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8

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8

作者:郭建 阅读量:26 点赞:0

八节 轻徭薄赋

汉文帝的法制改革,给予民众一个比较人道的刑罚体系,能够“安居”;实惠好像还是不够,还需要更好的甜头,能够让人们“乐业”。那么汉文帝究竟是如何使百姓“乐业”,从而更能够感受到朝廷和皇帝的恩惠?

“德”的一个主要涵义是“得”,要给人有所得,才是“德政”。汉文帝深深了解这一点,在进行法制大改革的同时,他的另一手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据说西汉刚建立那时,社会在长期战乱之后,壮年男子都被抓去当兵,老弱病残还被拉夫为当局运送军需,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整个社会物资极其匮乏。朝廷也很穷,连皇帝也凑不齐一色的4匹马来拉车,将相大臣们很多只好坐牛车上朝,百姓家里也都没有积蓄。有的时候粮食价格涨到每石要“万钱”,一匹马要卖到“百金”(理论上讲“一金”等于“万钱”,也就是说一匹马要卖到100万钱或者要用100石粮食来换取)。即使在战争结束的10多年后,马还是非常贵重的资源。

汉文帝上台的时候,汉朝社会经济虽已有所恢复,不过还没有大的起色,还有待于一个更好的时机。

三管齐下的剥削机器

战国时孟子已经说过,他那时的臣民要在三个方面为朝廷做贡献: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因此他建议有道德的国君应该“用其一,缓其二”,如果同时实行其中的“两征”,老百姓就会饿肚子;如果同时开征这三样,那老百姓就要妻离子散了。

孟子当然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过他的这个说法大概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吧。按照这个说法,各国君主对于臣民的剥削有三个方面:“粟米”是针对土地占有者的,只要有土地就要缴纳粟米,据说原则上是按照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号为“什一”。“布缕”是针对户头的,按照男耕女织的经济状态,家庭也是纺织品的生产单位,要向朝廷缴纳纺织品(布匹、绢帛)。“力役”针对的是成年男性,每年要为朝廷义务劳动一个月,以及为朝廷服兵役。

后来秦朝及汉文帝上台前赋役制度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可以认定的是,确实存在这三管齐下的既定方针。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军功为本位的二十等爵位制。据说规定如果百姓能在战场上斩敌一甲首(甲士的首级)或告发一个奸者(罪犯)就可以升爵一级。而每升爵一级,就可以获得国家授予的100亩耕地、9亩宅地。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初(下限为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田律》和《户律》来看,这种向人户授予土地的做法至少一直维持到了汉代初年,有着非常完备的制度。

每年农历八月间进行户口申报。在立户前没有得到过田宅或得到的田宅不足额的,可以请求补足,但是宅地只能补授接邻的。各地如果有立户后受田宅不足额的情况,各地官府汇总上报朝廷。在官府有新土地(没收罪犯的土地)时,按照爵位及先后次序授予。所授予的土地应该是可以耕作的,否则受田者有权拒绝。受田后发现无法耕种的,允许退换。所受田宅允许买卖,但是将从政府获得的“受田”转让他人、或者出卖后,就不得再次申请。除非是官员或者是为皇帝服役的人员,其余人等买宅地必须是与原宅接壤的。

受田宅者承担向政府交纳田租和藁税(禾草)的义务。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的记载,秦的田租按照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征收,汉高祖登基后作为政治措施曾宣布“什五税一”(十五分之一),后来又恢复“什一”。汉惠帝登基的那年(公元前194年),正式确定汉朝的田租为“什五税一”。汉代的藁税与秦国完全一致,也是以每顷3石为标准。在当地政府刍藁(马料)已经够用的情况下,也允许受田者以铜钱缴纳,每顷55钱。只有相当于原来卿一级以上贵族(即左庶长以上的各级爵位)可以免除田租和藁税。

