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百科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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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精英改名热》

《民国精英改名热》

作者:admin 阅读量:11 点赞:0

▲ 为革命而改名的孙中山

“国父”孙中山,一生中用过很多名字,说来颇为有趣。幼年的乳名叫“帝象”,听起来好生伟岸。其实只是其母祈求神灵“北方玄武玄天大帝”保佑爱子免除灾祸的意思。入学后,取名为文,于是,在以后凡正规场合宣言、著书、电文等皆署名“孙文”。17岁时,孙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名字改为“日新”。取《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来,牧师就以“日新”的粤语谐音,为他改名“逸仙”。此后,孙中山以“孙逸仙”的名字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其实孙中山的谱名应叫“明德”,但几乎不用,最为举世所知的名字就是“孙中山”。1896年,孙中山逃往英国,为摆脱清廷的追捕,曾改名陈文。1897年,抵达日本,向旅日华侨宣传革命,又改名“中山樵”,意为“中国的山樵”。“中山”既是日本人的姓,也是“中山樵”的省略。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还改过高达生、公武、吴仲、杜嘉偌、高野长雄等名字。孙中山屡次改名是革命的需要,也反映出他对革命的不懈追求。


▲ 改名自勉的李大钊

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的李大钊,是个遗腹子。一岁多,他母亲又病逝,是爷爷抚养的他。他六岁进私塾读书,有了第一个大名李耆年,字寿昌。其含义无非是期盼他长寿,不要重蹈父母短命之意。但志存高远者不在乎能否活得长久,农家出身的他不甘心在故土乐亭县读书,只身来到大都市天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他曾在人生晚年自述离乡游学原委:“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一心救国的李耆年选择了法政学堂,以较好的成绩考入该校后,他把学名“耆年”和字“寿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后响彻云霄的“大钊”与“守常”。“钊”意为“勉励”,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志者,“守常”虽与“寿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这位从农村走出的思想界精英,不久即如旭日破云,照亮了整个神州大地。


▲ 改名以明志的黄兴

与孙中山并称“开国二杰”的黄兴,原名轸,字堇午。自幼聪明过人,好习字吟诗,是公认的下笔千言的“湘中才子”。19岁时考中秀才,1898年黄轸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此时康梁正掀起维新变法,他目睹了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从此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他学养精深,开始攻读钻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书籍,初步奠定了他献身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1902年,他到日本留学,创办《游学译编》宣传民主建国与反清思想。为躲避清廷的追捕,开始改名兴,号克强。他曾解释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的终极目的,这个终极目的,就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


▲ 笔名和别号最多的章太炎

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他的改名更有深意。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初名学乘,是希望学业上步步前进的意思。字叫梅叔,梅与枚同音,有时也作“枚叔”。因他出生在农历腊月,腊月梅花开,他的家乡盛产梅花,梅为“岁寒三友”之一。“叔”为古人兄弟排行之序。他取梅叔为字,不仅说在兄弟间排行第三,而且寓意高雅。后来,他改名炳麟,取典自《昭明文选》“炳炳麟麟”,是期待有个光明似锦的前程,体现家族望子成龙的意愿。他成年后决心反清革命,因仰慕反清复明的大学问家顾炎武(顾原名忠清,学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就改名章绛,字太炎。学者多称太炎先生,他以字行世。章太炎终生以反满、反封建专制独裁为己志。据考查,他的笔名、别号很多,有章燐、章缁、绛叔、膏兰室主人、西狩、日本西狩祝予、末底、戴角、独角、台湾旅客、知拙夫、亡是公、支猎胡、支拉夫、支那夫、萧海琳、陆沉居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毛一、穷荒孤客、牛马走、夜叉、章氏学、独立生等二十余个,他的不同名号,既含有怀远的理想与追求,也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与时代的动荡。


