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2014.增刊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探析

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探析

作者:杜显雷 张体珍 阅读量:44 点赞: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无形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作了科学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或团体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按照这一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第二,传统表演艺术;第三,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第四,自然界的有关知识和实践;第五,传统手工技能;第六,与上述形式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场所。

一、遗产现状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沿河的土家族与苗、汉等民族及其他民族密切交往,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交融,土家民俗有了很大改变。但过赶年、牛王节、六月六等节庆,祭祀土王、敬奉祖先、笃信土老司等习俗,傩堂戏、摆手舞等文艺,挑花刺绣、木石雕刻、竹藤编织等工艺,一直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的特征。

沿河民族文艺表演历史悠久。清朝有甘溪毛田农民业余剧团,主要活动于沿河、德江、印江等县,有团员16人。解放后,沿河1952年成立县职工业余剧团,1961年解散。1958年成立县歌舞团,共有团员40人,1961年撤销。1965年成立农村文化工作队,有队员9名,次年解散。1971年成立县文工队,有队员19人,1979年解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沿河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繁荣发展。全县文艺队伍不断壮大,群众组建了花灯队、龙灯队、狮子灯队、唢呐队、打镏子班、傩堂戏班、“山哥山妹”组合、“土蛮子”组合等民间文艺团体。逢节假日,防洪堤、电影院、学校、城区、大会议室、广场、村寨等场所文艺节目表演频频,“肉莲花”等屡屡参加上级和全国文艺调演并多次获大奖。

1987年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后,沿河土家民歌搜集整理、民族舞蹈创作与演出频繁。1987年,县文化馆在全县收集编印了《沿河土家族歌谣》。1992年1月,县文化局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省铜仁地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卷》出版。

2003年4月,《沿河土家族音乐舞蹈》得到收集油印。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上,板场乡原生态歌曲成为展示土家民歌魅力和风采的文化名片。《太阳出来照白岩》《望牛山歌》《这山没得那山高》《大雨落来细雨飘》《望娘歌》《土家男儿拜端阳》《献茶歌》《奴幺妹》《甲戌年间闹红军》《栽秧歌》《红花一枝花》《赌钱歌》《送郎下四川》《螃蟹歌》《包谷叶子十二台》《有位大姐来赶场》《阳山竹儿节节高》《四季花儿高》《土家姑娘一枝花》等民歌在沿河城乡普遍传唱。

2006年12月,县人民政府公布首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2010年,普查获得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共计90条。其中,民间音乐20条、民间习俗18条、民间医药22条、民间工艺20条、民间体育20条。已编印、出版、发行的书刊有《乌江文化旅游》《土家族医药》《沿河土家山歌》《沿河土家山歌论文集》《中国乌江山峡文化旅游系列丛书》,已出版的沿河民歌音乐CD专辑有《大两落来细雨飘》《这山望去那山高》。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录制整理的DVD专辑《民歌中国》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歌集》,收录有《薅草歌》《望牛山歌》《栽秧歌》《石工号子》《有个大姐来赶场》《乌江船工号子》《请茶歌》《土家妹子》等沿河民歌18首。2010年10月,沿河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土家山歌之乡”称号。2011年,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DVD专辑《天地绝唱·走向世界的贵州原生态音乐》(第一辑)之《土家高歌》,收录沿河土家山歌5首。11月,国家文化部授予沿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至2012年,沿河境内已被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莲花十八响(2005年12月29日公布)、土家族打镏子(2007年5月29日公布)、土家族摆手舞(2007年5月29日公布)、土家族高腔山歌(2009年9月30日公布)、土家阳戏(2009年9月30日公布)。沿河境内世代传承并且已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与沿河同源且内容一致的而被其他地区申报成功的)的有:土家族山歌(全国第一批)、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打镏子、土家族撒尔嗬(跳丧舞)、土家族茅古斯舞、花灯戏、傩戏、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族梯玛歌(土家族古歌)、土家族咚咚喹、土家族哭嫁歌、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土家年、肉连响(沿河境内称为“肉莲花”“莲花十八响”)、土家阳戏等。

二、价值意义

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创造的“数典不忘祖”的历史实录,是巴人和土家族历史的文化年轮和活化石,是本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再现,是本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真实反映,是本民族情感的载体,是属于本民族的本原文化。因此,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系列突出价值。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第一,可以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第二,是传承沿河土家文化、确立土家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第三,可以增强沿河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第四,可以创新民族文化品牌和促进土家族区域的对外开放,促进沿河与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一)历史价值:土家族的民族之根与多民族融合的见证

历史,是一个民族繁衍与发展的脉络和纽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历史渊源。梳理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除了考古、文献分析之外,还可从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很多可靠的信息。在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民间文学《古歌》,就是一部土家族的民族史诗,它记载了土家族开天辟地、民族大迁徙等传说,并且,这些传说大都与史籍记载基本相符。再如民间舞蹈“茅古斯”,它表演的完全是土家人蒙昧、野蛮时代的开拓荒野、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等生产生活状况。透过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可以追溯到土家族的民族之根,可以大致窥见土家族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看到土家先民巴人及其后裔是怎样逐渐融合进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因为土家族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各民族融合的产物。如吊脚楼工艺,事实上它就是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它完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

