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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早期摄影史考

贵州早期摄影史考

作者:徐宏力 阅读量:58 点赞:0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摄影术随之传入贵州。早在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法国传教士先后进入贵州,在贵州镇远、石阡、贵阳、安顺等地摄影过大量照片。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贵阳开办了镜秋轩照相馆,摄影师谢石琴在贵阳拍摄过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实照片。可见摄影术进入贵州省在全国尚属较早。摄影技术在贵州近代史中特别是贵州辛亥革命历史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回顾这段历史,考证这些史实,加以关注和研究,给予正确评价,对于充实完善贵州近代史特别是贵州摄影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贵州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

关于谁是贵州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是前些年媒体提及的“二我轩”吗?

现经调查考证:根据《贵州辛亥风云录》(贵州文史研究馆编)、《辛亥贵州记忆》(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政协编)、《辛亥革命全景录》(金冲及主编)、《贵州历史笔记》(范同寿著)、《贵州辛亥革命》(冯祖贻著)等文献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有关镜秋轩照相馆和谢石琴,共有14篇文献有记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于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或成立于田家巷镜秋轩谢石琴照相馆。有3篇文献认定,镜秋轩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第一家照相馆或贵阳城内第一家照相馆。有17篇文献共有39处有关镜秋轩的记载。其中:胡刚(自治学社主要骨干)《贵州辛亥革命的亲历和见闻》载:“贵州自治学社,发起于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阴历十一月间,先后入社的有张百麟,张鸿藻、钟昌祚、周素园、李小谷,谢石琴等,当自治学社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开成立大会,我和李小谷曾邀请简易范学生数十人到镜秋轩听讲。”胡寿山(自治学社社员)《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载:“光绪三十三(1907年)阴历十一月间在田家巷镜秋轩谢石琴照相馆开成立大会。”肖子有(自治学社社员)《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载:“张百麟乃于1907年2月与张鸿藻、黄泽霖、钟昌祚、周培艺(周素园)、韦可经等三十余人成立自治学社于田家巷镜秋轩相馆(现市府路小学对面)。”冯祖贻《张百麟传》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张百麟邀约贵阳学界人士33人在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集会,组成爱国团体。”范同寿《贵州历史笔记》载:“清末,田家巷忽然开了一间名叫镜秋轩照相馆,那年月照相可是一件新鲜事,而且价钱不菲。进出的都是一些衣着考究的富绅贵人,一般人只能透过门缝往里面看看稀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张百麟将30多名青年召集到镜秋轩照相馆商量组建团体的事宜。”

考证中发现:在上述200多万字的历史文献中,从未发现任何有关前些年媒体提及的“二我轩”照相馆存在的记载和相关记录。查阅《建国前后贵阳照相业和阿嘛相馆》(王崇权著)、《岁月沧桑话“阿嘛”》(罗马著)以及《漂移的视线》(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等文献,也未发现解放前后贵阳有关“二我轩”照相馆的记录。安顺县有“二我”相馆(建馆时间待考),1937年贵阳有“肖我轩”照相馆的记录。

在考证过程中,作者对镜秋轩原址,现今市府路西段市府路小学周围建筑、单位、居民及环境状况进行过多次走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历史文献中关于镜秋轩照相馆的记载与事实相符,调查对象在现场均指证镜秋轩照相馆就坐落在田家巷,在清朝贵阳知府署就设在田家巷,因此这里又叫府门口或府巷口,道光到民国初年,其中西段称为田家巷。镜秋轩在光绪年间附近居民称之张家朝门或张家大院,镜秋轩照相馆开办之后才叫镜秋轩。镜秋轩占地约2亩,分前院和后院,前院为两层砖木青瓦结构,后院为单层砖木青瓦房。解放后,镜秋轩因多年失修,已近倒塌。1953年市政府将其撤除改建一苏式楼房,20世纪90年代撤楼修建市政工程管理办公大院,现为贵阳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以上考证,充分证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已经开业,镜秋轩照相馆应是贵州省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照相馆。

二、关于贵州摄影第一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自治学社领袖张百麟在贵阳田家巷开办镜秋轩照相馆,刚从广东来贵阳的谢石琴受聘任摄影师,从现有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镜秋轩照相馆应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照相馆,谢石琴应是贵州最早的专业摄影师。但认定谢石琴为贵州摄影第一人,尚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因为:其一,现在所有文献资料并未发现1906年以前镜秋轩照相馆和谢石琴在贵州从事摄影的记录,其二,早在1907年以前,曾有多人多次在贵州拍摄过照片,并有图片和文字记录。因此,谢石琴——贵州摄影第一人的认定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谁是贵州摄影第一人?就目前已经掌握的历史文献记录和考证,贵州摄影第一人有以下三种可能:

