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2014.增刊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先秦至蒙元贵州文化的嬗递

先秦至蒙元贵州文化的嬗递

作者:伍小涛 阅读量:15 点赞:0

一、历代典籍中依稀可寻的文化足迹

贵州有悠久的历史。1972年在桐梓县云峰岩灰洞发掘出两枚人齿化石、10余件石制品和26种哺乳动物化石。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最早记载贵州历史的是《管子》其中有“桓公曰:余乘车之会六,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的记载,牂牁据专家考证,在今天的北盘江一带。

继之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它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说明贵州当时有个很大的夜郎部落。《史记》又说:“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得臣使也。蒙乃上书曰:‘南越王黄屋左,地东西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说明夜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就是说从西汉时,贵州就与巴蜀、南越发生了文化交流。

而《华阳国志·南中志》对夜郎王传说的记载:“汉兴……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其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更是说明在汉代,部落的图腾崇拜的盛行。范晔的《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记载了贵州原始文化的一些概况: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进入隋唐,贵州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对贵州文化的记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新唐书·南蛮下·西原蛮传》记载贵州东南部的东谢蛮道:“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记载贵州南部西赵蛮道:“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首领赵氏,世为酋长,有户万余。”

到了宋代,贵州文化已经被外界了解。“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迁徙亡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1]当时记载贵州的典籍很多,主要有《宋史》、《宋会要辑稿》、《太平寰宇记》、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胜记》、欧阳忞的《舆地广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朱辅的《溪蛮丛笑》和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和《可斋续稿后卷》等。其中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说道:“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又说:“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说明在宋朝时,彝族已经有了文字。《宋史·西南诸夷传》说:“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令作本国歌舞。在葫芦笙的伴奏下来使“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说明水族的歌舞已经非常发达,宋在“水人”地区设立抚水州、抚水县、京水县等羁縻州县。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有关贵州的地方志书,可考的有《思州图经》《遵义军图经》和《黔州图经》等。在《遵义军图经》中,对遵义文化的发展作了详细的叙述:“(杨)选始嗜读书,岁致四方贤士以十百计。(杨)轼留意艺文,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土俗大变。至(杨)粲乃建学养士。”据立于南宋淳佑七年(1247年)的《杨粲墓志铭》也载有同样的文化发展“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焕然鼎新。”

蒙元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元在贵州实行羁縻制度。据《元史·地理六》共设有以下官署:八番顺元蛮夷官,至元十六年(1279年),潭州行省招降西南诸番,于小龙番设静蛮军、卧龙番设南宁州、大龙番设应天府、程番设武盛军、洪番设永盛军、方番设河中府、异石番设太平军、卢番设静海军、罗甸国设遏蛮军。元的设官治理,促进了贵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据《元一统志》载,思州分布有仡佬、木、瑶等数种少数民族,治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则击鼓以迎。“余皆信医药,晓道理,无异中土也。”

从这些典籍和文书中,可以看出:贵州文化的嬗变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从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2]在贵州设置官守始,到元“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3]贵州文化演变经历了1500多年历史。在这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交融进化。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与百越文化、苗瑶文化、氐羌文化不断融合,最后形成了多元的贵州文化。贵州从一个外人眼中的夜郎自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4]到“宦户、儒户与汉俗同”[5]的文化融合,无不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点。

二、贬官谪戍者遗留的文化印痕

自秦汉开始,就有将犯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或戍守的刑罚。至隋朝将流刑定为五刑之一,沿袭至清。贵州高原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跬步皆山,其山川幽秀而郁塞,雾露霖潦以为常”。[6]自秦汉后,就成为贬官谪戍者的栖息之地。这些贬官谪戍者和一些流官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贵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先把中原儒家文化带到贵州的是舍人。舍人,鄨县(今遵义市东)人,曾任为犍为郡的文学和卒史,也担任过西汉汉武帝的待诏。“犍为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7]当时鄨属夜郎,文化落后。舍人便来到文化发达的蜀地学习。由于学识渊博,便着手为《尔雅》作注。《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舍人的作注,开创了汉代训诂的先河。在舍人作注的基础上,晋代郭璞著《尔雅注》,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清代著名学者郑珍曾对此有过赞述:“文学(指舍人)以郡人膺学史选,诣阙上书。既挺生古所未臣之地,而即注古所未训之经。其通贯百家,学究天人,与相如、张叔辈上下驰骋,同辟一代绝诣”[8]