(二)社会价值:土家族的民族身份标识

斯大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曾经指出了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四个基本特征,斯大林还指出:“并没有什么惟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具有标志性,只有少数是与其他民族交叉融合的。它们往往都包含着多方面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标识,是民族特征的集合体、载体和表现形式。根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属于哪个民族。如看到西兰卡普、打绕棺、摆手舞、茅古斯、肉莲花、梯玛神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上就会想到土家族,换言之,只有土家族才具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土家族和其本身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土家这个民族主体,其特征和标识往往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

(三)文化价值:土家族的民族文化之魂

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属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而其核心就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费孝通先生认为这就是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魂。问题在于,民族的文化之魂不但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他民族的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而且往往还通过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我们通过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魂魄。如土家族的跳丧舞撒叶儿嗬,虽然它属于祭祀性传统舞蹈,但它并没有悲伤,它把丧事当成喜事办,它把悲伤与欢乐、颂亡与慰生、肃穆与热闹奇妙地结合起来,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土家人乐观旷达的生死观,这就是土家人人生观的灵魂。从总体上看,由于土家族是我国西南的一个山地民族,因此,土家族文化属于山地文化。事实上,土家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体现了一种山地文化的特色。如大量的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如山歌、民歌、号子等,大量的民间舞蹈和传统舞蹈及民俗、传统手工技艺等,都体现出了山地文化的灵魂。特别是土家族的吊脚楼工艺,更是山地文化的杰出代表,它完全体现出了土家族建筑文化的精髓。

(四)审美价值:土家族审美情操的载体

土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挑花织绣的民族,特别富于民族的审美情操,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其审美情操的载体。土家族在众多的民族节日和民族事务中,总以歌舞相庆;即使在敬神、祭祀、跳丧等活动中,也以歌舞娱神。所以,歌舞是土家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歌舞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的“摆手舞”“茅古斯”“梯玛神歌”“跳丧舞”“薅草锣鼓”“哭嫁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充分体现了土家族是一个具有高度审美情操的民族。同时,土家族的民族审美情操除能歌善舞之外,还特别表现在土家姑娘几乎人人都会挑花织绣上。土家姑娘织绣的“西兰卡普”,不但绚丽多姿,而且每种花纹图案都富有独特的民族魅力和审美情趣。

三、传承保护

面对社会变迁的急剧加速和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沿河土家族民族非物质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很多传统文化因子在无声无息地逐渐消失,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尤其明显。再者,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传心授来进行传承,所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传承与保护的任务更显紧迫。

建国以来,沿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第二次是1966—1976年“文革”中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大破坏;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的现代化冲击。前两次都是政治运动使然,遭受的破坏是突如其来的,破坏性很大,但破坏的多是地面上的有形文化遗产,当运动一过,人们又本能地恢复了传统的生活和民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变革,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广大农村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条件下对文化选择的结果,是民众在主动选择适应。因此,第三次冲击波对传统文化的消解是最彻底、最全面的,民族民间文化已处于低微的状态。工业化趋势和现代化浪潮对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已非常明显,并且导致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在当前情势下,沿河全县上下都应行动起来,大力抢救和保护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沿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而言,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从思想意识上,全社会都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树立“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的观念,破除“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落后”的旧思想,真正懂得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明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次,要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动员,集体保护”的方针,对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保护。在保护与传承中,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动用政府能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创造有力的政策条件和舆论氛围。因此,最紧迫的是要采取以下措施实施保护:第一,要建立完整、科学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档案,如沿河《薅草锣鼓》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艺术特色、人文价值、表现形式等,要有完整、科学、详实的文字记载和叙述。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编写和出版关于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著等。第二,要拍摄完整的关于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纪录片,并制作光盘,以供长期保存和传承之用。同时,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协调并联合建立“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使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文本化。第三,要将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搬进博物馆,要用雕塑、文字、音响等进行陈列和介绍,有关教育机构或部门要组织编写《沿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教材》《沿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集锦》等,并让这些成果走进学校,进入课堂,培育下一代传承人。

再次,在各级政府关注并采取措施保护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社会各界也要承担其保护与传承沿河土家族文化的责任与义务,毕竟这些文化是沿河人民创造并传承至今的人类优秀文化,是沿河人民创造并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在保护与传承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要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动员,集体保护”的方针,实行全方位、多角度、多方法的保护,这是一件造福全人类的大事。

另外,从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角度来讲,建立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就要加大对土家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资助力度,给予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并鼓励他们多收徒授徒,培养更多的民族文化传承人。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与传承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就是做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责任编辑:林鹏旭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4.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