▲ 来自典故的名字——于右任

国民党元老、著名的左派代表、一代“草圣”于右任,丰髯飘胸,人称“于胡子”。说起于右任,大名鼎鼎,而其原名为何,就鲜为人知了。于右任,原名于伯循,字诱人,取《四书》“夫子偱循善诱人”之意。1905年,他投文《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文《中国舆地大势论》中所谓“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观点,第一次用“于右任”三字署名,“右任”二字,既是“诱人”的谐音,也含有反抗清朝之意。因我国古代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标志,故“右任”之“任”实从“衽”而来。文章一出,“于右任”遂名声大噪,许多革命志士和读书人都知道陕西人于右任,而原名于伯循反不被人所知。后来索性以“右任”一名行世。于右任曾参加同盟会,创办《民立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青年时代以文名世,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1918年他曾带兵抗击过北洋军阀。大革命时期,他又受共产党的委托,入俄敦促冯玉祥回国,终于促成了冯玉祥五原誓师。

▲ 仰慕大师而改名的胡适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他的原名叫嗣穈,学名为洪骍。儿时随父至其台湾任所,14岁赴上海求学,先后入梅溪学堂、中国公学,服膺赫胥黎、梁启超。1910年,他北上应试,因笃信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改名适,字适之。这年他考取清华学校第2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赴美留学。胡适说他的名字是新思潮的产物。30年代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确是如此,杜威是他留美时的老师,教会他怎样思考,而赫胥黎则教会了他怎样怀疑。他以怀疑的精神研究现代学术,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治学方法影响深远。台湾作家李敖是胡适的铁杆粉丝,他称颂胡适为“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和新文化的“播种者”。


▲ 改名表决心的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时期,另一位持有“疑古”思想的人是钱玄同。他原名师黄,后改称怡,字德潜,受章太炎、邹容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为表示“光复大汉”的决心,自取号“汉一”,后又听章太炎说古人名号皆有相连的意义,又改名为夏(“夏”字,据《说文》解释乃“中国之人也,从页首也,臼两臂也,攵两足也”),取其与汉一相连。后又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献廷造新字的“字学说”,引起浓厚兴趣,于是矢志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钱玄同编辑《新青年》的3年是他思想发展中最为光耀夺目的时期,他以“疑古”为笔名,成为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将“夏”改为“玄同”,号“疑古”。“疑古玄同”意义非同一般。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北平沦于日寇之手,钱玄同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自己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 从“刘半侬”到“刘半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刘半农,原名寿彭,取“寿比彭祖”之意,后觉得太俗,改名复,初字半侬。1912年,他到上海开始文学生涯,度过了5年的卖文生活,他写小说的署名叫“刘半侬”,一个“侬”字,透露出浓厚的上海滩“鸳鸯蝴蝶派”的气息,也颇有半个上海油子的味道。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毅然将笔名“半侬”改作“半农”,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恻之作,而要用他的一支笔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去鼓吹、去呐喊了。一字之改,表示一个决绝的信念。

▲ 他们的改名种种

与毛泽东诗词唱和的柳亚子先生,初名慰高,号安如。20岁时,他鼓吹民权之说,大声疾呼排满兴汉,言论风采,为人倾倒。他改名人权,号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况,后再次更名号亚子,并以其为终身名号。柳亚子在解释这个名字时说,其含义是“亚洲的浪荡子”。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原名懋恂。16岁时改名特立,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表现了徐特立志向不凡,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

陶行知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名字的变化反映了认识论的发展。陶行知原名陶文俊。他青年时崇拜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的观点,曾改名陶知行。后来,他通过实践领悟到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应当是“行而后知”,于是又改名陶行知。

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位民主战士,他原名永祥,号晋祥。他的三哥叫永康,二人合起来是“康祥”。李公朴感到“富贵荣华,隆盛康祥”,封建色彩太浓,便与三哥一起改了名字。三哥改名“公愚”,他改名“公朴”。“公朴”和“公仆”谐音,含有人民大众的仆人之意。同列救国“七君子”的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他是近代著名的新闻出版家,“韬奋”一名,是他1926年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时的笔名。他曾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奋’是‘奋斗不息’,不过自勉罢了。”


责任编辑:孟志钢 王丽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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