由于舍人学术上的卓越成就,贵州历代学者把他作为学习的典范,来推动贵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舍人生犍为而适武帝世,岂非舍人甫起于学校草创,即具出类拔萃之才,远引乎百家众技之末,一意上耽经术,粹然底于名儒,以开我邦百代之学乎?况《尔雅》为经义汇归。前此未有其传业者,乃独技是焉而首唱之,用阐厥诣。是所造之宏且精,复何如也!”[9]

继之是东汉中期的尹珍。尹珍,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今贵州独山、荔波境内)人,生于公元79年。《后汉书·西南夷传》是这样说尹珍的“恒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到荆州刺史。”也就是说,尹珍深感本地无学,便于公元99年20岁时,北上京师,拜著名的经学大家许慎为师,学习经文。又拜另一名经学大师应奉学习图纬。学成归来后,在条件较好的鄨县各地(今贵州绥阳、正安)招收学生,教授儒家经典。贵州文化的开化,与尹珍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正如郑珍在一首诗所写:“汉朝道真公,贻今贵州书。盍即字其姓,子岂西家夫!”[10]

由于尹珍对贵州文化的贡献,贵州人从唐开始进行祭祀和纪念。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播州司户崔礽在当时遵义县东北百里处(今绥阳县旺草场)修建尹珍讲堂。明万历四十年(1812年),遵义知府孙敏政得知正安城东一百二十里的三江里七甲某处,据传为尹珍住宅遗址,便在此修筑务本堂。明隆庆五年(1571年)在贵阳城东建阳明书院,奉祀王守仁,院内兼设尹公祠,奉祀尹珍。

接着是唐初贬官王昌龄。王昌龄(约690—约756年),字少伯,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早年贫苦,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唐玄宗天宝七年,因“不护细行,贬龙标尉”[11]。

龙标据专家考证,在黎平的西北,“本在舞水之阴……因龙标山而得名”。[12]王昌龄在龙标留下了许多诗句,如:“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遣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沅溪夏晚是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水与五溪合,心期万里游。明时无弃才,谪去随孤舟。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这些诗句表达了作家报效国家的殷殷之情。一些诗人兼友人对王昌龄的遭遇深表同情。写下了“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岑参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诗)等诗句。

后人为了纪念王昌龄,在王昌龄谪戍的地方黎平建王昌龄墓。乾隆八年蔡时豫为黎平知府趋墓拜谒,赋诗凭吊,捐资重建其祠。继任知府徐立御,由撰文立碑为记……“王昌龄的诗作,特别是与龙标有关的作品,以及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各式建筑物,已成为文学遗产和古迹,对黔东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3]

北宋时,一些流官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了贵州地区。杨氏统治的遵义地区就是接受内地文化较多的地区。据《遵义府志》:“(杨)选始嗜读书,岁致四方贤士以十百计。(杨)轼留意艺文,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土俗大变。至(杨)粲乃建学养士。”[14]南宋时播州豪族杨氏嗜读儒书,注意从四川等地延聘文士入黔讲学;至杨粲时在播州建立学校,对传播内地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据立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的《杨粲墓志铭》,碑文缺佚不可全读,但仍可看出有“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涣然鼎新生”[15]等语。可见杨氏亦遵循内地的丧葬制度。以后播州士人有8人高中进士,这是前代所未见的。

由于杨氏世代对贵州遵义文化作出的积极贡献。明初宋濂作《杨氏家传》后,还特地写了一篇《杨氏家传论》。全文如下:“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兰西南隅故地,彝獠错居,时出为中国患。杨端藉唐之威灵,帅师深入,遂据其土。五传至昭,胤子中绝,而贵迁以同姓来为之后。又三传,至文广,威詟德怀,而群蛮稽首听命,益有光于前人。又三传至选,留意礼文,尊贤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学,民风为之一变。又二传到粲,封疆始大,建学造士,立家训十条以遗子孙。其子孙亦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昔之争斗夺攘之祸,亦几乎熄矣。何其盛欤?呜呼!杨氏以一姓相传,据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历五季,更宋涉元,几六百年。穹官峻爵,珪组照映,亦岂偶然之故哉?盖蒙诗书之泽,涵濡惟深,颇知忠荩报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欤?”