这种由政府向私人授予土地的制度不应该仅从其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当兼并战争战火渐渐平息、人口逐渐恢复增长时,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土地(包括荒地资源)能够按照这项制度来授予土地?这相当值得怀疑。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也可以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制度。它建立在政府拥有相当的荒地资源基础上,同时也是一种包容、承认民间私人已经拥有的私有土地,并且将这些私有土地纳入国家税收体制的制度。每户人家在立户时应“名田宅”,即申报已拥有的土地,如果按照其社会地位已经足额,就不发生土地的授予,而是承认所拥有的土地为合法的私有土地,并按照申报的土地面积征税。因此《户律》明确规定:没有向政府申报户口而拥有田宅、或者是将自己的名字附在他人户名后申报的、以及为他人附带申报户口的,都要处以“戍边二岁”的处罚,田宅则予以没收。因此,汉朝的所谓“田租”是按户征发的,以爵位占有土地的标准以及一个常年的收获量来确定征收田租的数额。

秦汉时“布缕之征”转化为货币税,主要是“算赋”。史书上说秦“头会箕敛,以供军费”,很多后人以为是按照人头征谷物。现在根据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资料,当时是按照人的身高来确定是否成年,结婚、征兵、纳税、承担刑事责任,都以人的身高来划定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以上、女子身高六尺以上算是成年。当时的“尺”大约合今天的23厘米多一点,成年男人的标准身高一般为“七尺”。按照秦国法律,政府征收的铜钱应该以“千钱一畚”(每1000钱装一个草包)来封存,倒确实可以想象官吏到居民家中集合家庭人口,拿了丈量身高的标尺一一按身高点数、装钱进畚箕“头会箕敛”的样子。

汉高祖到了汉中称王后就开征“算赋”,15岁以上到56岁男女一律征收,每人每年120钱,商人和奴婢加倍征收(240钱/年)。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未婚成年女子的算赋每年600钱。除了算赋外,其他的人头税种比较混乱。据说住在王侯封国的百姓要缴纳“户赋”,每年每户人家向领主缴纳200钱,还要缴纳由封主转交给皇帝的“献费”,大约是每人每年63钱。如此一来,住在封国的人户实际负担与住在由朝廷直接统治的各郡的人户差不多。

秦汉时期最使人民感觉痛苦的,还是“力役之征”的徭役制度。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承担兵役,和平时期的服役期为两年,战时不定期。据说一年到边防服役为“戍卒”,一年到各野战军服役为“正卒”。服役的时间不包括前往报到地点的路程时间。服役时期好像国家只配给作战盔甲服装,其他衣物是要自备的。云梦睡虎地秦墓里出土的一封士兵“惊夫”和“黑”的家书,说是他们服役的地方非常寒冷,请求家里为他们捎去钱财买棉衣。另外,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朝廷义务劳动一个月,还得搭上来回的路程,这叫做“更役”。另外地方政府征发的修补城墙、修整道路、维护“禁苑”(皇帝打猎游玩的野生动物公园)之类的劳役,还不包括在内。

轻徭薄赋

汉文帝上台后先是尽力使民众立即获得好处,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借着立太子和立皇后的机会,宣布“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就是所有的嫡长子都自动获得一级爵位,并且对于天下孤寡老人、孤独穷困、超过了80岁的高龄老人、所有9岁以下的孤儿都赐予一定数量的布帛、米、肉。

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这样的直接恩赐是朝廷财政系统根本无法承担的,更好的办法是立刻展开对于这三大吸血系统的调整。

在登基后的第六个月,他就下诏:“令郡国无来献。”也就是宣布取消各郡国每年向皇帝的上贡。

在汉文帝当皇帝的时代,“皇室宫廷”与“朝廷政府”是分离的。直到汉代初年,皇室宫廷仍然具有自己独立的财政系统,也有自己的管理队伍。皇室宫廷的财政收入是单列的,比如上述的“献费”以及来自于皇室禁苑的收入等等是皇室宫廷独享的,皇室宫廷的费用都由此来支出。替皇帝管理财政的专门机关就是“少府”。在皇室宫廷服务的人员称为“宦皇帝”,替朝廷服务的称为“官吏”,也是并列的法律称呼。可以想象,为皇帝服务的“宦皇帝”者的报酬也是由皇室财政来开销的。

汉文帝宣布禁止各地对皇室宫廷的献费上贡,显然应该是做一个姿态,表示从皇室带头做起来为民众减轻经济负担。

到了下一年的正月,汉文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在京师设置“籍田”,由皇帝亲自率领农民耕种,收获的粮食用作供奉祖庙的供品。这是皇帝重视农耕的高姿态。

