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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海龙屯历史研究述论 李

遵义海龙屯历史研究述论 李

作者:李亮 但文红 阅读量:20 点赞:0
图注:海龙囤

海龙屯是13世纪中叶前后兴建的集防御工事和“宫殿”于一体、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土司城堡遗址,曾为黔北地区播州土司政权治所之所在,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贵州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其蕴含深厚的土司文化,是西南土司城堡的集大成者,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作了一系列研究。关于海龙屯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播州地名及建制沿革研究

播州即今贵州省遵义市。关于“播州”地名及建制沿革,《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有言:“遵义府即播州。秦属夜郎且兰地。汉属牂柯。唐贞观中,改播州。”西汉元光五年(前130年),置犍为郡,郡治鄨县,在今遵义市中心城区附近。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于夜郎地置牂柯郡。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复置郎州及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鷰6县,更名为播州(明代解释播字,为番之有才者,即招抚蛮夷所置的州),因境内有播川得名,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播州之名。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杨应龙之乱,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将播州改土归流,分播州地为二,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平越军民府属贵州。播州之名历时962年。

张祥光《播州建置沿革与杨氏始末》[1]阐述了从汉建元六年(前135年)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播州的建制沿革。在汉武帝通“西南夷”之后,遵义地区就行郡县建制。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地区分别为蜀汉及两晋、南朝属地。播州始建于唐朝,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置朗州,贞观十三年(639年)置播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废播州改播川城,治所在今桐梓县南。但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又重建播州,从此播州的治所便固定在遵义县境,不再迁移。元明时期,播州有广狭二义,广义播州包括播州司(宣抚司或安抚司,后改为宣慰司)及所领诸处,狭义播州以播州宣慰司及若干长官司辖地为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政府平定杨应龙反叛,后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地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隶属于四川,平越隶属于贵州。从此播州之名,为遵义所代替。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2]一文阐述在杨保于唐乾符年间进入播州后,杨氏成为播州的统治者,“子孙世有播地”,在其统治播州的700余年里,其统治范围随着势力的向外扩展而逐步增大,到元朝时达到顶峰,辖有30多处地方,包括今贵州的遵义、黔东南、黔南及四川的綦江、南川等地。该文同时通过史料逐一考释了播州杨氏土司所辖地域的名称与古今对照。

罗荣泉《名城遵义历史述略》[3]引清代郑珍、莫友芝所纂《遵义府志》回溯遵义地区的历史沿革,论述了史前时代至唐代前期之遵义、杨端之盘踞播州、播州杨氏势力之扩大、杨氏统治之结束及播州改土归流、明末清初遵义城镇之初步形成、解放前后遵义翻天覆地之变化等各时期遵义城的历史变迁,并重点记述遵义各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辖域变更状况。

周必素《古播遗踪》[4]分析认为:播州之名,出现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是年改朗州为播州,此乃播州建制之始,地域只有今遵义县、绥阳、桐梓的部分地区。以后地域不断扩大,最大时东接铜仁,南抵贵阳,西合叙永、毕节的部分地区,北达南川、綦江以北。直至明政府在平播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分播州为遵义(隶四川)、平越(隶贵州)两军民府,播州建制长达962年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陈季君《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5]一文认为: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遵义府即播州。播州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属牂柯,唐贞观中改播州。播州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名字出现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改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共经历了962年。

周必素《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6]更为详细地阐述了播州的地理位置,其地域范围以今遵义市为中心,最大时西北抵四川的叙永、古蔺,北至重庆的綦江、南川,东达贵州铜仁南地区的沿河等地,东南达贵州黔东南的凯里、贵定,南达今黔南州的瓮安、都匀等地。播州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被设置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分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而结束,历时962年。

范同寿《评鉴“播州文化”》[7]就播州建制进行了概述:“播州作为行政区划,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宋、元、明几个时期。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设播州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播州为播州宣抚司,明洪武六年(1373年)升为播州宣慰司,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杨应龙被明军剿灭,前后将近一千年。”

禹明先《南宋播州路的形成和研究》[8]一文就南宋时曾设置“播州路”和“播州路安抚司”进行了考据,以证明南宋时“播州路”和“播州路安抚司”是存在的。阐述了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播州路创设的历史背景和建制成立后的辖域范围。

二、平播战争的研究

张文《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9]一文论述了在平播之战中,播军尽管占有地利,但武器方面非常落后,并无火器。在拥有险要地势的海龙屯防御体系面前,火器的应用是明朝取得平播战争胜利的重要技术保障。该文在此上述观点基础上还论述了明军取得胜利的原因。

李世模《平播战争胜利原因初探》[10]认为明朝能迅速取得平播战争完全的胜利,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李化龙对平播军队进行了较严格的整顿,以法令纪律约束军队,赏罚分明,这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姚香勤《李化龙与播州之役》[11]着重讲述了平播战争中李化龙的功绩。李化龙是太原人,明代万历年间率军平定了西南播州地区杨应龙的叛乱。这场战争是明代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著名战例,极大地提高了明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威势,也显示了李化龙卓越的文才武略,为他的一生画上了最浓重、最华丽的一笔。