其一,外国传教士可能性最大。1839年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之后,摄影术迅速风靡全世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同时也将摄影术传入中国。早在明万历三年(1575年)贵州被罗马教皇划为澳门教区,传教士开始进入贵州,1854年(清咸丰四年)法国传教士马赖经四川进入贵州,在贵阳学习贵阳方言。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内进入贵州的传教士就有45人,他们都有可能在贵州拍摄过照片。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县石门坎传教,拍摄过许多贵州民族风情的照片。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据画册《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序言所载:“100多年前,一名法国人来到贵州这块神奇的土地,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当时贵州风土人情。他一共拍摄与收集了1846至1925年之间大量反映贵州自然风情及风土人情的照片,这大概是反映贵州人文风情最早的摄影图片资料了,它们的出现,填补了贵州近代史图片资料的一段空白。”这位不知名的法国人,可能从湖南进入贵州,也可能经四川进入贵州,经石矸、镇远到贵阳、安顺、镇宁去云南,在贵州期间拍摄了《轿子·贵州的交通工具》《安顺·女学堂》《贵阳·春节》《贵阳·甲秀楼》《镇远·■阳河码头》等许多珍贵照片,其中《贵阳·春节》经考证确认,该图片拍摄时间为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1月24日(春节),以上图片是目前贵州历史文献中摄影时间最早的照片,其作者——不知名的法国人应该就是贵州摄影第一人。

其二,外国科技人员。1885年(光绪十一年)贵州巡抚潘霨创办贵州镇远青溪铁厂,1890年6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正式投产冶炼出第一炉钢铁,所铸的铁锭被命名为“天字一号”钢铁。为了向清政府报喜和纪念,法国技术顾问罗克莱拍摄了“天字一号”钢铁和高炉等照片,6月26日巡抚潘霨将“天字一号”钢铁照片以及铁锭样品、工厂图纸等一并报送清庭中央政府,法国人罗克莱有可能就是贵州摄影第一人。

其三,早在咸丰年间(1851—1862年)日本人井上曾经到镇远青溪考察钢铁资源,并提出了开采计划报告,出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极有可能拍摄过青溪煤矿、钢铁资源、环境状况方面的照片。因此,井上也有可能成为贵州摄影第一人。

三、关于前些年省内媒体提及的贵州早期摄影相关事宜的考证

1.前些年有媒体载:谢石琴当时使用的底片是英国伊尔福厂出口的船牌玻璃片,相纸是使用硫胶、硝酸混合溶解少量黄金的混合液,称为“金水”作漂定液,感光纸称为“白金纸”。由于底片感光慢,被摄的对象必须一动不动坚持三秒钟左右,才能拍照成功。

其实,自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发明后,摄影术很快风靡全世界,60年后的19世纪末,摄影技术、摄影器材、感光材料以及暗室技术、配方等飞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摄影技术水平达到了新的水平,摄影技术在全球已经普及推广,并非文中所描述的那么原始、落后和低劣。这一点,只要检索一下《世界摄影技术发展年表》就明白了。事实上,1891年英国大不列颠公司(伊尔福前生)已经生产艾尔福德哈曼牌4种干版胶片和6种照相纸,1906年伊尔福已经生产“全色”胶卷,感光速度已经达到1/100秒(NS1 31°)1912年伊尔福已经生产出著名的银漂法黑白照相纸,作为世界著名感光材料的伊尔福厂,绝不可能走回头路去生产成本既高,又需要曝光三秒左右的原始、落后的火棉胶湿法玻璃底片。所谓“依尔福船牌玻璃片”和“白金纸”实际并不存在。在摄影暗室技术中,最理想的定影剂是硫代硫酸纳(俗称大苏打),从1839年摄影术发明之后,全世界一直沿用,是效果最好、最经济、最经典的定影剂,绝对不可能用黄金来代替。《化学辞典》载:“金:化学性质极其稳定,空气中不被氧化,除王水、氰化钾和硒酸,不与硫酸、硝酸等作用。”因此,黄金不溶于硫酸和硝酸。使用硫酸和硝酸混合溶解少量黄金的混合液,称为“金水”作漂定液,在化学式上不能反应,在摄影化学上黄金作为定影剂也不能成立。

实际上,镜秋轩照相馆谢石琴使用的是美国柯达(1901年生产)方框皮包座式照相机和使用安装胶卷的美国柯达(1904年生产)的手提式照相机,感光材料为美国伊斯曼感光度ASA 64-100°胶片和全色黑白胶卷。这些摄影器材,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属于最为先进的了。