九月间,汉文帝再次下达“重农之诏”,要求各地政府重视农业,关心农业生产。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法定的田租率为十五税一,减半征收,实际就是“三十税一”。这就是要朝廷及各级官府都要实行财政紧缩了。

后来汉文帝经常使用田租减半征收的办法。比如在他即位第十二年时,因为晁错的建议,宣布田租减半征收。下一年,借着废除肉刑的机会,又下重农之诏,并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同时颁布“除戍卒令”,取消当年的戍卒征发。

另外根据《汉书·贾捐之传》的说法,汉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更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个月的更役。而根据《汉书·贾山传》载其《至言》一文中的说法,汉文帝曾将国家仓库里的绢帛十万余匹赐予贫民,曾经立法规定,家里有90岁以上老人的,可以有一个儿子免役免税;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全户只需要缴纳“二算”。

大幅度减少皇室及朝廷收入,皇帝及百官们的供应、军政事务的花销如何解决呢?汉文帝的方针是开源还是节流?

节流的措施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要在不加重农民负担前提下的财政“开源”途径并不多。汉文帝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思路,因此为了让民间得到实惠,汉文帝只能选择“节流”。

从登上皇位的那天开始,汉文帝就废除了自古以来贵族进餐时要乐队在旁奏乐的惯例,省下了宫廷的一笔开销。他入住的宫廷是他父亲在丞相萧何动用了大量民力建设的,到了他当皇帝,再也没有扩建。有一次他打算在宫廷的园林中修一个露台,他还要把土木工匠叫来,询问工价费用。土木工匠回答说大概要花“百金”。汉文帝一听,立刻说:“一百金,是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了。我奉用先帝的宫殿,一直怀着羞愧的心情,唯恐辱没先帝。还要这个露台干什么!”

秦汉时期的皇室拥有大量的超级大园林,这些园林分布在今天的关中、陕南、山西等地,每个都有上百平方公里,供皇帝在其中打猎游玩。汉文帝当了皇帝以后,不再圈占建立新的园林,相反,还经常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允许灾民进入禁苑打猎、采集野菜。

从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铜车马来看,当时一辆马车的技术含量非常高,马车的造价不菲。汉文帝减少了皇帝装备的车马数量,也没有增设皇帝的仪仗队,节省了皇室的开销。

汉文帝不是一个喜好奢侈的皇帝,他要求自己宠爱的妃子慎夫人,穿着短衣裙,裙裾不拖到地面上。他居住的卧室里,悬挂的帷帐也都没有刺绣装饰,又节省下大量的人工。这样形成宫廷风尚,推广到社会。

历代皇帝的一个巨大耗费是建造坟墓。汉文帝和所有的皇帝一样,一登基就照例建坟墓。但是他的见识比较高,下令他的“霸陵”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装饰物都是砖石的,陪葬的物品都采用陶器,禁止使用金、银、铜、锡。正因为如此,后来所有的盗墓贼都对霸陵失去了兴趣。

汉文帝对自己皇室宫廷采取如此紧缩政策,对于朝廷政务自然也要尽力压缩。当然百官的俸禄是不能减的,否则将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能够着手节俭的,只能尽力减少政务开销,首当其冲的就是军费。

汉文帝登基之初,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卫将军,统一指挥长安地区的驻军,号为“卫将军军”。次年,汉文帝认为军事形势已经缓解,宣布解散卫将军所属的军队,卫将军仍然设立,但是军队集群规模缩小,除留下小部分现役士兵外,大多数士兵退役复员,回家乡务农。

对于驻扎在各边疆的边防军,汉文帝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首先是依靠对外关系的改善,来缓和边境局势。同时在北方边境实行“灵活反应”战略,平时由军事化的各边郡防御匈奴小规模的侵扰,仅在匈奴大举入侵时,朝廷再出动野战军。运用这种“灵活反应”防御战略,大大节省了动员常备军的费用,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朝廷积蓄实力争取了时间。

开放铸钱

汉文帝当然不可能接受过经济学的教育训练,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在代国时是否观察过商人的经营运作。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从他当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有限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观察,我们今天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在汉文帝登基后的第五年四月,汉文帝宣布了一条意义深远的法令:“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也就是说开放钱币铸造权,另外改变货币形制,将秦始皇以来的“半两钱”改为“四铢钱”。