张贵淮、雷昌蛟《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12]论述了播州的历史沿革,杨氏内部嫡庶之争,贵州巡抚与杨氏土司之间的矛盾,七姓土司与杨应龙的矛盾,川、贵巡抚的发难征剿以及平播之役中播军失败的原因等。

黄万机《郭子章与平播战役》[13]一文分析了贵州巡抚郭子章在1600年平播战役中的作用。郭子章在这场平播战役之中,积极备战,激励士卒,争取水西安氏出兵助战,鼓励其平定杨氏武装集团。郭子章战功辉煌,然而《明史》竟然无其传,作者以此文一一展列郭子章在平播战役前后的作为。

陈对《明代平播战争研究》[14]从三部分讲述平播战争:第一部分介绍了历史背景。主要讨论了播州的军事地理和它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同时还介绍了播州历史沿革以及万历朝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部分介绍战争起因。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论战争起因,而淡化或忽略战争起因的其他因素,如杨应龙的性格、各省督抚的勾心斗角等等。第三部分介绍战争进程,这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作者在此花费了重大篇幅来研究平播之役,采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来复原这场战争,使战争的起落有了一个清晰的梗概。

李世模《从杨应龙之乱的发展进程看其叛乱性质》[15]认为,对于晚明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性质的认识,研究者各各有异,导致对杨应龙之乱性质的结论相去甚远。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廷因图谋在播州“改土归流”逼迫杨应龙而杨应龙并没有叛乱。针对这一结论,文章从杨应龙反乱本身即反乱的发展进程去考察其性质,说明了杨应龙之乱性质确为叛乱。

黄阿明《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动乱探析》[16]认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播州地区杨友、杨爱兄弟以争夺宣慰使一职而致动乱,明朝政府派刑部侍郎何乔新等前往勘处此次动乱,这次不太大的动乱也很快被平息。但在播州明代的历史上,正是这次小的动乱引发了未来百余年播州地区的动荡不安。成化年间这次动乱,对万历年间杨应龙叛乱有一定影响,在播州历史上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党会先《从杨应龙个人性格探析播州之役的爆发和结果》[17]认为,播州之役的爆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者从分析杨应龙个人的性格着手,查阅史料总结出:杨应龙的性格具有狂妄自负、富有野心、多疑猜忌、残暴嗜杀,以及不重承诺、缺乏诚信等特点,杨应龙的性格无疑是促发其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三、海龙屯建造特征与文化、美学意义研究

陈建平《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囤军事城堡》[18]简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县高坪镇的海龙囤的始建年代、扩建年代、用途,并说明了明朝发动平播战争后城堡被毁。

史继忠《遵义海龙屯》[19]一文海龙屯的依山建造进行了分析,并详细对各关堡建筑风格与作用进行阐述,并根据史料查证还原了海龙屯主体建筑“老王宫”和“新王宫”与周边的附属建筑的特征。最后,从宏观角度瞰览海龙屯,抒发对沧桑古城堡的感慨之情。

吕虹《遵义海龙囤军事城堡保护与开发的研究》[20]就作为当今中国甚至是亚洲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军事城堡遗址遵义海龙囤应采用何种保护与修复方案,提出了合理对其进行修复、保护和开发的观点,意在对海龙囤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进行理论探讨。

王家洪《遵义土司文化旅游开发探析》[21]认为作为军事城堡的海龙屯、作为南宋雕刻艺术代表的杨粲墓,以及遵义老城与杨氏墓葬群所蕴含的遵义土司文化,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再加之它们具有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价值高、艺术观赏价值强等优势,可以对这些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以此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范同寿《海龙屯:需走出孤芳自赏的误区》《海龙屯:中世纪城堡的文化密码》《黔土司城堡海龙屯》[22-24],张劲《苍茫缠在马蹄上——感受海龙囤》[25],何筑霞《触摸海龙屯》[26],罗兴华《海龙囤——一段中世史的见证》[27],陈湘苏《神秘的古军事城堡海龙囤》[28],吴秦业《疑惑海龙囤》[29],王钰英《走马中世纪城堡海龙屯》[30]等文章的作者皆以亲身踏足海龙屯,对海龙屯险要的地势、各关卡的遗址、相关的故事传说进行了细致地描述。此外,他们认为支撑海龙屯这一古代军事建筑的,是源远流长的播州土司文化。深藏文化底蕴的胜地,兼具险、雄、幽、特的山峦使遵义海龙屯形成了独特黔北景观文化。

四、土司制度与风俗文化研究

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31]一文中提到播州杨氏土司是明代贵州的四大土司(水西安氏土司、思州田氏土司、水东宋氏土司)之一,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汉化程度最深、与明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司。播州地区经过杨氏几百年的开拓,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其政治文化水平也远远高于与它毗邻的贵州其他地区。

陈季君《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与《播州土司制度的再认识》[32-33]都是从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播州土司在历史上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杨氏从唐末执掌播州政权,到元明时期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期间,大都能与中央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外能效忠朝廷,内能安定辖区,在推动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暂时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发展地方文化教育等方面有重大的历史作用。

