《培根论》,大肆宣扬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向封建保守势力发起猛攻,在贵州充当了“民主先驱”的角色。

湖南长沙人吴嘉瑞,对贵州新学的传播亦有不菲之贡献。1898年,吴嘉瑞出任贵州贞丰百层河厘金局总办。时值戊戌变法时期,吴嘉瑞在贞丰创建了贵州近代第一个有影响的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团体——“仁学会”。该会成立后,积极接纳有志青年入会,并组织每夜“讲演题目:或国际时事,或国内政治,或西儒学说”,向会员传播维新思想,阐明救亡图存的道理。

在仁学会与吴嘉瑞思想的影响下,贞丰青年风气大开,人心思变。纷纷走出家乡,或求学深造,或寻求救国效力、施展抱负的机遇。有的进入陆军小学或法政学堂,有的东渡日本求学,有的步入军旅,有的涉足政界,有的投身文教,有的参加报社,为之后的辛亥革命积蓄了力量。

1906年及1907年,贞丰官立高、初两等学堂,官立高、初两等女子学堂相继成立,其策划、组织及领导者,大都来自“仁学会”。值得一提的是,贞丰官立高、初两等女子学堂是贵州开办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

梁启超说:“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这话十分精辟,我们从甲午战争前后新学在贵州的传播中可以预感到,那些经历过戊戌变法,或受到新学洗礼的贵州士人,在未来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抉择中,将迎难而上,有所担当。

“新政”中贵州社会新形态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历经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重大挫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清廷于1901年被迫实行“新政”。“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以增强军事力量等。客观地说,“新政”较大程度地改革了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在清末“新政”中,张之洞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之洞生于贵阳,长于安龙,十六岁时离开贵州,可说其气质、人格的铸就,得之于黔中大地雄直清刚之气的孕育;其学识、修养亦得之于家风、家学的熏染,以及名师的造就。难能可贵的是,张之洞一生显达,身居高位,然而不忘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不忘黔中父老,始终关心贵州的文教、经济的发展,尽其所能地帮助贵州士人。

张之洞晚年担任体仁阁大学士时,痛感安龙文教落后,于是提议兴义府将所属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小学堂,并捐银一千两作为修缮学堂及购置教具课桌之用。之后,他捐银三千两,派人远赴日本购买图书、仪器,运回国后,又运至安龙,赠与当地的高等中小学,用以培育人才。190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托幕宾宋绍锡寄往安龙一封《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表示因念“先人旧治地”,愿在武昌开办一所中等学堂和一所高等小学堂以招收贵州学子,并请兴义府先选送学生入学,学费每人100元由其支付。之后,安龙有九人被选入高等师范学堂,他们由此得习“西学”。学成返里后,他们服务桑梓,为贵州的政治变革及文教的振兴发挥着力量。

在贵州,以创办新学堂和编练新军校较有成效,其中尤以创办新式学堂最为突出。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育才兴学”。上任数月的贵州巡抚林绍年,针对贵州社会秩序大乱、财政困难、文教落后、民生艰难诸方面问题,将振兴文教作为改变贵州贫穷落后面貌的重点来抓。为此,他沿袭了前贵州学政严修开办经世学堂的宗旨,为新政培养实用人才。在林绍年“力赞其事,拨专款扶持”下,蚕桑学堂、将弁学堂、客籍学堂、贵阳中学堂相继兴办。

学堂办起来了,然而师资奇缺的矛盾却凸显出来。为了应急,林绍年将贡院改为师范传习所,选拔120名生员进行培训。然而当看到这些生员不仅缺乏新知识新思想时,林绍年心中充满了忧虑。为跟上时代潮流,解决新式学堂师资的问题,林绍年决定在各府、州、县选拔俊秀之士留学东瀛。在其心中,唯有培养新人才,引进新知识,才能谋求新发展,开创贵州的新局面,“一俟出洋之速成,完全两等师范次第回黔”,便可“广储师资”、“遍设蒙小学堂”,然后“人才益当辈出”;“一俟出洋学生回黔,以其学次等兴办”,何愁贵州实业不兴?他坚信,出国考察的贵州官员返回,便可兴办学务、工矿、路政、警务等新政。

基于以上认识,林绍年在上清廷的奏疏中写道:“振兴庶务,全赖人才,而欲培养人才,必先储备教习,本末先后较然易明……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在林绍年及各地明达之士的支持下,贵州有三批士人及官员共165名赴日留学或考察。一年后,这些留学东瀛的贵州学子纷纷回归,给贫穷落后、信息闭塞的贵州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各地的文教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学成归国的贵州士人,是贵州第一代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人才,他们为近代贵州的文教、科研、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推翻清朝统治作出巨大的贡献。

