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百科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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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升官怪像多》

《古代升官怪像多》

作者:admin 阅读量:4 点赞:0

众所周知,古人升官的途径很多,比如经过科举考试、举孝廉、战场上被临时提拔,等等。但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靠斗鸡、耍猴一类的伎俩升官,甚至还有人因为被蝎子咬了几口而升高官。反映了古代官场上光怪陆离的乱象,现撷录部分,聊博读者一笑。

▲斗鸡升官

斗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宫廷到民间,斗鸡之风甚浓。

在唐代,斗鸡活动达到了顶峰,唐玄宗、唐文宗和唐僖宗都是斗鸡活动的痴迷者,一些人因为擅长斗鸡而取得了官位。唐代陈鸿所撰写的《东城老父传》中记载,唐玄宗设有一处“鸡坊”,里面有千余只健硕的公鸡,并选五百人专门喂养和训练。有一个叫贾昌的年轻人因为驯鸡有方而被召到宫中,担任这五百人的首领。贾昌真是不负众望,他在指挥斗鸡时,所有的鸡都奋勇向前,神采飞扬。斗鸡结束后,贾昌让群鸡整齐列队,接受唐玄宗检阅,然后有序地回到鸡坊之中。贾昌凭借其斗鸡的本领在宫中取得了官位,名声大噪,好不威风。这可羡煞了许多读书人和做家长的,还有人写出了《神鸡童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让万人追捧的“贾家小儿”就是贾昌。此童谣在当时流传极广,众人皆知。

宋代王谠编撰的《唐语林》一书中记载,还有一个叫杜淹的人因写斗鸡诗而升官,杜淹的斗鸡诗写道:“寒食东郊道,飞翔竞出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埽阵,利距屡通中。”李世民看了之后,“嘉叹数四,遽擢用之”,后来杜淹一直做到御史大夫、吏部尚书。


▲耍猴升官

宋代毕仲询《幕府燕闲录》一书中记载:“唐昭宗播迁,随驾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由此可知,唐昭宗逃难时,随行的艺人中有一个耍猴的,他把猴子驯养得非常听话,居然能与皇帝同时入朝听政。唐昭宗很高兴,就赐给耍猴人以绯袍,并称其为“孙供奉”。按照当时的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服绯,即穿着绯红色官袍,看来那个耍猴人的官位是相当高啊!

上文引用罗隐的诗题目为《感弄猴人赐朱绂》,全诗如下:“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罗隐,唐代文学家,曾十次考进士而不中,后来在浙江一带当过中下层官吏。罗隐正是在多次进京赶考未果的情况下,想到了那个靠耍猴而升官受宠的人,才作出此诗。白居易有诗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题目中的朱绂就是指唐昭宗所赐的绯袍。从白居易的诗中,更可以看出耍猴人官位之高。


▲逮兔子升官

要说逮兔子能升官,真是少有耳闻,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在《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本)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叫何定,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个奸臣。

何定最初是孙权手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官,担任过“给使”和“补吏”等职。后来孙皓当政,何定就以孙权的旧人自居,向孙皓谄媚,恳求到孙皓身边工作。孙皓是一个贪图享乐、残酷暴虐的昏君,完全没有他爷爷孙权那样的知人之智,所以就同意了何定的请求,让他担任“楼下都尉”,专门负责自己的饮食工作。何定虽不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但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本事可有一套,所以很快得到了孙皓的信任,孙皓在很多事情上对其言听计从。

何定为了讨好孙皓,曾让驻扎在各地的官员物色好狗,目的是用狗逮兔子以供孙皓的厨房之用。一些官员不敢得罪何定,就派人四处寻觅好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何定得到了这些狗后,安排士兵出去逮兔子。狗是弄了很多,但兔子却不好捉,这一切无疑是劳民伤财。因此国人的抱怨很大,都开始将矛头对准何定。但孙皓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何定是个忠诚勤劳的功臣,还给他加官晋爵,用书中的原话说,“吴人皆归罪于定,而皓以为忠勤,赐爵列侯”。



▲被蝎子咬升官

因为被蝎子咬了就能升官,也堪称奇事。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有一则小故事,读来颇有趣味,其中写道:“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见,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钩其首甚痛,涕泪交并。世宗望见骇异,询其故。乃免冠叩首诡云:‘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泪之横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记名,以知府用。”

上文中的“同知”是一个官名,是知府的助手。这个同知在进京朝见雍正时,官帽中不经意间爬进了一只蝎子,螫得他又痛又痒,他想哭又不敢哭,想动又不敢动(在和皇帝对话时摘下官帽是失礼的举动,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只觉得眼泪和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雍正皇帝见他战战兢兢、涕泪横流的样子,就十分奇怪,询问他这是怎么了。这个同知趁机摘下官帽叩头说:“臣两世受皇恩,在此感念康熙皇帝的深厚仁德,因此情不自禁地流泪。”雍正皇帝认为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懂得感恩,知道皇恩浩荡,所以就把他提拔为知府。


▲捉蟋蟀升官

斗蟋蟀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赌博活动,其参与者遍布宫廷与草野。蒲松龄在《促织》中描写过明代宣德年间因宫廷好斗促织(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促织》虽为文学作品,但其内容绝不是凭空杜撰。明代学者袁宏道在《促织志》中说,嘉靖年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斗蟋蟀既然成了众人参与的赌博行为,自然会有人从中获利,而此时,蟋蟀常常成了抢手货,一些捉蟋蟀的人也因此升官发达了。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指斗蟋蟀),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武弁,指低级武官),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宗喜欢斗蟋蟀,蟋蟀就成为众人追逐之物,有的地方规定捉蟋蟀和上战场杀敌同样重要,从事两种活动的人功劳一样,蟋蟀捉得好,也可以得到世袭的官职。


责任编辑:孟志钢 王丽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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