况红玲《开发利用遵义土司文化》[34]一文分析认为虽然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曾经实施过,土司文化也非遵义独有。但由于播州一直由杨氏家族长期世袭统治,所以“播州”史亦是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历史;加上杨氏祖先非播州土民,所以杨氏在辖区内大力推行汉文化,遵义从而留下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土司文化。

钟金贵《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35]认为播州土司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播州土司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播州留下了气势恢弘、别具特色的土司文化遗产。本文在分析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和开发该遗产的措施。

陈季君《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36]阐述了明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间的政治博弈。在明王朝的控驭下,双方从互利合作到失衡、对抗,直至最终爆发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明朝铲除了杨氏在黔北700余年的统治。探讨明王朝与黔北杨氏土司的关系及其变化的基本历程,可多角度、多层次地总结明代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史晓波《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37]认为,从唐乾符至明万历年间,杨氏在播州建立的强大的土司政权,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保护边境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全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制的推进,土司政权越来越不与社会大流同进,甚至产生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冲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派兵灭掉播州土司,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二府。从此遵义被中央纳入直接统治范畴,其机构、官员、官制等都由中央制定和管理。清雍正六年(1728年),遵义府始由四川划归贵州。

史晓波《浅议杨氏治播的积极影响》[38]认为,遵义杨氏治理播州地区700余年,对遵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杨氏接受中原文化,引进先进农耕技术,改善人民居住环境,使遵义成为黔北中心,影响深远。

李良品、邹淋巧《论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39]认为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在统治播州的28年中,前期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土司地位,在处理与中央王朝、周边土司、内部土官及辖地百姓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杨应龙个人野心的膨胀、内外矛盾的恶化,特别是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直接导致了平播战争的发生和播州土司的灭亡。

五、杨氏土司族属的研究

有关播州杨氏族属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议,史书记载也有很多歧异。播州杨氏的记载不见于《唐书》而多见于《宋史》。在《宋史》里多以“夷族”来记载播州杨氏。例如《宋史·傅求传》称杨氏为“夷僚”,《宋史·蛮夷传四》称杨氏为“南广蛮”,《宋会要辑稿》也称其为“播州夷族”,《宋朝事实》称其为“蕃帅”。明代万历年间的李化龙撰写的《平播全书》中也称杨氏为“夷族”。杨氏的族属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倮罗族说。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40]一文中,通过文献考究,从杨保出处、杨保族类分析,认为杨氏为倮罗族,即彝族。关于“杨保”这一称呼,作者在文中将其理解为杨氏的代名词。

僰人说。章光恺《播州杨氏族属初探》[41]通过在杨端十三世孙杨粲的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一批石刻及文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将杨氏的族属初步定义为僰人,即白族。

僚—杨保—仡佬说。王兴骥《播州杨氏族属探研》[42]认为:播州杨氏是从川南迁到播州的少数民族,其族属为僚。在迁入播州之前,它已开始汉化,采用了汉姓。迁入播州地区后,其汉化程度加快,其族有了杨保的称呼,并且随着杨氏土司势力的不断发展而四处扩散,虽在万历年间的改土归流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其遗裔在遵义县、务川县、凤冈县等地仍然存在。他们或汉化,或在近几年被识别确认为仡佬族。杨氏族属的演变顺序为:僚—杨保—仡佬。

汉族说。《遵义府志·土官》[43]载,播州为南诏所陷,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平南诏入播:“杨端者,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子孙遂家于播。”

六、杨氏土司墓葬的研究

周必素《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44]分析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材料,探讨了其墓室结构、墓葬雕刻、出土器物和地面祭祀建筑等方面的特征和演变规律,揭示了当时的埋葬习俗与丧葬特点。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播州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

公犊《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录》[45]一文阐述了杨粲墓、高坪土司墓葬群(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和杨爱墓,均为夫妇分室合冢墓)、杨辉墓、杨烈墓等的所在区域位置、墓地环境、墓室结构与材料、墓室雕刻艺术、墓室绘画、墓主人生前简介,以及各墓纳入文保单位的时间与文保级别。

宋世坤《遵义播州杨氏墓葬》[46]基于1954年以来的考古发掘,简要介绍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墓葬材料、墓室结构、墓葬雕刻、出土器物和地面祭祀建筑等的特征。并介绍另发现了《杨文神道碑》、杨文妻《田氏圹志铭》、《杨升墓志铭》、《杨纲墓志铭》各一盒。

度奄《“封疆大臣”杨粲及其墓室石刻》[47]先叙述了杨粲的生平经历、主要功绩。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后叙述了杨粲墓室的区域位置和建造格局,墓内的陪葬品,墓内墙壁石刻、棺床的特征,以及杨粲墓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史继忠《遵义杨粲墓》[48]一文介绍在迄今所知西南地区的宋墓中,杨粲墓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杨粲墓规模宏大,室内面积约50平方米;墓室建筑格局精巧;墓室石、木雕刻艺术精湛、造型多样、形态生动、刻工细致,颇能传神,对黔北建筑技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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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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