从谢石琴遗留下来的照片看,贵州当时摄影水平很高,和全国相比较并不落后。例如:《大汉贵州军政府——梅园》《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时合影》《贵阳唐家花园》《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张之洞》《贵州巡抚岑春蓂》《清末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合影》以及《清末新军骑兵》(作者待考)等照片,以专业摄影技术的标准来判断;这些照片在清晰度、颗粒度、影像层次,反差、曝光、拍摄角度、以及构图、光线运用、瞬间等诸多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其照片质量、拍摄技术堪称优秀,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些100多年前拍摄的照片,完全可以和现代胶片,甚至数码照片相媲美。可以证明,清末民初,贵州摄影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应属全国摄影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为荣的。

2.此前有媒体载“谢石琴照一张全家福,收费三两白银。”

这与清末货币流通情况有很大出入。据《解放前贵州的货币和货币贬值》(冯程南著)、《贵州银行业概述》(袁树三著)记载:在清光绪年间,贵州地区使用的是白银,为使用方便,熔铸成大小不同的锭子银和一两一锭的“滴水珠”。还有50两一锭的“大元宝”。由于使用极不方便,清光绪二十年以后,逐渐被银元(大洋)、银毫、铜元、铜钱、银票、纸币所取代。到了光绪末年,除了大宗财务仍以白银为结算单位外,工商市场,民间消费已经不再使用白银银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贵州巡抚厐鸿书在贵州发行“官银票”,票额为票银一两,凭票可向官钱局兑取等值的十足银票,发行总额为20万两。贵州工商行业,城镇居民乐于使用,遍及遵义、安顺、镇远、毕节,兴义等府县,辛亥革命贵州光复后,此票仍流通市面,未曾贬值。滇军入黔后,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强行发行“黔币”与银元等值使用。民国以后,中央政府开设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行“国币”纸币。最好的证明是:1911年11月4日上午,贵州武装起义成功,巡抚沈瑜庆还政于民,张百麟命谢石琴送路费3000两,就是使用银票,而不是白银。

四、关于摄影师谢石琴

前些年有媒体载“谢石琴白天工作,晚上出入茶楼酒店,过阔绰的生活,惜乎后来染上鸦片,不能自拔,逐渐潦倒,1921年,在灰心绝望之际,变卖了所有照相设备作盘缠,孤零零一人沿着黔南山道返回广东,从此不知所终。”

据考证,谢石琴是一名坚强的革命党人,自治学社的骨干,张百麟忠实的助手,如有任意挥霍,花天酒地,甚至吸食鸦片等恶习,必定受到社会舆论,特别是宪政党人的指责和攻击。况且,吸食鸦片在清光绪宣统年间为清政府严令禁止。经查证,贵州巡抚厐鸿书奉旨查禁鸦片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和四月十日,先后三次上折中央政府奏请贵州禁烟事宜,皇上均有朱批。这时,作为自治学社骨干,镜秋轩相馆的“老板”岂敢以身试法,损害自治党人?

根据现有大量文献资料记载,在1912年2月2日反革命政变中,张百麟和谢石琴是政变叛军谋杀的首选目标,2月2日清晨,张百麟先起入厕,闻枪声避其邻居家中,叛军冲入镜秋轩后院,误杀卫队长彭尔堃,后对镜秋轩进行血洗,以后又两次对镜秋轩进行搜查抢劫,均无谢石琴受到伤害的记载。实际情况是:早在事发的前夜,1912年1月31日晚,谢石琴已奉张百麟之命,先期撤离,躲过一劫,幸免于难。“二二”反革命政变后,滇军入黔颠覆了贵州革命政权,“唐继尧依仗任可澄、刘世显等提供的情况,诛锄自治党人,罗织株连,死亡无数,可谓惨绝人寰”。时当谢石琴如果没有逃离贵州,绝无生存的可能。经查阅《平刚日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从刊》1989至1991年连载;该日记记录了张百麟忠实的伙伴,自治学社主要领导人平刚先生从1912年“二二”反革命政变后,至1952年去世前一月的日记,作为平刚的老朋友,自治党骨干的谢石琴在数十万字的日记中竟无一处有关谢石琴的记录以及相关信息。足以说明谢石琴根本就不在贵州了,因此,谢石琴1921年穷极潦倒,悲惨离开贵阳的描述不足为信。

镜秋轩照相馆和谢石琴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见证和记录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风云,为贵州近代史和贵州摄影史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财富,其历史贡献不容歪曲抹杀。对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则,实事求是,加以鉴别,还历史的真实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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