从秦汉到蒙元,一些本地有志之士和贬官、流官,为了贵州的文化的发展,不辞辛劳。正因为有这些人的薪火相传,贵州的文化才绵绵不绝,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今天多元共生的贵州文化。

三、文化隔离机制下多元共生的贵州文化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这样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下,贵州各民族接受、融汇外来文化的强度和能力,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之间,表现得极不一致。有些民族处于文化联系和交往的通道上,很早就广泛受到其他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有的民族则长期居住在远离文化交通线的穷乡僻壤,散布在与世隔绝的边远山寨或深山幽谷,与外界的物质交流信息联系甚少或完全隔绝,因而在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往往程度不同地长期陷于停滞或发展极为缓慢的状态中。”[16]

贵州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态势。主要汉文化、苗瑶文化、百越文化、氐羌文化及濮文化。

最早居住在贵州的是濮系民族。他们建立了夜郎、且兰和陋卧等奴隶制政权。这些政权已经拥有很高的文化。从发掘考古来看,他们已经能制作精细的铜柄铁剑,造型优美,纹饰繁缛,显示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赫章发现的各种鎏金器和精致庞大的铜鼓来看,夜郎部落工匠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分铸、合铸、焊接、鎏金等技术。此外,夜郎人还掌握了纺线,编织麻布的技术。夜郎“旁小邑”制作的陶器,如大口杯、陶瓶、陶罐等,造型和质地虽然并不太好,但几乎所有陶器的显眼部分都有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的笔划以横、竖、斜等线条为主,从2划到12划不等。一些符号已有方块汉字造型上如“象形”或“指事”的特点,很可能属于一种原始文字。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夜郎人过上了定居生活。普安铜鼓山遗址发现大量建筑物柱洞和灶膛,是夜郎人定居农业生活的有力证据。夜郎人的住房多数是一种名为“干阑式”的建筑,有竹、木加茅草、树叶、泥浆等建造而成。这种“干阑式”建筑的集合体即是夜郎人的“邑聚”。《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椎结、耕田,有邑聚。”讲的就是贵州濮人部落发达的文化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濮人政权的衰落和大量的迁入蜀,贵州的濮文化逐渐衰落,但在川黔交界的山区,还保留了濮文化的遗留。唐宋以降,其主体部分形成了仡佬族,后因分散而习俗不同,进一步分化为红仡佬、花仡佬、打牙仡佬、披袍仡佬等支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仡佬族文化。

代濮文化而起的是氐羌文化和彝族文化。彝族属于氐羌部落的一支,其始祖希母遮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徼外”的“邛之卤”,今四川汉沅一带。三国时因辅助诸葛亮平定南中有功,迁入贵州西部,逐渐取代濮人势力,在黔西北取得了实际的统治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期,氐羌部族中的爨氏,日渐强大,被东晋任命为龙骧将军宁州刺史。独霸宁州后,向东推进,控制了牂牁、平蛮、夜郎和朱提等郡。爨氏得势后,将其统治区域分为东、西二境,“东爨乌蛮”即彝族先民,“西爨白蛮”即白族先民。在爨氏统治时期,由于与汉文化接触频繁,氐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晋人常璩说:“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17]

南诏兴起后,“乌蛮”在贵州建立许多政权,如罗甸国、自杞国、罗氏鬼国、毗那等,控制贵州西部广大地区。北宋买马西南后,“乌蛮”实力大增。“今之买马,多出于罗甸、自杞诸蛮,而自彼仍以锦、彩博于大理。”[18]而且与中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元朝时期水西彝族大盛,建立了贵州宣慰司,明末清初才渐衰落。而罗殿国归附后,元设八番罗甸宣慰司镇抚。彝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彝族文化。

而苗族经过多次迁徙才到贵州的。苗族最先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称“三苗”,在与华夏部落的战争中被驱逐到“三危”,今陕甘交界地带。“至秦楚南灭巴蜀,长江全为汉族融合,剩余之苗族,乃节节南徙,至湘粤桂滇等地,最终入黔,与土著夷族一起,僻居深山穷谷,与世隔绝。嗣后,汉族人多,又渐向西南迁移,乃与苗夷两族相居,惜因过去之汉族执政者滥施政治。”[19]在这样长期的迁徙和被征服过程中,苗族除了“处处表现着比汉人要结实的体魄,耐苦的习惯,和坚忍的态度。苗夷民之性情,一般都是质直且诚朴,对于何人何事如能取得他们的同意或信仰,便无微不至,始终不改,叫他们赴汤蹈火,都不推辞。但因苗夷民知识稍差,缺少判别的能力,故他们性形古拗,遇事迟疑。进取向上的精神,异常缺乏,事事都照着他们老祖宗的成法做,诚是难与议到无以复加”[20]外,在他们心目中,“至少有两个世界,一是‘灵界’,二是现实的‘经验世界’。‘灵界’可以帮助和干扰‘经验世界’,而‘经验世界’的所作所为也可感通‘灵界’”。这样“感到对这两个世界都可理解,都可把握。从而自足和囿于自身文化价值系统内,固守传统和维护传统使他们觉得有意义和有安全感”。[21]