新式学堂在贵州各地兴起后,形成燎原之势。据史料所载,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二年(1910),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中、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655所,简易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十所。实业学堂种类涵盖蚕桑、农林、矿业、法政、师范、军队、警察等领域,办学单位有官方、社会团体、私人、客籍及教会。教学课程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林建曾先生在《贵州辛亥革命的再认识》一文中写道:“清廷从1905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1906年的‘预备立宪’、1909年在各省成立的咨议局的政治安排,则为走上政治改革道路者提供了实践、演习其所学习西方政法理论的机会和场所。”而“在推行‘新政’期间开办的法政学堂、建立的咨议局和实施的‘预备立宪’运动,更为贵州地方政治改革培养了其所需的政治人才、社团、组织,并让他们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运作方法进行一次难得的演习,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贵州地方社会的政治变革步伐,以致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1907年11月,在清王朝实行新政的鼓舞下,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龄主持的“自治学社”在贵阳成立。随着成员的增加,该社团正式选举社长,制订社章,设立工作机构,出版《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

自治学社前期秉持“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以次第研究之”的宗旨,主张在保留清廷的前提下,通过自治、立宪达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目的。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自治学社队伍的不断壮大,其政治诉求逐渐远离君主立宪,转而倾向于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廷的斗争道路。镇南关起义后,自治学社开始联络反清力量,拟订武装起义计划,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最具实力的政治团体。

宪政预备会系辛亥革命前后贵州另一最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由法政学堂部分学生所创办,成立之初,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职志。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成为宪政预备会的领导成员。之后,为了使“君主立宪”的主张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宪政预备会开办宪政学习班,招集士人分班学习,然后“分派各县传习,作为君主立宪的准备”。为了鼓吹君主立宪,宪政预备会一面通过发展贵州近代工商业积累了经济实力;一面通过创办《黔报》和《贵州公报》和兴办教育,不仅加强了官方的联系,而且密切了与社会上层人士的关系。

同盟会贵州分会是清末贵州政坛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成员由部分留日贵州籍人士及省内人士所组成。成员中有平刚、于德坤、张忞、彭述文、杨荩诚、凌霄、乐嘉藻、张先培等。分会成立后,一面发展组织,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并通过与自治学社在组织上的结合,终于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新政”的一个内容是训练新式军队,提升国家军事力量。贵州编练新军始于1901年,时编制小,人员少,共常备军1300余人。1905年,贵州巡抚岑春萱从湖北带来大批鄂籍军官,并在省内招募新兵,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新军中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年轻志远,容易接受革命主张”。在其军官中,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人亦不少,他们大多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和留学日本归国的学生,对改革政治和抗御外侮有一定的认识,自然容易接受革命的主张。当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把“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派人到军中活动时,新军成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专制统治的主力军。

1909年9月,贵州咨议局成立,这个类似省议会的政治机构,其职能是“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国会)储才之阶”。咨议局成立后,随之形成了一股敢于与清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在启迪民智、彰显民权上作了一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列宁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当年清王朝冀望于“新政”,企图以此反对革命和巩固统治,避免王朝覆亡的厄运,然而没有想到,那些受“新学”熏陶的贵州士人,以及他们在“新政”后形成的新势力,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辛亥风云中的贵州豪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消息传出,湖南、陕西、山西、云南为之响应,相继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王朝统治。在武昌首义成功及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贵州民众蓄势待发,酝酿起义。11月4日,张百麟领导贵州自治学社和新军宣布举事,迫使贵州巡抚沈瑜庆交政于民,从而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的更替。

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受过“新学”熏陶的贵州豪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以贵州新文化的发源地——贵阳的达德学堂为例:

达德学堂创办于1905年,创办人均受维新思想熏陶,其中黄干夫毕业于经世学堂,精通算学、物理,工诗善文,是严修的得意门生。另一位创办人贾一民,早年在北京参加戊戌科会试,对康、梁的维新思想大加赞赏;还有办学有才,治校有方的校长凌秋鹗。他自幼刻苦,奋斗不息,中秀才后投身教育。在其主持教务的岁月里,始终把传授新文化、新知识为职志,跟保守势力作斗争。他曾以“达德学堂”直电筹安会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曾以学堂常务董事名义响应“五四”运动……  达德学堂成立后,像一个“播火者”高擎着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火炬,点燃了黔中大地。

自治学社的创始人张百麟,被人视为贵州辛亥革命首功的人物。张百麟于1909年创立公立法政学堂,以普及“法政学理于一般青年”,“共同救亡”,并创办《西南日报》,编印《自治杂志》;1910年,他与平刚“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两次与哥老会首领聚会,又确定“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派人到军中活动,与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取得联系,在陆军小学发动学生,派遣社员分赴省内各地准备起义工作。1911年11月2日,就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前两天,他与任可澄、乐家藻、蔡岳等,冒死进入巡抚衙门,迫使沈瑜庆交政于民。