在秦国及秦代时期,铸币发行权由朝廷垄断。秦始皇建立起后人称之为“黄金铜钱并行本位”的货币制度。黄金、铜钱都可以起到货币的五大职能,不过黄金为“上币”,以“鎰”(20两)为单位,主要起支付(如皇帝的赏赐)、重大财产的价值尺度和贮存作用;铜钱为“下币”,主要起流通作用。铜钱的形制统一为外圆内方的圜钱,重半两(当时以24铢为一两),铜钱上的铭文也是“半两”。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一制度,只是将黄金的单位从“鎰”改为“斤”(16两)。不过由于经济衰败,朝廷发行的货币有限。铜钱减重现象严重,市面上流通的半两钱大多经过剪凿,方孔越掏越大,圆廓越剪越小,形同“榆荚”,号为“荚钱”,重量根本不到半两,往往只有四五铢重量。剪凿下来的铜都化作了民间盗铸的“私钱”。

按照当时的法律,货币犯罪处罚极重。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封诊式”(司法文书格式样本),有一条关于告发、逮捕盗铸铜钱罪犯的“爰书”(司法笔录):某里两位士伍抓获了两个盗铸铜钱的男子,缴获了110个新盗铸的铜钱、两组铸钱的模具,到官府来报告。虽然没有看到具体的判罪的法条,但从抓获的记录来看,这类犯罪属于重点打击对象。

按照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的《钱律》,铜钱有磨损剪凿痕迹,只要能够看得出文字的、不是铅锡质的;黄金不是纯正的,仍然要流通,有借口拒收的,要“罚金四两”。故意销毁铜钱为铜器的,要按照重量计算为赃,以盗窃罪处罚。伪造黄金的,“黥为城旦舂”。盗铸铜钱的,要“弃市”(死刑)。帮助他人盗铸以及发行私铸钱的,都按照盗铸处罚。能够抓捕一个盗铸钱罪犯的,“予爵一级”。

现在汉文帝把这一整套法律全部废除,民间只要能够按照政府规定的铜钱形制、质地进行铸造,就是合法的货币,允许流通使用。而且铜钱的重量一举降低到民间实际流通中的“私钱”重量,却仍然维持“半两”的虚名,确认货币贬值三分之二。但是仍然严禁以铅、锡等金属铸造劣质货币,违者要处以毁容的“黥刑”。

这是非同小可的重大变革。它牵涉到国家控制的矿山要同步向民间开放,民间的交易完全依赖市场规律调节,支付结算完全依靠双方认定的货币媒介,政府不再干涉。可这是否是汉文帝深思熟虑、与廷臣周密讨论后采取的政策?在现在能够看到的史书里居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相反,倒是留下了贾谊、贾山极力劝阻汉文帝采取这一政策的一些言论。

贾谊认为:禁止发行劣质货币的刑罚虽然很重,可是面对丰厚的利润,铸造发行货币的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以身犯法。他说过去禁止民间私铸时,有的严重的县份每年会有上百起盗铸案件,牵连到上千人,现在放纵自铸就好比是悬挂法律来诱使百姓,使百姓坠入陷阱。另外,他以为百姓私铸后,各地的铜钱有轻有重,交易时或者要贴、或者是减,会使市场混乱,官府没有办法可以应对或者加以引导。他还以为放纵百姓私铸铜钱,农民就会不去耕种而去开矿,减少粮食生产,种地的好人越来越少,经营商业的奸民越来越多。不过他也说,如果立即禁止私铸也不妥当,会伤害民众。所以关键是用铜做货币这件事本身就是大错,应该把全国的铜都收禁,不让流通。

很奇怪的是,汉文帝虽然一向很佩服贾谊的才学,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几乎把贾谊这长篇大论放在一边,置之不理。

贾山的反对理由是:“铜钱,不是可以使用的器物,是用来转换富贵的。而富贵这件事,应该是人主操作的把柄,让百姓来铸钱,就是让百姓和人主共操权柄,不可长也。”这样高度政治化的、从皇帝权力高度立论的劝告,也没有能够打动汉文帝。相反汉文帝还认为他的意见过于“激切”,只是出于开言路的原则,才没有给他加一个罪名。