百越民族中的布依族、侗族和水族,也是迁徙过来的。百越民族最先分布在荆楚、吴越南粤和闽一带。秦汉时期,对两粤用兵,迫使许多越人部落沿都柳江和南北盘江等往贵州境内迁徙。在三都、荔波一带形成了水族,南北盘江及合流后红水河流域是布依族的聚居区。而黔东南的都柳江流域则是侗族的聚居区。在贵州的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广大地区,发展了姿态各异的百越文化。

这样,贵州的文化在黔北为仡佬族文化、黔中和黔西广大地区为彝族文化、黔西南为布依族苗族文化,黔东南为侗族文化、黔南为水族文化。这些文化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又与其他文化融合,特别是汉文化,由此形成了一些相同点。东汉人王充说,越嶲等地“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22]。《华阳国志·南中志》言牂牁郡“颇尚学书”,说的就是这一情况。尽管如此,在秦汉至蒙元时期,封建王朝实行的是羁縻制度。贵州高原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政权,因此,在文化机制上又是隔离的。贵州的民族是“大杂居,小聚居”,贵州的文化是“共生”,又“多元”。这也符合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

四、历代的边陲经略与贵州文化的跨文化势态

封建王朝对贵州的经略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也就是说,贵州在战国后期,就处于了楚国的控制之下。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23]据清代学者考证,秦除在巴蜀和夜郎地区设置关塞,重设黔中郡外,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镡成(今黎平一带)、毋敛(今独山一带)、且兰(今福泉一带)、夜郎(今石阡一带)、汉阳(今赫章一带)、鄨(今遵义市东)等六县。

秦末,天下大乱,秦贵州所属郡县乘机割据,建立了夜郎、且兰等政权。汉武帝时,派唐蒙率军赴见夜郎侯多同,赠与厚礼,许置吏后以多同子为令,多同与夜郎旁小邑皆听蒙约。汉朝于是设置了犍为郡。“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24]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汉谴军五路合击南越。其中弛义候发巴蜀罪人自犍为下牂牁江趋番禺,途经夜郎时征发其丁壮。且兰部落首领虑远行旁国掠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汉使及犍为郡太守。南越既平,汉军还诛且兰,遂平南夷设为牂牁郡。牂牁郡辖17县,治所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

东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陋卧侯俞相攻不听和解,“轻易汉使,不惮国威”[25],被牂牁太守陈立诛杀。兴死后,延续二百年的夜郎国宣告结束。

秦汉在贵州的经略,采取了“土流并治”的方法,既委任了太守和县令,又保留了王、侯和邑君。

三国时蜀汉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控制。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把南中诸郡扩为七郡,选派忠臣良将镇守。其中牂牁郡太守为马忠,朱提郡(包括今赫章、威宁等地)太守孟琰。

两晋南北朝时,因益州辖区过大,设宁州。宁州共辖15郡81个县。其中在贵州的郡有牂牁郡(治今贵州瓮安一带)、平蛮郡(治今贵州毕节)、夜郎郡(治今贵州关岭一带)。任用大姓进行统治。贵州地区的大姓,最早见于记载的有牂牁大姓龙、傅、尹、董、谢数家;朱提大姓有朱、鲁、雷、兴、仇、递、李等。大姓之间为了争夺权力,经常进行战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贵州地区战乱频繁。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隋统一后。鉴于郡县制的松散,将州、郡、县三级机构改为州、县两级机构。隋炀帝改州为郡,仍为两级机构。隋在贵州设立的郡有6个,即沅陵郡、黔安郡、巴东郡、明阳郡、牂牁郡和泸川郡。清水江流域及牂牁郡以西大部分地区仍然由土著大姓割据控制。