自治学社创始人周素园早年志在改良政治。1907年创办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旨在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从而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同年,他与张百麟发起建立贵州自治学社,从事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早年就读于经世学堂,之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专业。1910年,其任自治学社社长期间,创办法政学堂,并组办《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宪政派与自治学社争斗不休,随之电邀滇军入黔。时任国会临时参议员的钟昌祚闻知消息后,由沪入昆明,力劝蔡锷收回成命。从昆明赶赴贵阳时,被刘显世派人杀害。

宪政派首脑任可澄,是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学者。自1905年至1910年,他与唐尔镛、徐天叙、李端棻、华之鸿等先后创办师范讲习所、贵阳中学堂(后易名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为贵州文教培养了大批人才。护国之役,他参与讨袁会议,列名通电独立,并草拟讨袁檄文。

华之鸿是清末贵州著名实业家,以经营盐业、文通书局及茅台酒厂而闻黔中。作为宪政派另一重要人物,他于1906年助资创办《黔报》,之后捐资办学,先后创办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息烽底寨文昌阁小学、贵阳优级师范、法政学堂,为“新学”的传播和启迪民智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忞是辛亥贵州风云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甲午战后,张忞受新思潮影响,“热心革命,主张革命最力”。贵州创办“新学”,他被聘为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历史教员,宣传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他与平刚、彭述文等组建“科学会”,“藉研究科学,广集同志”,从事反清宣传。次年他俩创办寻常小学(后易名乐群小学)。1905年冬,张忞在贵阳秘密筹划起义,失败后流亡云南,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科学会”另一创始人平刚反清意识最为强烈。1905年冬,时值慈禧太后寿诞,平刚在贵阳大街剪取发辫,以示与清廷决裂。然后跑到官府搭建的寿台上张贴讽刺诗,公然讥讽慈禧在国势颓微之际,穷奢极欲、祸国殃民,竟然挥霍民脂民膏去粉饰太平。之后,平刚为追求“反满建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为贵州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为贵州辛亥风云作出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武昌首义汉阳民军总指挥王宪章、以及刺杀袁世凯的张先培、黄芝萌,或是“科学会”成员,或毕业于寻常小学与乐群小学。

历史研究会始建于1906年,其成员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主,活动地点为贵阳达德学堂。陆军小学原是清政府培养新军骨干的学校,然而却成了爱国青年酝酿革命风潮、从事反清斗争的策源地。其主要成员有席正铭、刘莘园、阎崇阶等。历史研究会不仅“宣传满奴入关残杀汉人的惨痛史实,刺激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而且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历史研究会”中活跃于辛亥革命的成员还有武昌首义汉阳民军总指挥王宪章、护国护法之役中颇具盛名的王文华。

陆军小学堂的前身是武备学堂,创办于1898年,系贵州巡抚王毓藻上疏清廷后仿照北洋武备学堂章程在贵州设立的新式军事学堂。次年夏,武备学堂竣工,第一批学生入校。这些学生由各府、县保送,或由官家子弟遴选;他们学习的内容为国文、历史,以及日本军校的教材;武备学堂的师资多为日本教官。之后武备学堂易名陆军小学堂,至辛亥革命时共办了五期,培养军事人才500余人。陆小学生深受清末新思潮影响,对革新政治,扫雪国耻极为热心,兼之总办杨荩诚系同盟会员,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赞许与支持,因而陆小学生逐渐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并为贵州大汉军政府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何应钦、谷正伦、王天培、袁祖铭等,或在上海、或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或在护国护法之役战功卓著。

新军在贵州辛亥革命中亦表现不俗,第一标教练杨荩诚、副标统赵德全、以及被称为“打响贵州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炮队正目杨树青,司文书艾树池等,均对清王朝在贵州的专制统治的结束有着一定的贡献。

新政后留学日本的贵州人中亦表现不俗。如参加贵州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天津会议”和护国护法之役的蔡岳、戴戡、王伯群、陈国祥、蹇念益、刘显治等。

史继忠先生在《贵州文化解读》一书中,对“新学”入黔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有如是之言:“纵观上下五十年,自鸦片战争以来,贵州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咸同起义引起了一次巨大震动,紧接着是一连串的‘反洋教’斗争,而维新运动在贵州造成的影响更为辛亥革命作了铺垫,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由此看来,贵州走在辛亥革命前列并非偶然,它有半个世纪的思想积累,有新兴的政治势力作支撑,同时也因贵州社会矛盾尖锐而易于引爆。”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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