由于从现有的极其有限的记载来看,贾谊、贾山都没有说汉文帝放纵私铸是受了谁的欺骗,史籍的记载也没有说当时究竟是哪个谋士为汉文帝出了这个主意,我们只能相信这个政策是汉文帝自己的,是出于他自己的“圣心独断”。

有选择的先富者

能够从这个改革政策中得到好处的,显然应该是商人。商人有了自行铸币权利,可以自由投资手工业和商业,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又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过这样的推论是有问题的,在当时的环境里,并没有同等的“求富”起跑点。史书里记载的最著名的铜钱发行者,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就是那个弃国而逃的第一位代王刘喜的儿子)吴王刘濞,另一个是汉文帝的“佞幸”、“弄臣”邓通,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

刘濞控制着今天长江中下游的广大领域,在豫章有铜山。汉文帝废除盗铸罪后,刘濞组织了大规模的矿山开发,并且“即山铸钱”,招引各地的盲流到吴国来从事手工业,就在矿山附近建立起铸钱的工场,大量发行铜钱。

邓通,是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原来是个宫廷里划船的奴隶“黄头郎”。只因为有一次汉文帝做梦登天,梦见有一个黄头郎在自己身后推了一把。结果后来在宫廷坐船时见到邓通,与梦中的黄头郎形象一样。把他叫过来一问,名字正好又是邓通,不正是“登而通天”的吉兆吗?从此把邓通带在身边,宠信无比,直到把邓通提拔为“太中大夫”。

后来汉文帝请了人给邓通相面,那相面的说邓通生来穷命,将来是要饿死的。汉文帝很不高兴,说:“能让邓通富的不就是我吗,怎么可能贫穷?”于是索性将蜀郡严道(今四川蓥经)的铜山赐予邓通,让邓通承包开发,发行铜钱,号为“邓氏钱”。

发展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障碍:战国时代保留下来的重重关卡。秦汉时出于过去各国割据、军事对峙的传统,人员物资不能在各地区间自由通行,只有持朝廷发放的证件“传”才可以过关。汉文帝在当政的第十二年,宣布撤销全国所有的关卡,过关不再需要通行证件,所谓“除关无用传”,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

汉文帝对于自由经济的热爱一直维持到了他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在他死前一年,他还进一步放松对于社会经济的管制政策:规定各地诸侯停止每年的上贡,开放各地的皇室园林,允许百姓进入园林;进一步缩减宫廷服役人员的数额以及宫廷的开支;发放赈济贫民的粮食;甚至明确规定可以买卖爵位。

社会经济的恢复

一般都认为,汉文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表现在农业方面,除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薑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随着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的出现,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也形成了地区分布的特征,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越、楚之地,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渤海与碣石这些地区,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巴蜀地区,“亦沃野,地饶巵、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些不同地区产品特色的形成,一般都认为萌始于文帝时期。

由于各地区桑麻种植与养蚕业的盛行,就为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仅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纺织品来说,就有绢、纱、绮、锦、刺绣与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在这些丝麻织品之上,还饰以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人物等花纹,其色彩之鲜艳,织、绣之精美,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说明西汉前期的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

同样,“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汉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直接导致了西汉前期冶铁与铸币业的发展,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工商业兴盛发达。

法制改革与“轻徭薄赋”是汉文帝施行“仁政”的两大举措。“仁政”的推行,大大改善了皇帝与民众的关系。不过在一个不知道投票选举为何物的社会,争取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意义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般大,实际上所谓民心的向背,在未取得统治权力以前是进行战争动员的阻力大小问题,在已取得政权的前提下就成为间接的、防止民众支持反叛力量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转移民间不满情绪——由针对皇帝转向针对官员的手段。民心并非是支持皇朝及皇权的直接的力量,皇权所需要的,是要在已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格局里进行“掺沙子”,将下层社会集团的一些人提升到高层,来平抑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防止这些集团势力过大,以至于威胁到皇权。

上文已经提到,汉文帝曾通过连环计将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周勃变相放逐,并收回长期被功臣集团掌握的军事指挥权。他将自己的代国带来的臣子一举提拔到九卿的地位,又将封了侯爵的功臣大多赶到封地去养老,他是否认为已经足够了?是否还需要更多的符合他要求的“沙子”来掺到朝廷中去?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5年第6期 总第213期