唐朝建立后,实行羁縻政策。“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远覃,四夷从化,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夫天生蒸民,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26]唐在贵州地区设置的羁縻州有10个。即黔州,辖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宁、都濡6县;思州,辖务川、思王、思邛、宁夷4县;锦州,辖卢阳、招谕、渭阳、常丰、洛浦5县;巫州,辖朗溪、龙标、潭阳3县;业州,统峨山、渭溪、梓姜3县;费州,统涪川、多田、扶阳、城乐4县;夷州,辖绥阳、都上、义泉、洋川、宁夷5县;播州,领遵义、芙蓉、带水3县;溱州,辖荣懿、扶欢2县;南州,统南川、三溪2县;牂州,领建安、宾化、新兴3县;充州,辖平蛮、辰水、东停、东陵、韶明5县;应州,领都尚、应江、婆览、罗恭、拖隆5县;琰州,统武侯、望江、应江、隆昆、琰川、始安、来南7县;牢州,领7县。

五代十国时,贵州地区属于马殷父子建立的楚国。牂牁首领张万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但总的来看,封建王朝与贵州地区的关系相当淡漠。

宋朝建立后,贵州的羁縻州进一步发展。据《宋史·地理五》载:今贵州地区北宋主要分属夔州路和梓州路、荆湖北路与广西南路。夔州路辖黔州和49个羁縻州。其中影响最大的为思、播二州。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著首领田祐恭请内附,政和八年(1118年),宋王朝以其地置思州,以田氏本人为刺史,设州治于务川,统治今务川、凤冈东南和石阡西南地区。大观二年(1108年)土著首领杨光荣、杨文贵献地内附,宋朝即以杨光荣地置播州,以杨文贵地置遵义军。宋室南渡后,在今贵州地区的设治有所加密。南宋在川、鄂、湘、黔相连地带设夔州路,领重庆、咸淳、绍庆三府和施、播、思等州及云安、梁山、南平3军。

元朝鉴于汉晋至唐宋,贵州地区统治一直薄弱,在贵州设乌撒乌蒙宣慰司,隶属云南行省,驻今贵州威宁;普安路,驻今贵州普安以西;普定路,驻今贵州安顺;乌撒路,驻今贵州威宁;茫部路,云南镇雄以北,但所统治的一部分地区在今贵州境内。属于湖广行省的官署则有:八番顺元蛮夷官,统治八番顺元诸蛮夷地区,仅西南八番、罗氏鬼国地区就辖有1620处洞寨、101168户。管番民部管,辖小程番等53处蛮夷军民长官。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辖九溪十八洞蛮夷以及雍真乖西葛蛮等处军民长官司等24处。思州宣抚司,辖镇远府等67处。沿边溪洞宣慰司。播州宣抚司,辖黄平府等33处土府州。新添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等131处土州和洞寨。定远府,辖桑州等5处土州。

从战国到蒙元,历代封建王朝对贵州地区的经略,促进了贵州民族大融合和文化的大发展。

在秦汉实行“土流并治”。既有“流官统治”,又有“土官统治”。在流官统治地区,中原的汉文化,得以提倡,不但有大量汉族移民,而且通过教育、科举、礼教及风俗,使汉文化逐渐成为主导文化。在土官统治地区,因统治的土官的民族成分的不同,统治的制度有所区别,在黔西北,为彝族的“则溪”制度;黔西南布依族的“亭目”制度,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侗款”制度和苗族地区的“鼓社”制度,此外还有“牌”“支”“马头”等社会组织。唐宋实行羁縻制度,这些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样,在贵州地区,既存在着汉文化,又存在了彝族文化、布依族文化、侗族文化、苗族文化、仡佬族文化等多种文化。而且,汉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传播进来的地域不同,汉文化又可分为楚文化、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等。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交融的时期。在长期的碰撞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贵州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跨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黔碚施高檄外诸蛮》。

[2]《史记·西南夷列传》。

[3]《元史·地理一》。

[4]《史记·西南夷列传》。

[5]《大元一统志·遵义军民安抚司》。

[6]《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7]《经典释文·叙录》。

[8]《遵义府志·列传》。

[9]郑知同:《犍为舍人尔雅注稽存序》

[10]《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郘亭二首》

[11]《新唐书·文苑传》

[12]《元和郡县志》。

[13]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4]转引自黄涤明:《黔贵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碑文见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1986年。

[16]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7]《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18]《玉海·马政》

[19]吴泽霖 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0]吴泽霖 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1]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895—1945),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22](汉)王充撰:《论衡》卷一九《恢国》,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

[23]《史记·西南夷列传》。

[24]《史记·西南夷列传》。

[25]《汉书·西南夷传》。

[26]《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州郡序》。

责任编辑:姚胜祥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4.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